粤港澳创意文化共同体

我在上海出生，但对上海没有记忆，记忆可说是从香港开始的。我从童年到成年都在香港，这里要感谢来自番禺的家佣和小时候看的黑白粤语片，让我对广东文化感到特别亲切。

今天的题目是珠三角的文化想象。

让我先谈一个有趣的对照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珠三角两个主要城市广州与香港的文化关系。

19世纪中，上海如20年前的深圳，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当时上海属于吴语文化的地区，而吴语文化的中心却是在苏州。写上海的小说《海上花列传》用的并不是那时候已经成形的上海方言，而是标准吴语，可见一斑。

19世纪70年代光绪早年，对外通商才有20多年历史的上海，突然吹起了北京热，京货、京装流行一时。带动这股热潮的是一种杂戏，从徽班进北京60年后算起，真正成形也才只有20多年历史，原来叫二黄、西皮、皮黄，甚至被贬称乱弹，名称上尚未能统一，倒是上海人把这种“文武昆乱不挡”的花雅交杂戏曲统称“京戏”，有“沪人趋之若狂”之说，连长三书寓堂子的高级校书要找情人，据说也首选京戏戏子。

京班代替了的姑苏文班昆曲，上海人宁听二黄不听弹词。

美国学者戴沙迪说这是上海向苏州发出的文化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自己文化身份的上海接受了地域主流的吴文化、清朝中央的京文化，加上进口的洋文化，经过竞争与交易——交是交杂，易是变易——而编出了自己的文化组合。

有一个关键是：没文化的上海成了经济中心后，不只成为文化的主要消费城市，到了20世纪初几乎全国文化更要通过上海才能再呈现再发散，因为上海成了书籍、报刊、电影、音乐的生产和发行流通的城市。经济崛起，文化身份更显著、文化认同更确定，上海成了全国文化中心。

上海和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是不断变更的，京剧的演变恰恰最能说明。

首先是同治死后两三年的光绪年间，中央政府禁止演戏。演京戏的只能到上海租界谋生，自此上海成了京剧的主要消费市场，清末在京“好脚仅仅够吃饭，次等脚连生活都不够”，故必“视海上为外府”，所谓“到上海唱红了，才算真红”。梅兰芳在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上海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梅兰芳自上海返北京后，1915年起开创了“新式古装戏”，成为“京戏里一个大波澜”（欧阳予倩语），可见与当时在京的老式京剧有点紧张，也是上海报端最早界定这股新风为“梅派”。

1927年后中央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有记载：“北平繁华一落千丈，堂会大见减少，名伶们赚钱，只有靠出门跑外码头了……名伶去一次天津，能吃半年，去一次上海，能吃一年。”

当然，热爱京戏的上海，自然自己也在发展京戏。开始的时候是地位较低的所谓南派京戏，然后因为出现优秀的人才，例如麒麟童周信芳，综合了更多中西舞台手法，同时对北京的大师尊崇有加，交杂变易而自成一家所谓整体戏剧，即海派京剧中的麒派，吸引了更平民化的受众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到1949年后，中央政府设在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随政治回到北京。京剧中心也如此，有所谓50年代以来海派京剧萎缩及向京派皈依之说，这又是后话。

上海和京剧的故事说明什么？大概有三加一个观点：第一，文化的中心是转移不定的；第二，文化身份不是古已有之恒久不变的，而是演变建构出来的、交杂变易出来的，是要不断被重新想象、重新界定的，上海文化如是，北京文化亦如是；第三，文化中心的地位和文化的身份都受到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影响，经济中心一般都是文化消费中心，往往更是文化生产和散发的中心。一个观点是：出色人才、奇人异士如梅、周，有助于创造历史时势。

用上述三加一个观点对照广州与香港，可看出类似转折。广州是历史名城，16世纪开始与西方贸易，香港开埠之前，已是成熟华南重镇；而香港，在割让后仍有英国殖民者认为香港弃之不可惜，但不久到了1876年，中文评论已有所谓“自香港兴而四大镇逊”之说，接下来的一句是“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有英文报道上海英商自认为高香港英商一等，而许多香港的英资去了上海设公司，并都以上海业务为重。相信香港到1949年前经济地位并未超过上海。但香港华人的文化，一贯与广东关系密切，广府、潮汕、客家等三大主要广东文化深入香港民间，粤剧团自称省港戏班，以珠三角南北两城为定位。省港文化一体的想象在20世纪民国时期相当强，大致省在港之前，省府广州在文化上较为强势。抗战开始则文人一度集港，直至太平洋战争止，为时很短。

变化出现在1949年后，省港一体想象虽没中断但已减弱，香港渐自成地区的经济中心，并且是文化生产的中心，连粤剧以至岭南画派都要以港、澳为庇护港。譬如岭南画派的主要宗师高剑父就于1949年移居澳门并在1951年逝世。

1949年后香港的文化，在原有传统文化特别是广东地域文化、英语殖民文化、以京沪穗为中心的当代国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基础上，加上“二战”后进口的跨国文化，渐渐交杂变易出自己的特色。例如，很有文化身份代表性的香港粤语流行曲，就可能是用了日本美国原创歌曲，加上香港的编曲、歌词、歌手，甚至配中国乐器演奏，是交杂变易然后自成风格，被称为canto pop （粤语流行音乐）。

到了改革开放，颇长的一段时期，香港流行曲、电影、电视剧雄霸邻近地区。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节目，一度占珠三角地区九成的收视率。但广州及珠三角经济力量随改革开放浪头而起，部分当地文化产业也有出色表现，现在香港电视台在那边的收视率只占50% ，虽仍然强势，但不容否认长期是在滑落，慢慢又回到两个中心的局面。

可见每隔一段时期，广州和香港也都要被重新想象、重新表述。现在又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因为两者都感到焦虑：香江动人的旧故事已说完，新故事尚编不成章；广州作为得风气之先的改革先锋故事也快变成陈腔滥调，深圳更有“谁抛弃了深圳”之说。香港、广州、深圳都在问，下一章令人振奋的情节将是什么？其中一个有潜力的框架就是可以连起穗港澳鹏城的珠三角、大珠三角以至泛珠三角，或我下文主张的粤港澳。

今日珠三角几乎是连绵都会区，令人有了去建立一个地域共同想象的冲动。暂时，珠三角给大家的只是一个经济区域的想象，内含行政统筹区域的可能。对它的文化想象仍是有待建构的。一个区域可以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让人有文化想象吗？我想或许是可以的，譬如美国硅谷，是一个产业区域和松散行政邻区的统称，也可生成自己的文化，引起世人的想象。

有一点要提出，如果硅谷有中心城市的话，应是指地理上在硅谷北端的旧金山。硅谷文化身份再强，也不可能掩盖旧金山鲜明的身份，很明显两种身份（地域城市与中心城市）可以长期并存。当我们说珠三角文化时，不一定要消减香港、广州、澳门的文化身份。当珠三角成了新故事主题，香港、广州、澳门仍然要有自己的故事，其中澳门似乎最可独沽一味地决断自己的新故事如何开头，如何经营自己的城市品牌。

凑巧硅谷除了北面的旧金山外，在南端也有个以硅谷首府自居的圣何塞, 但是圣何塞虽然很努力地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建体育馆、剧院、博物馆，可是与旧金山究竟有很大差距，许多硅谷人只为了看球赛、修车才去圣何塞。圣何塞大不了是一个嘉年华式的旅游城市。

一个经济区域可以有两个或更多文化中心城市吗？我想没有说一定可以或不可以，以省港的共享文化和紧密的过去及眼前各有优势，问题恐怕不是这两个文化中心能否并存，而是如何合作互补。

如果我们转换一些符号，再扩大一点想象范围，省港的省不是指省城广州而是全广东省，用现在的说法是粤港澳。粤港澳，小于华南、岭南、泛珠三角、两广的说法，但超过了大珠三角。用粤港澳来包住珠三角，我们又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因为更有文化底蕴、历史共享性，并有现存成熟行政区分。

为什么不各自为政，而要在这时候去谈粤港澳一体的文化想象？要知道这样一个地区，人口相当于两个韩国，多过英法德任何一国。国内生产总值是长三角的两倍半，整体而言是中国最接近发达的地区，深圳预估2020年人均收入两万美元。这地区这时候不能只局限于世界工厂、前店后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些纯经济论述。这时候，制造业要升级，服务业要提高附加价值，消费要增加内需讲究质量，居民要求改善生活，人民亦会对权利有所期待。这样的地区正要进入一种知识经济甚至体验经济，要重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就是说经济成长固然非常重要，但以经济发展来说，也不能只有过往的单纯经济思维，要注入文化价值考虑，把广义的创意提上日程，来发动新想象，或叫新愿景。用这次“广州三年展”的关键词，是别样的（beyond）想象，别样的单线经济想象，去想象别样。就算是经济想象，也应多强调这地区是欢迎外来人才，人人有机会出人头地的移民创业地区，这类已经有现实社会基础的经济想象。

另外，粤港澳现阶段应该认真地提出的别样想象至少包括：

一、可持续生态共同体的想象，而不只是世界工厂、前店后厂，我们是一个生态共同体，因为污染无边界。

二、宜居优质生活共同体的想象，要安居乐业，要出入平安，要路路畅通，要安全高质的当地新鲜食物，不要毒菜毒鱼、伪劣商品，不要无节制地向郊野蔓延的土地开发、低质建筑。

三、和谐公正公民共同体的想象，要社会保障、法治善治，而不是贪污腐败和贫富两极化。

四、创意文化共同体的想象。这点很有前瞻性，很有企图心，是说韩国可以做到的，我们粤港澳地区已足可以做到，不用劳烦惊动整个中国。如果能理顺粤港澳的文化创意产业体制、政策、产业链，给点时间，我们粤港澳以地域的实力就可以做出等同一个韩国、英国或法国那些在国族名义下的创意产业。不过，关键在粤港澳本身先要形成一个创意文化共同体。

在经济区域化之后，文化的区域化可以抢先于区域行政制度的出现。

一个区域成了文化生产中心后，会在交杂变易中促生自己地方的特色文化身份与认同。

我在这里再多讲一讲创意产业，以作为结束的建议：我曾写过粤港创意产业的潜在合作空间，具体不多说了，总而言之两地互补处甚多。

但正如中国许多事情，需要政策的支持，我要强调的是粤港文化创意产业是可以将饼做大的，既可巩固区域内市场，兼顾国内市场，又可延伸至出口市场。但这里的关键在广东，在于广东的体制与政策，是否依科学发展规律办事。要做到这点，背后需要中央政府继续一个行之有年、证实有奇效的做法，就是以广东为试点，给广东特殊政策，让广东做文化创意产业的改革先锋。粤港政府应共同携手，说服中央，撤除粤港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边防，促成粤港文化创意企业、资金、人才、产业链、内容、市场的畅通以至一体化，以发挥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强强联手这些竞争优势。

同时，从事文化工作的粤港澳奇人异士，可开始试试为自己多开辟一个想象空间，绘制一张别样的文化心智地图，认领一种超前的文化身份，缩小地缘与行政障碍造成的心理距离，以期在竞争、交杂、变易中建构一个粤港澳创意文化的共同体。

（广州三年展，“Beyond交易场域：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想象”研讨会，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