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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创意文化共同体
我在上海出生,但对上海没有记忆,记忆可说是从香港开始的。我从童年到成年都在香港,这里要感谢来自番禺的家佣和小时候看的黑白粤语片,让我对广东文化感到特别亲切。
今天的题目是珠三角的文化想象。
让我先谈一个有趣的对照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珠三角两个主要城市广州与香港的文化关系。
19世纪中,上海如20年前的深圳,没有自己的文化身份。当时上海属于吴语文化的地区,而吴语文化的中心却是在苏州。写上海的小说《海上花列传》用的并不是那时候已经成形的上海方言,而是标准吴语,可见一斑。
19世纪70年代光绪早年,对外通商才有20多年历史的上海,突然吹起了北京热,京货、京装流行一时。带动这股热潮的是一种杂戏,从徽班进北京60年后算起,真正成形也才只有20多年历史,原来叫二黄、西皮、皮黄,甚至被贬称乱弹,名称上尚未能统一,倒是上海人把这种“文武昆乱不挡”的花雅交杂戏曲统称“京戏”,有“沪人趋之若狂”之说,连长三书寓堂子的高级校书要找情人,据说也首选京戏戏子。
京班代替了的姑苏文班昆曲,上海人宁听二黄不听弹词。
美国学者戴沙迪说这是上海向苏州发出的文化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自己文化身份的上海接受了地域主流的吴文化、清朝中央的京文化,加上进口的洋文化,经过竞争与交易——交是交杂,易是变易——而编出了自己的文化组合。
有一个关键是:没文化的上海成了经济中心后,不只成为文化的主要消费城市,到了20世纪初几乎全国文化更要通过上海才能再呈现再发散,因为上海成了书籍、报刊、电影、音乐的生产和发行流通的城市。经济崛起,文化身份更显著、文化认同更确定,上海成了全国文化中心。
上海和北京的文化中心地位是不断变更的,京剧的演变恰恰最能说明。
首先是同治死后两三年的光绪年间,中央政府禁止演戏。演京戏的只能到上海租界谋生,自此上海成了京剧的主要消费市场,清末在京“好脚仅仅够吃饭,次等脚连生活都不够”,故必“视海上为外府”,所谓“到上海唱红了,才算真红”。梅兰芳在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我第一次到上海表演,是我一生在戏剧方面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上海舞台上的一切都在进化,已经开始冲着新的方向迈步朝前走了。”梅兰芳自上海返北京后,1915年起开创了“新式古装戏”,成为“京戏里一个大波澜”(欧阳予倩语),可见与当时在京的老式京剧有点紧张,也是上海报端最早界定这股新风为“梅派”。
1927年后中央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名北平,有记载:“北平繁华一落千丈,堂会大见减少,名伶们赚钱,只有靠出门跑外码头了……名伶去一次天津,能吃半年,去一次上海,能吃一年。”
当然,热爱京戏的上海,自然自己也在发展京戏。开始的时候是地位较低的所谓南派京戏,然后因为出现优秀的人才,例如麒麟童周信芳,综合了更多中西舞台手法,同时对北京的大师尊崇有加,交杂变易而自成一家所谓整体戏剧,即海派京剧中的麒派,吸引了更平民化的受众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到1949年后,中央政府设在北京,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随政治回到北京。京剧中心也如此,有所谓50年代以来海派京剧萎缩及向京派皈依之说,这又是后话。
上海和京剧的故事说明什么?大概有三加一个观点:第一,文化的中心是转移不定的;第二,文化身份不是古已有之恒久不变的,而是演变建构出来的、交杂变易出来的,是要不断被重新想象、重新界定的,上海文化如是,北京文化亦如是;第三,文化中心的地位和文化的身份都受到政治和经济实力的影响,经济中心一般都是文化消费中心,往往更是文化生产和散发的中心。一个观点是:出色人才、奇人异士如梅、周,有助于创造历史时势。
用上述三加一个观点对照广州与香港,可看出类似转折。广州是历史名城,16世纪开始与西方贸易,香港开埠之前,已是成熟华南重镇;而香港,在割让后仍有英国殖民者认为香港弃之不可惜,但不久到了1876年,中文评论已有所谓“自香港兴而四大镇逊”之说,接下来的一句是“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有英文报道上海英商自认为高香港英商一等,而许多香港的英资去了上海设公司,并都以上海业务为重。相信香港到1949年前经济地位并未超过上海。但香港华人的文化,一贯与广东关系密切,广府、潮汕、客家等三大主要广东文化深入香港民间,粤剧团自称省港戏班,以珠三角南北两城为定位。省港文化一体的想象在20世纪民国时期相当强,大致省在港之前,省府广州在文化上较为强势。抗战开始则文人一度集港,直至太平洋战争止,为时很短。
变化出现在1949年后,省港一体想象虽没中断但已减弱,香港渐自成地区的经济中心,并且是文化生产的中心,连粤剧以至岭南画派都要以港、澳为庇护港。譬如岭南画派的主要宗师高剑父就于1949年移居澳门并在1951年逝世。
1949年后香港的文化,在原有传统文化特别是广东地域文化、英语殖民文化、以京沪穗为中心的当代国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等基础上,加上“二战”后进口的跨国文化,渐渐交杂变易出自己的特色。例如,很有文化身份代表性的香港粤语流行曲,就可能是用了日本美国原创歌曲,加上香港的编曲、歌词、歌手,甚至配中国乐器演奏,是交杂变易然后自成风格,被称为canto pop (粤语流行音乐)。
到了改革开放,颇长的一段时期,香港流行曲、电影、电视剧雄霸邻近地区。香港无线电视台的节目,一度占珠三角地区九成的收视率。但广州及珠三角经济力量随改革开放浪头而起,部分当地文化产业也有出色表现,现在香港电视台在那边的收视率只占50% ,虽仍然强势,但不容否认长期是在滑落,慢慢又回到两个中心的局面。
可见每隔一段时期,广州和香港也都要被重新想象、重新表述。现在又到了这样一个时候,因为两者都感到焦虑:香江动人的旧故事已说完,新故事尚编不成章;广州作为得风气之先的改革先锋故事也快变成陈腔滥调,深圳更有“谁抛弃了深圳”之说。香港、广州、深圳都在问,下一章令人振奋的情节将是什么?其中一个有潜力的框架就是可以连起穗港澳鹏城的珠三角、大珠三角以至泛珠三角,或我下文主张的粤港澳。
今日珠三角几乎是连绵都会区,令人有了去建立一个地域共同想象的冲动。暂时,珠三角给大家的只是一个经济区域的想象,内含行政统筹区域的可能。对它的文化想象仍是有待建构的。一个区域可以有自己的文化身份,让人有文化想象吗?我想或许是可以的,譬如美国硅谷,是一个产业区域和松散行政邻区的统称,也可生成自己的文化,引起世人的想象。
有一点要提出,如果硅谷有中心城市的话,应是指地理上在硅谷北端的旧金山。硅谷文化身份再强,也不可能掩盖旧金山鲜明的身份,很明显两种身份(地域城市与中心城市)可以长期并存。当我们说珠三角文化时,不一定要消减香港、广州、澳门的文化身份。当珠三角成了新故事主题,香港、广州、澳门仍然要有自己的故事,其中澳门似乎最可独沽一味地决断自己的新故事如何开头,如何经营自己的城市品牌。
凑巧硅谷除了北面的旧金山外,在南端也有个以硅谷首府自居的圣何塞, 但是圣何塞虽然很努力地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建体育馆、剧院、博物馆,可是与旧金山究竟有很大差距,许多硅谷人只为了看球赛、修车才去圣何塞。圣何塞大不了是一个嘉年华式的旅游城市。
一个经济区域可以有两个或更多文化中心城市吗?我想没有说一定可以或不可以,以省港的共享文化和紧密的过去及眼前各有优势,问题恐怕不是这两个文化中心能否并存,而是如何合作互补。
如果我们转换一些符号,再扩大一点想象范围,省港的省不是指省城广州而是全广东省,用现在的说法是粤港澳。粤港澳,小于华南、岭南、泛珠三角、两广的说法,但超过了大珠三角。用粤港澳来包住珠三角,我们又有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因为更有文化底蕴、历史共享性,并有现存成熟行政区分。
为什么不各自为政,而要在这时候去谈粤港澳一体的文化想象?要知道这样一个地区,人口相当于两个韩国,多过英法德任何一国。国内生产总值是长三角的两倍半,整体而言是中国最接近发达的地区,深圳预估2020年人均收入两万美元。这地区这时候不能只局限于世界工厂、前店后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这些纯经济论述。这时候,制造业要升级,服务业要提高附加价值,消费要增加内需讲究质量,居民要求改善生活,人民亦会对权利有所期待。这样的地区正要进入一种知识经济甚至体验经济,要重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就是说经济成长固然非常重要,但以经济发展来说,也不能只有过往的单纯经济思维,要注入文化价值考虑,把广义的创意提上日程,来发动新想象,或叫新愿景。用这次“广州三年展”的关键词,是别样的(beyond)想象,别样的单线经济想象,去想象别样。就算是经济想象,也应多强调这地区是欢迎外来人才,人人有机会出人头地的移民创业地区,这类已经有现实社会基础的经济想象。
另外,粤港澳现阶段应该认真地提出的别样想象至少包括:
一、可持续生态共同体的想象,而不只是世界工厂、前店后厂,我们是一个生态共同体,因为污染无边界。
二、宜居优质生活共同体的想象,要安居乐业,要出入平安,要路路畅通,要安全高质的当地新鲜食物,不要毒菜毒鱼、伪劣商品,不要无节制地向郊野蔓延的土地开发、低质建筑。
三、和谐公正公民共同体的想象,要社会保障、法治善治,而不是贪污腐败和贫富两极化。
四、创意文化共同体的想象。这点很有前瞻性,很有企图心,是说韩国可以做到的,我们粤港澳地区已足可以做到,不用劳烦惊动整个中国。如果能理顺粤港澳的文化创意产业体制、政策、产业链,给点时间,我们粤港澳以地域的实力就可以做出等同一个韩国、英国或法国那些在国族名义下的创意产业。不过,关键在粤港澳本身先要形成一个创意文化共同体。
在经济区域化之后,文化的区域化可以抢先于区域行政制度的出现。
一个区域成了文化生产中心后,会在交杂变易中促生自己地方的特色文化身份与认同。
我在这里再多讲一讲创意产业,以作为结束的建议:我曾写过粤港创意产业的潜在合作空间,具体不多说了,总而言之两地互补处甚多。
但正如中国许多事情,需要政策的支持,我要强调的是粤港文化创意产业是可以将饼做大的,既可巩固区域内市场,兼顾国内市场,又可延伸至出口市场。但这里的关键在广东,在于广东的体制与政策,是否依科学发展规律办事。要做到这点,背后需要中央政府继续一个行之有年、证实有奇效的做法,就是以广东为试点,给广东特殊政策,让广东做文化创意产业的改革先锋。粤港政府应共同携手,说服中央,撤除粤港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边防,促成粤港文化创意企业、资金、人才、产业链、内容、市场的畅通以至一体化,以发挥规模效应、聚集效应、强强联手这些竞争优势。
同时,从事文化工作的粤港澳奇人异士,可开始试试为自己多开辟一个想象空间,绘制一张别样的文化心智地图,认领一种超前的文化身份,缩小地缘与行政障碍造成的心理距离,以期在竞争、交杂、变易中建构一个粤港澳创意文化的共同体。
(广州三年展,“Beyond交易场域: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想象”研讨会,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