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雅各布斯的城市

城市不是好东西，这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见解，可以追溯至《旧约圣经》以伊甸园为世上乐土而以富裕的索多玛与蛾摩拉城为淫恶之渊。这种反城市的意识，工业革命后随着当代大城市的出现愈演愈烈，贯穿西方近代和现代文学、社会学以至城市规划理念，直到最近四五十年才逐渐扭转过来。如果以一个人来象征这场心态的巨变，我提名美国人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一个没有什么学历，不曾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市民，凭着常识与良好的判断，加上勇气、毅力与生花妙笔，站在居民的立场，像大卫挑战巨人，揭露有权有势的规划者的皇帝新衣。一士谔谔，颠覆了几乎所有近代的规划教条，促成对城市理解的典范转移，还移风易俗孕育了新一代的城市人如我们，让我们现在敢公然说：大城市可以是好的，城市生活可以是好的。

雅各布斯1934年中学毕业后，由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一个矿区搬到纽约布鲁克林投靠她姐姐，多方找工作之余到处乱逛。她偶尔走进格林尼治村，很直觉地喜欢那个充满工艺商店的小区，遂和姐姐搬到那里，在一家糖果厂任秘书，并开始自由投搞。后又在一份建筑行业杂志社找了差事，报道城市规划，工余写书，兼参加居民组织反对“更新”格林尼治村，并曾因此被抓。没想到铆上的是权倾一时、当时被誉为全美国最伟大建造家的公共建设“沙皇”罗伯特·摩西

（Robert Moses），后者正密锣紧鼓要建高速公路穿过曼哈顿下城。若计划得逞，就没有了我们今天知道的格林尼治村、华盛顿广场、唐人街、苏荷。雅各布斯等当地居民与跋扈的摩西持续抗争多年，终在1964年成功迫使纽约政府放弃拆城建路计划。这意味着以摩西为代表——政令由上而下、以照顾私人汽车为优先、以公路工程主导城市布局——的年代的逐步终结，也是一个崭新城市建设理念、风气和斗争的开始，虽一时间停止不了北美部分传统城市的崩解，却为一些旧城区的延续和复苏留下种子和愿景。雅各布斯还把所见所思写在她1961年的处女作《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内，生动地利用实例道出一个城市之所以成为好城市的秘密：小街区、高密度、功能混合、不同年龄的建筑物并存、保持街头热闹、减少沉闷地带，甚至不要乱建面积过大的公园。如此简单却如此有理，让人茅塞顿开，在北美和英国引起极大反响。没有这本书开路，很难想象最近20年北美一些大城市如何能起死回生，所以这本书堪称为影响城市规划的第一书。

当然，许多当年以至今天的学院派、规划者和发展商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当时有位对城市素有研究的出色作家叫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眼见该书所向披靡，忍了一年气才在《纽约客》杂志上讥讽地说：雅各布斯大妈用家庭药方对治城市癌症。芒福德远没见识到往后这个家庭药方的威力。作为城市史家的芒福德，自己也正在苦思现代人群居的理想形态。他与大部分同代知识分子一样，不喜欢大城市，主张在郊外建立精心规划的小城，思想根源来自分散人口的区域主义与19世纪末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所倡导的田园城。

霍华德本身也是个有意志力的业余远见者。他归纳了19世纪最后20年的众多主张，包括离开折磨人的工业大城市，回归田园，集体认购郊野荒地，有计划地自建小城，让居所与耕地、大自然水乳交融，将克鲁泡特金式的无政府主义者自力更生、自愿合作、自我管理的乌托邦理想付诸实践，从改革社会的激情、浪漫美学的想象和回归田园的潜意识层面打动人，激活了不少英国和北美追随者去尝试筹建田园城。这些想法虽多以失败告终，至今仍让不少发展商、建筑师和规划师激动不已。只是历史弄人，激进的田园城美好意愿在驯化后，成了郊外富人绿化小区的招徕。更讽刺的是，在北美变形促生了低密度亚市区住宅群，特别是50年代后由发展商拉维特普及化的、相对平价的郊外小洋房小区，所谓利维特城（Levit town），全面启动了北美的亚市区蔓延。

芒福德所处的美国是反城市意识的沃土，自拓荒野宅地是美国个人主义和建国迷思的一个主题，而城市向来不乏批评者却鲜有辩护者，无论是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杰斐逊、哈定、柯立芝等政治领袖，厄普顿等现实主义小说家，还是“耙污”新闻工作者，皆对城市投不信任票。至于当时代表美国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更以实证研究强化这种贬抑大城市的取向。芝加哥学派师承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而西美尔以他1903年的《大都会与心智生活》等著名文章奠定了空间社会学里对当代大城市的批判态度，虽然西美尔其实并没有如另一个影响芝加哥学派至深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那么一面倒地仇视大城市。囿于这样铺天盖地反城市的时代氛围，饱学但厌恶工业城市的芒福德，虽有很多好想法，大方向却一直转不过来。年迈时他知道田园城理想难以实现，更接受不了亚市区无节制的蔓延，但始终未能对症下药。

用一个跳跃的比喻：如果说芒福德像以写小说《子夜》来批判上海大都会的中国作家茅盾，雅各布斯则像是以庸俗对抗当代、以参差美学包容上海小市民的张爱玲。

现在，我们知道低密度亚市区不见得就是安乐乡，而高密度大城市所提供的生活选择是难以替代的。大城市里有些雅各布斯式的街区，可能更适合现代人聚居的需求与欲望。

回头再说雅各布斯。她当时的对手包括几乎所有在城市问题上有话语权的人，如名重一时、主张田园小洋房“广亩城”的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主张人口分散的区域主义者如帕特里克·盖迪斯（Patrick Geddes）和田园城乌托邦分子——虽然霍华德认为他以6 000英亩土地、3.2万人为目标的田园城是在集中而不是在分散人口。

只是，雅各布斯必须左右开弓反击的敌人，还不只是上述各类反大城市分子，更有两种对城市具备同样凶猛杀伤力、似是而非的强势规划理念：城市美丽运动与现代主义。城市美丽运动挟美化、更新、改造、重建之名拆掉混杂旧城区，代之以辉煌的建筑、景观、广场，突显着富贵与荣耀，是好大喜功执政者——包括希特勒和斯大林——所钟爱的城市理念；而现代主义的规划理念是源自抱负大、自我更大的欧洲先锋派建筑师，眼睛看着未来，口头念着新社会新人类，却误将未来等同机械式设计，以“由零开始”除旧布新代表进步，欲以包山包海但挂一漏万的宏大规划主宰人类群居的需求与欲望，却罔顾这种需求与欲望其实是参差的、小眉小眼的和多元的。现代派原教旨大法师勒·柯布西耶所主张的

“光辉城”（或译作“辐射城”），本来在原生地欧洲并没有被大规模实现，却在“二战”前后漂洋过海，到了印度、澳洲、南美洲以及文化精英崇欧成性的北美洲。在新大陆——特别是在美国重点大学有关学系内——找到近亲繁殖的乐土。平心而论，现代主义建筑有它革命性的意义，骤然改变了人类栖居的面貌，在解决高密度集居和技术经济效益方面来说都无可替代。有的现代建筑或许是功能上成立的、美学上有趣的，甚至可以是生活上圆融的，但是原教旨现代主义的城市观，如柯布西耶所倡导者，则是灾难性的。例证是他亲自在印度规划的昌迪加尔市，他的追随者所建的美国圣路易市普鲁易蒂– 伊戈廉租楼区，同路人所建的巴西首都巴西利亚。

芒福德、田园城分子与主张人口分散的区域主义者认为解决大城市问题的答案在城外，即放弃大城市，而城市美丽分子与柯布西耶式现代主义者则认为解决大城市问题的办法在城内，就是拆掉当代大城市，以让位给他们心目中的未来城。

这时候，小妇人雅各布斯逆风而起，挽狂澜于既倒，指出许多高密度、紧密型的当代大城市其实问题不大，既有的混杂城区甚至是挺好的。“在旧城表面的无序之下，是一种美妙的秩序”，一言兴城，惠及我们这些幸运儿，今天仍可以找到甚至住进雅各布斯式的城市或城区。这里，恳请不要把过度士绅化后的雅皮士小区，或新市区主义不足之处，或垃圾场不要在我家后园的心态，都怪在雅各布斯头上。她对这三个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她已经让我们懂得了怎么样的城市才算是好。现在轮到我们去争取、凝聚集体意志、在公共领域辩论、听证、游说、立法、规划、行动。

雅各布斯2006年4月在多伦多逝世，享年8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