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的特区论述：香港

歧义的香港论述

回归十多年，关于香港的一个最纠缠的论述命题依然可以用这句话来归结：“香港往何处去？”

为此，各种新旧论述试图解答、预告以至进一步诱发这个命题。本文则想说明，现存各种套路化的论述本身都很有局限。现实可以比论述更吊诡，各种概念性的隐喻和标签并不完全恰当，各种论述背后的价值取向亦不同，它们之间将互相争持、相互渗透但始终难以调和。引申而言，香港的不确定性将继续下去，香港存在的自主空间有限（但是有可为）。虽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两种制度并存，但是香港的自主性将越来越受制于内地，不过内地对香港——相对于中国对国际社会、中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行为也是受制约的。

本文将谈到大家熟知的套路化论述，包括发展主义、法治自由、现代化、阶级分析、管理主义、殖民地遗产、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等，以及较近期的特区例外论及各种香港本地的论述等。通过梳理这些对香港的不同观察角度——各种香港论述背后都有一套溢出香港范围和文本自身的通论性假设——本文将提出一些针对这些论述的想法。

殖民者的论述，从早期开始，帝国欲望、文明教化与法治的自由港皆被提出，渐渐固定在法治自由地区一说。虽然这些与100多年的现实并不完全吻合，但也有一定基础。“二战”后国共两政权都因为实际考虑——包括国内外政治和经济考虑——没有尽力要求收回殖民地，尤其是共产党，更提供了殖民地继续存在的意义和权宜政策。除了短暂的“文革”早期极“左”行为外，香港左派依从北京统一战线政策来论述香港，争取居民归心新中国，在内地则强调香港作为对外桥头堡的功能。对于1949年前后的南来者，香港是跳板、客居地、避风港、福地甚至天堂。冷战期间，美英带动的论述让香港自我理解为“自由世界”的一分子，但形式民主制度的建立却屡屡受阻——虽然香港知识分子的民主思想从没有间断。这个时期不少人已经把香港放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现代化框架内来理解，作为转口港、制造轻工业品的工业化地区、血汗工厂、现代化城市、购物天堂、中西交汇的时尚都会、自由市场经济、盛开的发展主义奇葩、非政府主导的东亚经济奇迹——四小龙之一。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更用新自由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个新兴金融中心、全球城市、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模范生。大约同期，中国作为香港主权国的观念被殖民宗主国明文肯定。中国对香港主权仍将大致属于“抽象的主权”，而且香港人维持现状的意愿与身份意识也在强化，香港的特殊性因而被主权国认可，进入了《基本法》， 落实为“一国两制”。

这些1997年之前的论述，至今很多还在不断地被重复生产，彼此之间本来已足以产生很大的张力与矛盾。不过，到20世纪80年代在主权国主导、很大一部分香港人认同之下，新操作共识得以达成——具体表现在《基本法》的“矛盾统一”思想上。但是，因为近年中国的崛起、全球经济的危机、思想界话语的更替、香港人主体性的复杂化，以前的这些论述或开始被重新演绎，或受到挑战，产生了新的论述可能，也因此产生了更大的张力。

本文试图指出，对香港较完整的论述既离不开全球化资本主义的论述和主权国家的论述，也缺不了本地人的本地论述。很明显，香港人的主体意识与对中国的认同意识在回归后都在加强，但“香港人”的主体性成分多元，本身是有歧义的，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况且，香港的本地论述其实不能只看本地，还得考虑全球化资本主义与主权国的关联性。

很多人认为，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经济上如此，政治上亦如此。虽说高度自治，香港往何处去不是香港人可以完全自决的，而是深受内地发展的影响，也要看中央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同时，中国在全球体系不同阶段扮演的角色，也将影响中央对香港的政策。

但这不表示香港没有自主的空间。很多评论都在探讨这个空间，最常见的是从经济角度找出路。在对香港的看法上，现代化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最新强调香港必须加入内地“十二五规划”的内地依赖论述都把香港问题放在内地与全球经济的范围来谈。这些同样是经济主义的思路，有三种不一样的侧重：一种认为必须让香港在经济上对内地有意义，让内地不能没有香港，以保香港的地位，避免被“撇账”；第二种主张香港应继续保持在世界经济链的重要位置，不能过度依赖内地，从而维持香港的经济活力；第三种认为香港经济主要靠中央给政策，两地必须融合，更要嵌入内地的五年规划。本文将提出一些经济以外的思考，因为只从经济角度考虑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低估了国家主权、维稳诉求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接受度的关联性，更往往照顾不到特区内部的政治动态与主体意识。可以说，本文比一般带经济倾向的评论，以及之前的现代化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论述，更注重主权与主体这两个方面。

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今日世界，有许多分别属于不同主权国的特区，香港只是其中或许较受关注的一个。每个特区与所属主权国的关系不尽相同，但特区的存在，或多或少都与主权、民族国家、族群、公民、人权、民主、宪政、法治、中央与地方这些好像自明的概念产生张力，而主权国也要对特区的存在做出解释、提出被认可的说法。

但是单纯的主权诉求是比较不能处理特区的主体意识的。如果特区本身有了主体意识、身份认同，而这种意识、认同与主权国的主体意识、身份认同就算有重叠但却有差异，主权国对待特区的治理策略也相应地需要调整。

至于源自福柯的现代性管治技术批判，加上受施米特及他的左翼“辩证追随者”启发，旨在挑战西方自由主义宪政的新自由主义特区例外论，虽强调东亚国家对国内空间及居民做出差序安排的主权能力、管治技术和发展主义安排，却忽视例外地区的主体性。

人类学家翁爱华在讨论亚洲国家的特区即新自由主义的例外地区的时候，视特区为主权国——本身往往原本不是新自由主义地区——对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式经济发展的权宜回应，忽略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对香港、澳门这样的特区的历史与政治考虑。

但是特区例外论却提醒了我们一点：国家的主权表述，在面向特区的时候，不论对内地还是对特区，事实上常常需要采用务实但妥协的说词，辅以宏大民族主义爱国修辞和选择性的历史挪用来合理化特区的存在。

除了民主论述与香港本地的文化主体论述外，其他论述包括新自由主义、特区例外论，不仅忽略或否定特区已成形的主体性，还将特区“去政治化”，视特区为非政治化的中性地区，或希冀特区不要政治化，这与逐步政治化的香港特区现实有着认知的落差，削弱了这些论述对香港现状的解释或开拓能力，甚至可能造成治理策略的误判。香港过去的60多年，处在一个不断政治化的主体意识强化的漫长过程中。

这里更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影响香港人、香港身份认同、香港主体性成型的最重要决定因素（虽然不是唯一因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和表现。1949年后“香港问题”的最重要奠基时刻，就是共产党1949年在内地执政这个事实。这是很多内地人在1949年前后、60年代初及“文革”后大规模移居香港的主因。这是从《中英联合声明》到1997年回归前这段时间几十万香港人移民外国的背景，这是为什么需要“一国两制”这样的安排的一个原因，这是为什么至少一半以上的港人要求普选民主的动机（虽然不是唯一动机），这是香港特区之所以要成为特区以及一国为什么要两制的所有解释中的最终解释。

香港人和香港身份，主要是相对于中国内地而建构出来的，背后的历史原因无关民族认同，而是对共产党在内地建政和政绩的回应。这点不能回避，否则不可能理解香港问题。

内地的每一个改变，也改变着港人。坏的事情如“文革”把港人推远，好的转变如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把港人拉近。香港人心回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是否能把内地的事情做好。如果中央政府不自我检讨而整天怪港人排斥内地，那是本末倒置。

同样，“二战”后殖民地时期至回归后香港民主进程的延搁与加速都跟内地有关（当然也跟港英政府有关）。1949年后，香港工人运动的不振或冒进，也与中央的香港政策有关（香港左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立场往往并不是左翼的）。举这两例是想说明当代香港事情是深受内地左右的，哪怕是因此没有发生的事情。所谓受内地左右，不一定是中央直接干预，而是指中国是香港政治想象的边界，是香港变化与不变的金刚圈。1949年后内地对香港扮演重要的“有效行为限制者”的角色，在殖民者、特区政府、香港人考虑政治问题的时候，内地永远是在“深层有意识”里面。内地不是香港的外在因素，而是构成香港性的内化元素，是香港一大部分重要问题的最重要终极符号。

或者说，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往往是一种被冲击然后回应的关系。内地冲击香港，香港回应内地。也就是说，只要内地做好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大致也会变好。

但是，某些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的观点，恰恰就在粉饰内地的管治缺失及掩饰当代中国历史真相，然后问为什么香港有人如此这般不认同中国，这不是面对现实的态度。

北京官方对香港的论述，从20世纪80年代中至今，有相当的连贯性，尝试顾及经济、主权、法理、历史、体制与特区居民的意识，希望随着内地经济高速发展、政治改革开放、爱国召唤、人心回归，消除国家与特区的矛盾。中国“一国两制”的香港政策，总的来说达到了原来的一些目的，包括平稳过渡、维持香港既有体制、襄助中国现代化。但由于内地政治欠清明，管治受港人诟病，改革没有达到部分港人期待，特区本地意识提升，两地人民近距离接触引起不可避免的摩擦等原因，北京官方的人心回归愿望至今得不到绝对的保障，而一部分特区居民的民主诉求亦因为在北京掌控的时间表下进度缓慢。换句话说，国家与特区还存在内在的矛盾。

至于关于香港的其他论述，不论是法治与形式民主的论述、核心价值论述、去殖民地论述、反资本主义论述、自决论述还是其他本地文化论述，往往在话语脉络里低估主权的刚性、国家认同的政治能量、北京对香港的制约力、香港对内地的依赖、市民核心价值的分化及部分港人真诚的中华情结，也就是说较容易高估了特区政治自主的空间及香港在这个历史阶段选项的弹性。

其实作为主权国的特区，香港的自主性政治空间有弹性，但也有不容逾越的主权框架限制，有内置的法制与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要探讨这个政治自主空间，也等于要更深入理解主权国在看待这个非一般的特区时，有多大的回旋空间或政策选项，而不是把主权国排挤在外。

京港都要利用“刚硬的框架内最大的弹性”。

本文说明当地人能够用自己的话语来描绘本地，不必完全套用外在观念来定义自己，更要避免把别人的舌头装在自己的喉咙里。换句话说，要自觉地抗拒“欧洲中心主义”，也要小心被“中国中心主义”带着走，同时不要落入“香港中心主义”的窠臼。

本文也试图指出港人身份认同不容否定，但没有一家之言可以垄断多元的本地叙述来代表香港人，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身份认同或本地主体内部不是矛盾重重的。本文同时亦向反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极端左翼、轻视形式民主（代议制、普选）的直接参与式激进民主、拒中的自决观及排外的域群主义（地域族群主义、地方民族主义）提出质疑。

本地其实已经有颇多可援用的非二元对立性的思想资源及现成论述，例如反思性的殖民现代性、城市抵抗与市民期待、从主位角度出发并拒绝大叙事的微书写微实践以及香港作为方法、开放的杂种本地主义、多元主体性、后殖民多文化主义的世界主义等。不过要强调的是，一方面主体从来不是自洽自明、不假外求的；而另一方面，处于这个内地思想界在积极建构新宏大中国叙事的时期，光靠从主位出发的本地论述及微观书写还远远不足。本文主张以宏大辩论来消解宏大论述，从而摸索出一种难以套路化的辩证话语。

本文题目用上了全球化、主权国家、特区和香港等词，试图说明丰满的香港论述有必要考虑到全球化、主权国家、特区例外及香港主体四个书写维度。

全球化论述：包括以前各种现代化论述，不同阶段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洋教、启蒙、反启蒙、西化、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起飞论、趋同论、依赖论、阶级分析、血汗工厂、东亚模式、世界城市、新自由主义论述等。

主权国家论述：包括由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族自决、民族共和、反帝反殖、主权的论述，也包括英帝国主义、大清帝国、日本的亚洲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的东亚共荣圈、民国与人民共和国等说词。

特区例外论述：英国殖民地、鸦片贸易自由港、东方之珠、清帝国的割让地、民国与人民共和国内的历史遗留、外国人占领区、“一国两制”的中国特别行政区、殖民现代性、大中华、粤港融合、全球化新自由主义的例外特区等。

从香港主体或主位出发的本地论述：殖民心态、客居地、“被论述”、中国认同、香港认同、管理主义、城市主义、自治、城邦、主体性、微叙事、去殖民、主位叙事等。

当然，四种论述维度往往是互相渗透的，但很少兼收并蓄，本文也只能做到让各论述“互揭其短”。本文试图说明，要理解香港往何处去，香港人不能只内窥自己远非自洽自明的歧义主体，还必须知道全球化、主权国及主权国内特区各维度的互动。但本文也想强调一点，香港今后的变化，香港人的主体性也必定扮演不会再缺席的角色。

吊诡的殖民现代性：只有细说历史才能拯救香港论述

殖民者来到香港，主要是为了帝国的欲望、资本的私利、西方文明的教化。这也是香港现代性的发轫。

19世纪中后期，正是英国世纪，不列颠的资本主义、基督教、现代（西方）文明纷至沓来，首先到的就是香港岛。

殖民前夜的香港岛既不是当时英国外相所说的几乎了无一屋的荒岛，也不是靠殖民者开埠的。当时已有5 000至7 000名居民，更有已形成市集的小镇和贸易港口。说当时香港是个渔村也只是想当然。其实大部分岛上居民是务农的，也有制香手工业、商业及出口、转口贸易。

香港也并非中华文化的化外之地。清代，由定居者设立的书院、书室计有40多所。就是这样一个香港，迎来了英帝国的殖民者，开启了它吊诡的现代性。

第一个特首义律宣布香港是自由港，之后第一任和第二任港督引进英国普通法。但在明文法规以外，华人被容许保留大清律例及乡规民约。

正是由于这种殖民者的疏懒或不屑，当地社会文化反而得以保存，并因为是自由港，遂出现多元文化并存及国际化，接近今人所说的多文化主义局面。

香港的复杂还远不止于此，20世纪20年代，一个反讽现象在香港发生：内地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批判旧学、兴白话的时候，殖民地政府竟主动提倡国学。

殖民地提倡国学或许是有政治目的，好像是在引导居港华人不要接受革命性的内地新文化包括反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但这在客观上却促成了香港成了一个保留发展国学的重镇，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这和它革命基地的身份又成了一种奇怪的重合。

尤其要注意的是省港大罢工，它因五洲惨案而起，引发了在港人口近三分之一的罢工，坚持了16个月。香港的民主追求从没间断过，并不是一些不熟悉香港历史人士所说的在中英谈判或回归后才出现。

但是香港虽被称为法治之区，也是历代逃离内地者的避风港以至最后的定居地，但香港真正称得上是善治之地，要到殖民地统治进入晚期的20世纪70年代。

到1970年，香港工人连每周一天的有薪休假日都还没有，华洋警察的贪污更是猖狂。但殖民地政府知道不改革会有管治危机。

我们要注意当时宗主国的变化。“二战”后英国工党已主政多年，曾多次表示要结束殖民地，英式福利社会也已建构起来。1956年在苏伊士失利后，英国帝国主义不可逆转地撤退，“殖民地”已是一个秽字，像香港这么触目的大都会殖民地更已绝无仅有。

另外，不论北美还是西欧的发达地区，都看到新一轮的左翼思想的骚动。香港殖民地的管治也受到英国方面的费边社与西方左翼学者的批评。不受北京控制的本地左翼圈子也出现了。这些气氛，殖民者不可能感觉不到。

曾任丹麦及越南大使的外交官麦理浩于1971年履任港督。他带来福利主义的观念，不顾忌政府干预，大建公屋、办免费基础教育、提供低费公共医疗、开发庞大新城、建地铁隧道、签订劳工保障法例和打造社会保障安全网等哪怕不尽如人意的“现代化善治制度与基本建设”。从任何角度看，香港都是在搞福利主义，也等于政府在转移支付，在搞第二轮财富分配。

在1972年的一次立法局讲话中，麦理浩说：香港穷人居住环境的恶劣“侮辱了我们的人性、公民自尊与政治良知”。

特别有效的均富努力是为低收入者建廉租屋及低价自置房的庞大计划。香港70、80年代的基尼系数比60年代低，更远低于回归后停建公屋的十几年。论者认为那年代殖民地政府的公共政策既提升经济增长，又促进社会平等。

麦理浩还让中文正式有了法定语言地位，并且不顾警方和商界的激烈反对，顶着压力成立了廉政公署。

麦理浩的很多改革是受到利益集团强烈反对的。譬如他推动劳工每年享有7天带薪假期。当时反对他的不只是一般资本家，骂得最凶的还包括本地人所说的“左派”（香港亲北京的阵营）及其舆论机器，因为左派企业本身也是香港的大雇主。不过，港督作为殖民地高度自主的独裁者，强势通过了法定劳工带薪年假。

殖民地政府虽然一贯亲近资本家，特别是原本英资最强势的银行与贸易资本，但并不受制于资本家。回归后特首既没有港督威权，又没有普遍选民承认的威信（特首由一个亲商界人士占绝对优势的小选举团票选），制度性地向资本家靠拢。

省港大罢工与麦理浩这段改革历史值得关注，因为它们暴露了现有的套路化香港论述的不足，呼唤着对复杂多义的殖民现代性以至源自西方的现代性的多声道、多阶段的重新梳理。这里提出官僚主导的福利主义与本地进步主义对香港繁荣、稳定、善治、身份认同的建构作用，就已是在挑战大家熟悉的放任主义、发展主义、管理主义、合作主义、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单维度反殖民主义等论述角度对香港的不完整理解。

在不高估本地进步主义者贡献的前提下，我们也不应否定他们的积极作用。廉政公署自己的官方历史也承认，学生与市民的街头反贪污示威，让政府下决心成立廉署。当时主要的进步力量，恰恰不是保守的左派阵营，而是关心社会的青年、基督教会的工运人士、改良主义的民间新兴压力团体、独立中英文报刊及讨论时政的知识分子（包括传教士、教师、社工、新闻工作者、律师、医生、自由民主派、人道主义者、非毛派的左翼、托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等）。

很多论者指出，60年代末70年代初殖民地政府刻意营造香港归属感，确是如此。但若殖民地治理没有实质改进，香港认同不可能在70年代和80年代全面提升——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因素，如内地的“文革”恐怖、香港经济增长、本地文化壮大、战后成长的婴儿潮一代不再视自己为香港过客等等。

这里要避免一个美化麦理浩时代殖民地专制的印象，殖民地在公民权方面还与同期发达国家有距离。譬如殖民地政府迟迟不同意妇女分娩有薪假期，香港这方面法例订立得比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更晚。当年更有不绝的弱势群体维权抗争和行业的工运行动，显示出严重的社会不公，激发了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运动。不过，麦理浩这一轮大手笔的改革，大致上实现了多数港人的核心愿望，即繁荣、安定、善治、自由。在此基础上，许多居民的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视香港为家，认同香港。

福利主义、官僚善治、进步主义、青年人的反殖、学运与社运、知识分子论政及对民主的诉求，都是有当代政治意义的。但当时与之后的许多香港论述却落入了去政治化的窠臼。大家熟知的金耀基的行政吸纳政治、刘兆佳管理主义及其他强调香港社会的中国传统性的论述，虽常有洞见，但不论作为描述性还是规范性的政治论述都有不足，没有足够正视当代福利主义与进步主义思潮和70年代香港变化的关联性及其可以带来以后香港发展路线、管治行为及政府功能的不同取向，只是从行政管治技术角度来替香港造像，好像香港只是一个大企业。这样的企业思维（也是一种合作主义或法团主义），影响了香港人对殖民地治理的自我理解，强化了香港市民不爱谈政治的谣传，契合了立法局（现立法会）功能团体议席（商界与专业界的非普选席位）的引进，甚至可以说为更凶猛的去政治化的全球化经济主义思维——新自由主义——间接铺了路，把香港的成功简化为小政府大市场。

晚期殖民地政府的改革，在麦理浩的前任戴麟趾时期已开始。不过，用力最大、开花结果是在麦理浩任内（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港督）。麦理浩的作为，当然也可以说是为香港资本主义的运转提供了可持续性，譬如有论者说建公屋是为了降低工资上涨的压力，亦即补贴了资本家。也有说善治是为了配合香港成为金融主导、接轨国际的全球城市的管治技术。

但那十多年的殖民地自我改革，肯定让香港有了新鲜感觉。所以当麦理浩作为史上第一位访问北京的港督并参与中英谈判时，邓小平明言肯定了这个升级版的港式资本主义制度，定调一国两制，即香港制度在1997年回归后50年至100年不变，并把重点经济特区（深圳）选址贴近香港，以学香港。如果邓小平不是高度肯定香港，只是为了香港顺利回归，他需要提出这样一种具体安排吗？

但麦理浩式的“晚期殖民地官僚进步主义善治”，在老家也遇上了撒切尔夫人。在香港，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学派、市场原教旨派）的代言人，也将以他们的教条重新解释香港的成就。新自由主义将成为香港精英的主流意识形态，而麦理浩时代的有为政府与官僚进步主义将被积极贬抑、遮蔽以至遗忘，一切荣誉将归功于市场的自由。

鸦片战争带来了香港的现代性，这个现代性里既有殖民主义甚至种族歧视，也有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主权思想、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既有资本主义、买办阶层、贫富悬殊、劳工剥削，也有平等思想、民主观念、中产阶级、工业化、城市化、阶级斗争、就业机会、创业致富、总体生活水平提升；既有现代西化和殖民地“奴化”教育，也有《圣经》、人道主义、法治、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废女婢买卖、本地意识及各种启蒙思想，加快了中西文化交杂，并保留了一个重要的国学基地。

甚至香港的亲北京阵营也是香港多元一体的一部分。他们身在殖民地，心在国家，内围外围有一套紧贴内地的话语与政治文化，如毛泽东思想、第三世界、亚非拉人民友好、样板戏、东欧苏联民歌、阿尔巴尼亚电影，正因为有异于香港主流，所以可以说增加了香港文化的多元性。

香港为各种中外古今思想争持与协作之地。香港的遗产不能等同为殖民地遗产，香港现代性也已超出一般理解的殖民现代性，故香港的成就也不能简化说成殖民者的成就。

当我们把殖民地吊诡历史及各种被遮蔽的歧义论述都呈现出来，我们才会感到香港论述的丰满。当我们把晚清民初的启蒙思想，殖民地居民100多年的宪政与民主论述，华人与劳动者自保行动，以省港大罢工为代表的各种进步现代政治诉求，儒学国学，亲北京阵营的政治文化，非北京控制的批判性左翼、改良主义，麦理浩时代的官僚善治与福利主义实践，都放回到它们的历史脉络与应有地位后，我们才可以看到香港论述的全光谱，包括但远超出一般套路式的泛泛论述，如殖民者文明教化、反殖民民族主义、法治自由、资本主义、现代化、东亚发展主义、管理主义、新自由主义。

这样我们才真的看到香港所承载的现代性的全貌，从而改变对香港的固定想象与论述。（这还没说到在港少数民族文化、岭南“小传统”、国民党在香港、上海摩登在香港、南洋北美澳新西兰归侨贡献、台北非国民党的新文化一度对香港文化的引领、欧风美雨、和风韩流……）

本节的旨趣不在否定全部香港论述，而是尝试指出一些不足之处、某些被遮蔽的历史、文本以外的假设、论述之内与之间的矛盾……只有细说历史才能拯救香港论述。

经济主义论述的非经济补充

虽然香港与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在冷战时期同属于美国主导的阵营，享受了那一波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工业分工和对美国出口的优惠政策，故皆是冷战的经济受益者，但是，大部分关于东亚的发展主义通论并不完全适用于香港。

譬如，部分东亚发展论述常说到的政府主导的工业政策及儒家文化，都只适用于日本和其他三小龙。香港政府虽然推行官僚福利主义治理如建公屋，并强力干预土地市场（限制供应，提高市场价格），但却没有主导性的工业政策，不补贴出口，更自称在经济上奉行积极不干预。一般说到儒家资本主义，强调员工忠诚、终身雇用、威权服从，但香港文化特色是弹性创业、不断转型、跳槽转职，虽然重视家庭，却很功利地讲究自家私利。香港是当时东亚模式通论的例外地区。

这大概也是米尔顿·弗里德曼推崇香港的原因，即政府不积极主导经济。但是实际上，倡议积极不干预的财政司夏鼎基曾多次解释积极不干预的意思，与意识形态上仇视政府的弗里德曼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两回事（夏鼎基正是麦理浩的有为政府的财政司）。不过，通过在香港的弗里德曼支持者充满使命感的努力，整代香港精英乐呵呵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

心理暗示，换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脑袋。这也间接导致香港在内地改革改开放后竟出现去工业化

（九成以上工业搬到了珠三角）的现象，把自己得来不易的工业基础空洞化，而不是寻求科技与资本密集、提高附加价值的工业升级。后者需要政府制定诱导扶助的长期工业政策，但是麦理浩之后的殖民地政府没有这种长期打算。而当年的政治、经济界精英已中了新自由主义病毒，也没有这种愿景。制造业资本家把厂搬走，把厂地投入地产，一般有钱阶层追求金融地产投机。结果，香港再度成为内地的转口港、替内地融资及替生产者提供服务，错失了自身工业升级的良机。其实，就服务业转型而言，香港知识创新产业又何尝不是错失良机？如果在80年代去工业化的同时，在区域无对手的情况下，能够发展成为区域的高科技中心、医疗中心、教育中心，多些中等附加价值、中等就业量的知识行业，香港今天的经济体制将更多元健康，居民财富差距也不会拉得这么大

（这些计划在香港回归优势骤减后才纷纷被提出）。为此，曾澍基称：两地经济是不对称的融合，过去十多年香港不是结构转化而是大多数行业失去聚集效应的结构溶解。

弹丸之地的香港当然要非常注意自己的经济往何处去的问题，但这不等于纯经济解释足以替香港找到出路，何况现在的困局部分可归咎于80年代新自由主义这种极端意识形态对统治精英的误导。

以下为了讨论的方便，我将当前经济主义的主张分成三种，各有侧重。这里先要补充的是，关心香港往何处去的人士不能不关注经济。这里对经济主义论述的批评，不是指里面的见解都不值得参考，更不是说经济不重要，而是指这些论述过度强调经济的决定性而对经济以外的考虑估量不足（或故意遮蔽），因此不能全盘掌握香港面临的问题。

雷鼎铭在《未来三十年内地与香港的博弈》一文中，提出“香港对内地经济的重要性显然已下降”。未来最坏的情况是“中央政府觉得香港的经济重要性似有若无，西方世界对香港的政治影响巨大；香港被视作颠覆基地，那么中央大可将香港‘撇账’。政治控制加强，有用的人才慢慢被吸纳到别的城市，资金的转移更加容易，香港矮化成二三线的中国城市，光芒尽失”。

据雷鼎鸣的数据，1990年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是整个中国内地的25%，“2009年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还未公布，但我们已可轻易估算出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只等于内地的4.2% ，若用购买力平价来算，则只稍多于2% 左右。假设香港突然‘陆沉’，内地当然要面对巨大的困难，但却不会承受不住”。“十多年后，香港的经济比重按理应跌至内地的1% 左右，亦即内地三四天的产量而已。”

这些数据是值得香港人重视的。以香港与内地今天的成长率作线性推论，未来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相对内地的比例只会更低。

雷鼎铭表示：“我在内地的精英界中曾多次听到一种论调，认为香港的生存基本上只靠内地，后者的门若开得宽一些，香港便好过一点儿，反之则无法生存。这种说法我不认同，但却无法否认以下的事实：若这种思想将来在内地泛滥起来，对香港十分不利。”

既然大势如此，雷鼎铭有什么建议？他说要让香港“无可取代”：“在历史上，大国中的城市浮沉的例子很多，失去灿烂的香港，对中国而言后果并非十分严重。要避免将来出现这种结局及争取到更大的讨价还价能力，港人还需设法保持香港‘无可取代’这一招牌。”

但是，这个“无可取代”是指经济上的无可取代：“要做到‘无可取代’，港人必须庄敬自强，奋发向上，使中央政府不得不认为香港非常有用，少了香港不单是少一个百分点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是整体经济都大受影响。”

这真是经济主义思维的一个矛盾。前面说香港对内地在经济上几乎无可避免地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有被“撇账”的可能，但后面却说香港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在经济上无可取代。

如果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关键在于香港在经济上对内地的贡献，根据雷鼎铭自己的逻辑，香港要做到无可取代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单从这个经济主义观点看，香港人应该悲观。

如果在香港的雷鼎铭觉得香港对内地越来越不重要，在美国的陈志武在2007年则还对香港特别乐观：“在未来许多年里，香港在内地开放中的地位是无法被取代的。香港对内地太重要。”

香港对内地的比较优势是，“专做内地制度所不能做到或不能做到最好的行业”。

“除非内地在制度保障和新闻媒体开放度上有实质性的改善，让司法、市场监管和媒体都享有根本的独立性，否则那些认为上海能从根本上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种愿望。”

他说有人提出，随着内地城市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香港的桥梁作用越来越小，香港不是会越来越衰败了吗？陈志武说：“不用担心，香港只要集中发展金融、教育和医疗行业，这就够了。”

在美国，不仅是大学城，连一些东岸中等规模的名城，都是靠着名大学和著名大医院支撑城市经济，维系了中高收入的群体，但那些城市在大学与医院就业体系以外的贫民必然也很多。这点——全球化时代城市的贫富差距和就业不足的通病——不在陈志武的视野里。

雷鼎铭感到香港有被中央“撇账”的危机，陈志武根本不认为香港要紧靠内地：“香港的一切定位应该是强化其国际性，而不是强化其中国内地性，要让它的经济机会跟大中华、跟大亚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得更紧，而不能只依赖内地经济。”

雷鼎铭要香港做到让内地觉得它无可取代，陈志武给的意见是香港保持国际化。

“香港必须以国际大都市定位，不要变成只是中国的一个都市。如果那样的话，香港无法与那么多的内地城市竞争，那是死路一条。”

以上这番话说在2007年金融危机前，亦即新自由主义最后的巅峰时期。

陈志武并不是只谈经济，他认为一国两制的维系要看内地，特别是看经济利益：“国际舆论和香港隐含的中国经济利益是‘一国两制’的主要维系手段。”（关于国际舆论的功能，我在最后一节会再论。）

鉴于美国式的自由经济与民主制度的联结，他赞成民主：“这是能强化香港自身稳定发展、减少其他政治动荡对香港影响的具体制度保障，也是香港进一步国际化、进入现代政治社会的必需。这些都能帮助保障香港的独特性与繁荣。”

可想而知，陈志武的制度主义的观点，在香港和内地都有“右派”认同者。一位哈耶克派的博主也借陈志武的言论捧香港的独特性，同时批评内地：

“陈志武教授说，‘香港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现代社会，也是人类社会的经济奇迹，在许多方面都是值得内地学习的榜样。’我完全同意。但很多东西不是想学就学得来的。事实上，世界上到处都有值得内地学习的地方。如果想学就学得到，官员学者出去考察一番，内地就早已经是人间天堂了。香港有不少地方是内地学不来的，而我认为，这些是香港人讲法治、守秩序、有文化、富创意和经济蓬勃的根源。香港曾经是英国150年的殖民地，这是学不来的……香港恰恰不是靠港督和财经专家‘正确制订发展规划’而成功的。1997年后，香港逐渐背离了它原来的经济发展哲学。董建华确定了香港经济之‘四大支柱’，搞什么‘数码港’、‘中药港’，曾荫权又调整为‘三个中心’，即金融、物流、旅游零售。四大支柱、三个中心，再加一个‘大中华教育枢纽’，太可笑、太内地了。1997年以前，香港从渔业，到塑料，到玩具，到制衣，到金融，都是自由经济的结果，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的结果。”

如果雷鼎铭并不完全认同香港经济要全靠内地的想法，陈志武更认为不能只倚靠内地。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香港人倾向一种内地依赖论，向中央要政策，主张香港要更大力度地嵌入内地经济，香港的一群全国政协委员甚至提出：“我们建议中央考虑从国家发展的大局出发，在坚持‘一国两制’原则的基础上，在‘十二五’规划中为香港未来的发展做出长远规划和定位。”

在接受人民网访问时，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表示：“大部分港人支持香港纳入‘十二五’规划之中，过往的民调数字亦反映港人担忧被内地发展边缘化，远多于担忧与内地经济集成带来不合预期的效果；更有调查指出，香港人期望中央能清楚确定香港产业发展方向才更放心。”

刘兆佳视纳入“十二五”规划为香港经济与社会结构调整的契机：“香港经济问题的处理，需要依靠与内地的合作，社会民生问题同样要与内地政策有所集成。

“‘十二五’规划提及香港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论内地还是香港，都不能只顾盲目发展经济，漠视社会问题。当前香港正面对经济转型以及过往太倚重房地产发展，形成贫富悬殊及中产阶级往下流的问题。由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脱节，特区政府提出发展六大产业，希望借多元发展解决社会矛盾。”

据中新网报道，刘兆佳说香港参与“十二五”规划还可带来两个好处：一是强化港人对国家向心力；二是提升港人对香港的信心，唤起港人的积极性和斗志。

刘兆佳并不是只谈经济，而是在构想一揽子问题。但他也带有经济主义的倾向，就是想以经济手段解决社会矛盾、贫富差距、国家认同等问题。

回归十多年后，香港经济往何处去仍处于不确定的时期，但特区的政经精英的确终于像是要离哈耶克、弗里德曼越来越远了。

回归早期，特区政府既追求新自由主义推崇的效率改革（如私有化），又想引导经济（如匡助各种被认为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往往口头说得漂亮，实际上做或不做又是另一回事。

但总的来说，这个缺乏认同、自主性受制约的特区政府也知道香港经济不能坐以待毙，而在举步维艰中从不干预转向了干预。正如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张炳良说香港要“跨过效率、市场化、管理主义的狭窄领域”，走向“主张干预的发展主义政权”，而“1997年前所理解的小政府将不再能够持续”。

问题是特区的深层矛盾，恰恰不光是香港经济继续享有中等增长速度就可以解决的——当然经济不振矛盾会更尖锐。

譬如，对政府的认同需要通过普选和形式民主来建立，背后是一套与经济主义有磨合也有冲突的、不一样的理念与价值观。

逆转贫富差距靠什么手段？譬如大建公屋这种大手笔的转移支付，就会受超大地产财团甚至有恒产者的强势阻挠，要扭转局面、重新凝聚公共意志力，就要经历社会阶层的总体政治较量。

经济主义亦低估了香港的环保诉求（如空气污染）、环境局限（如缺乏垃圾堆填区）、本地意识（如保护老区）及香港这样的全球城市中价值产业空洞化必然带来的挑战、怨气与冲突。

区域的急剧融合（或叫集成），在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让人人皆为赢家，总会有某些群体受损害。香港以往的做法是让这些“下车”群体自生自灭，今后还能这样吗？

再说，面对内地贪腐之风不遏、弊案不断、社会公义缺位等问题，很大一部分港人仍不会放心拥抱内地政府。

换个角度考虑：有哪些非经济的因素——包括内地的自我理解——将影响内地对香港的看法？

这些都是在强调经济考虑至为重要的情况下，经济主义论述力有不逮或不想挑明的。单从经济角度考虑内地与香港的关系，容易低估国家主权、维稳诉求和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关联性，更往往照顾不到特区内部的政治动态与主体意识。

现实主义的中央香港政策

殖民地时期，中国的香港政策，主要是根据现实主义而调适的，短期的例外是1952年前后的个别反殖抗争与1967年的“极左”骚动。到殖民地后期，主权的理念才真正起作用，延伸到特区时期更不用说。当然，中央对殖民地及对特区的存在，从来都要找到一套对内对外都合适的说法，采用务实的语言，辅以爱国抒情修辞和选择性的历史提出合理化的解释：为什么要让殖民地及特区存在。

“二战”以后，蒋介石本有机会收回香港，但由于丘吉尔的强硬态度，加上最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罗斯福总统已去世，杜鲁门总统改为支持英军占领香港。当时国军已陈兵深圳，终于还是不敢为收回香港而与英美冲突。

当时，共产党选择了跟英方谈判，基于现实主义态度让英国人接收香港。

这完全是现实主义挂帅，里面当然有经济考虑，也有政治考虑——现实主义甚至可以是很具战略前瞻性的。

长期在港做宣传工作的前《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说：

“我曾回忆并思考1949年夏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为什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决定不收回香港。收回香港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创建国家大业、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有利于分化美英反华联盟、有利于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有利于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

现实主义重视的是利益，国家的利益。

中央的现实主义的香港政策，成就了1949年至1997年的香港。否则，根本不可能解释为什么中央不在1949年后任何一个较早时期提出收回香港，不仅不收回，还要积极维护资本主义殖民地。

大家知道，1949年后中国没有抵制、制裁站在“自由世界”一边的香港，继续以粮食、副食品、成药、原料、淡水供应给殖民地同胞（其实也供应给了非同胞）。这一点，由80年代中英谈判至今，中方宣传机器是不断强调的，以说明祖国对香港繁荣安定的有形贡献。

新华社1983年在一篇强调祖国对香港的繁荣有贡献的报道中还指出，内地的供应，价格稳定，甚至在内地粮食短缺或水灾困难时期也没有中断。不然，香港的通货膨胀会更厉害，而廉价劳动力市场会失去物质支撑。

但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在建政头30多年要去帮资本主义殖民地压低通胀，维持剥削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是因为殖民地有同胞，而祖国基于民族感情要照顾血浓于水的同胞，所以要扶持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经济吗？如果是的话，有必要在内地困难时期不先照顾国人需求，反而要去优惠自愿待在殖民地的同胞吗？

这里并不是否定内地食品和淡水供应对香港的贡献，但还是应该梳理一下。香港是自由港，部分食品还可以从远方进口，但价格肯定会比较高：如果内地供应比外国进口贵，也会失去市场。淡水方面，香港本来是靠自己建造的多个大型蓄水塘和水库供水，也建过海水淡化厂，淡水基建到70年代中才是高峰，到中英谈判主权归属明确后才放弃淡水基本自给自足的政策。诚然，如果不是在1961年开始协议引进内地的淡水，香港是会比较头痛的，但不是不可以自主解决供水问题，只是要用珍贵的土地不断去增建昂贵的水塘水库与海水淡化厂，甚至可能会碰到土地开发的极限。北水南调是合理的安排，当然多年下来有了路径依赖后，就更没有替代的可能了。

我们更不能单说这证明祖国对港人的关怀。这也是一个关乎买卖交易的行为，对当时中国内地是非常重要的外汇来源。

香港是消费内地产品的重要终站，内地与香港的贸易弥补了中国对其他地方的贸易差额。有学者指出，从1950年到1980年的31年，中国外贸出现赤字的只有12年，但若把对香港的出超差额拿掉，出现赤字的就有24年。

中国的外汇，一度接近一半来自香港。晚至1980年，内地与香港贸易顺差达44亿美元，中资在港投资利润8亿多美元，港人在内地旅游9亿多美元、港人汇款6亿多美元，仍占中国总外汇收入的36.5% 。

香港人也不要说这是对祖国的贡献。只应该说，内地供应食品与淡水给香港，是合情合理、互惠互利的双赢案例，而两边都不该把自己的行为说得太伟大，其实都是实际利益驱动的现实考虑。这才具体解释了为什么当时只有200万（1950年）至500万（1980年）人口的香港，会被认为是下金蛋的鸡。

但下金蛋的鸡还不能完全说明中国不收回殖民地香港的现实主义逻辑。现实主义不是经济主义，国家利益包括但也不是单指经济利益。

1972年中国进入联合国，要求联合国从“殖民地地区”名单上将香港和澳门去掉。

1980年初，港督去找邓小平的时候，英国人才知道在各种现实考虑之上，主权已是不可逾越的框架。1997年后，香港——不管是所谓割让的香港岛和九龙，还是租借的新界——的主权与治权都没有英国人的份儿。

中国依然是很务实的，给了一个过渡期，以新界约满的1997年为约定，一并收回整体香港。中国不承认不平等条约，所以本来无所谓一定要设在1997年回归，只不过顺着英国人来谈新界租约而定。

这时候中国对英国高峰会谈时强调了主权和民族主义，或说才正式高分贝用上主权主张和民族主义。

但中英谈判后，主权论述变得至关重要，而民族主义论述也试图加入影响决策，虽然后者的实际效应暂时还不算大。

当时中央的决策者强调主权必须坚持（邓小平说不能做李鸿章），而对抗性的民族主义除制造声浪外，实质上在回归决策中则被遏制。

香港《基本法》反映了主权主张与现实主义的微妙结合，可谓是矛盾的统一，是邓小平认同的创造性杰作。

本节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共产党从20世纪30年代中以后，对香港政策是现实主义的，它对外的统一战线方针也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取向。

中英谈判开始让主权与民族主义上了桌，但在不逾越主权的框架下，现实主义仍起了很大作用。香港回归的安排与《基本法》就是主权主张与现实主义的矛盾结合，赢取到各方的支持。民族主义也取得一些象征性胜利，但对回归后的“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影响不大。

重要的有效行为限制者与香港的主体性

“二战”后的芬兰是主权独立、实质上自治的国家，跟近邻强国苏联不同文不同种，两国两制（芬兰是议会民主国家），但芬兰政府尚且不得不在外交上亲苏，绝不强硬碰撞苏联，以换取自主空间，在冷战期间保持中立，所以有“芬兰化”一说。这词听上去有贬义，但却是一种面对强邻、在分歧世界之间找到平衡点的现实政治考虑。

香港是在中国主权下、“一国两制”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不是独立国家。在经济上，香港跟内地分不开。两地社会、文化关系千丝万缕。港人与内地人绝大部分同文同种。

同样，香港似乎不可能不嵌入全球化资本主义制度内。至于是哪一种性质的资本主义，或在中国崛起、港人权利与福利意识高涨、新自由主义威力稍减的今天，这杯难免带有福利主义成分及香港特色的地产金融霸权官商勾结的资本主义鸡尾酒应如何调制，是颇具争议的。

对于《基本法》，现在香港各主流政治派别不管如何针锋相对，或北京如何解释《基本法》，都没有超出《基本法》的范围，大家还是按《基本法》来争执、说事、做事。香港《基本法》是矛盾统一，此处不再细论，只可以说是内地与特区香港在那个历史际遇期的特定产物，正如历史上其他著名的宪法或基本法，都充满历史烙印，换了个时期再去撰写内涵恐怕会大不一样。这是为什么？虽然说任何法都可以改，但是更改《基本法》的先例一开，将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后果难料。

另外，《基本法》保障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决）及渐进民主普选，虽有争议但暂时并没有脱轨。

这些都是香港重要的大框架，不能突破的底线，有效行为的限制者。

在这些大框架里，各方都可以找出弹性的行为空间，建构解释香港的现状。

同时，中央政府本身的行为也不是不受制约的，并不是事事可以任意而为的。经济增长的压力、维稳的诉求、公民的期望都在影响着中央政府的行为。全球经济交流、跨国协议、国际互动、外交规范，不管喜欢与否，都不但参与打造中国对外的行为，更让中央政府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政府仍是重要的权力中心，但所有主权政府都不可能完全在国土内不受某种程度的约束。

全球化经济、国际形势、美欧列强与邻国的取向、国际社会（包括国际舆论）等外部因素将仍是中国行为的相对有效限制者。

回到香港特区：香港的特区性质会骤变吗？中央会“撇账”吗？

的确，以前殖民地或特区存在的理由，现在都已消失或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但这不表示中央的香港政策会有重大变化。北京应该会照着《基本法》的本子继续走下去。凭什么这样说？

从经济上说，对内地一些比较贫穷省份需要中央转移支付来求发展的，中央也不会撇账，更何况一个以中国人为主的全球金融中心、一个中国境内的繁荣稳定的世界性城市？700多万人口的香港的贸易量是全球第十一名，香港的存在是中国的光荣。用反向思维来说，多一个香港这样的地方在中国，并不碍事。香港国内生产总值占内地的百分比再少，香港也不是内地的负担，不像帝国的殖民地让帝国养不起，或欧盟个别国家的财政拖累其他欧盟国家。就算香港再碰上新一轮经济不景气，增长放缓，它还是全国人均产值最高的地区。2009年，香港仍是内地的最大投资者，占外来投资总量的41% 。内地也是香港的第二大境外投资者，香港处理内地17% 的对外贸易，两地利益捆绑在一起。当然中国现在不缺香港这点儿钱，但再用反向思维，北京也没必要做任何动作损害香港。中央费点儿心，给点儿优惠政策，不算什么难事；给政策而已，全然没有增加国家财政的压力；让香港嵌入“十二五”规划，发动粤港一体化，更是理性、互惠互利的。内地的所有省市，不也同样在争取中央政策（一般还包括财政拨款）吗？现阶段香港对内地还有实际的贡献（内容不述），仍是对经济有贡献的城市之一，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众多支柱、众多发动机之一。对中国来说，这样的城市多一个总比少一个好。但是，这里更想指出的是，哪怕经济上内地其他地区都可以替代香港（其实动态地看香港在某些领域仍将有竞争力），只要香港不成为内地的负担，中央就没必要撇账。

若让香港在回归后沉沦，中国在国际上也很没面子。

从非经济角度考虑，中央政府更不会搞垮香港。中国向来不愿意听外人发号施令，但在没必要的时候也不想与世人为敌。中国不是怕冲突，但一贯小心选择对手，以缩小打击面。香港跟中央没有敌我矛盾，北京没有理由打击香港（如撕毁《基本法》）以招致国际社会反弹——中国也不想有事没事就去惹恼国际社会。历史上，中国向来以现实主义而不是极端意识形态作为处理香港事务的准则，香港人应该可以期待中央政府的政策行为有这种稳定性。香港问题不大的时候，就算吵吵闹闹，中央政府何必过度反应？完全没有必要。只要香港按《基本法》办事，推着走就好了。

所以，就算内地网上多了不满香港的言论——“香港人完全寄生内地，收入居然是内地人的十几倍，真是太过分了！香港能不被边缘化吗？”“北京政府不断地劫贫济富为香港输血、对香港特区引发的金融问题忍耐，而香港也变得有恃无恐，更加贪得无厌”——就算个别内地官员、学者或商人可能意气风发地说香港的生存只不过是靠内地，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远无法绑架政府决定，不至于影响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

各方的有效行为限制因素依然有效，按既定方针、按《基本法》办事，仍然不失为中央与香港特区最好的选项，中央的香港政策可以是持续稳定的。

丰满的香港论述既离不开带主体性的本地论述，也缺不了对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的论述和主权国家论述。

由新自由主义主导多年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到了现阶段，危机接踵而来，不确定性成了全球面临的共同处境，内地尚且如履薄冰进退维艰，香港特区岂能成例外？

中国成了第二经济大国，连美国也与中国在经济上成了连体，日本、台湾地区和东南亚更在生产及消费链上与中国内地绑在一起，香港特区岂能成例外？

因此，很多人认为，香港的发展离不开内地，经济上如此，政治上如此。虽说高度自治，香港往何处去不是香港人可以完全自主的，而是深受着中国内地发展的影响，也要看北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同时，中国在全球体系不同阶段的角色，也将影响北京对香港的政策。

现在北京的部分治港官员很可能越来越着重以主权和国家的观念来看待香港特区，但正如上文所说，这不表示香港没有自主的空间，而是必须珍惜这个空间，在刚硬的框架内寻求最大弹性，不要低估主权的刚性、国家认同的政治能量、市民核心价值的分化及港人真诚的中华情结。

作为主权国下的特区，香港的自主性政治空间有弹性，但也有不可逾越的主权框架限制，有内置的法制与历史发展的路径依赖。要发挥这个政治自主空间，也等于要更深入理解主权国在看待这个非一般的特区的时候，主权国本身有多大的回旋空间或政策选项，而不是把主权国排挤在外。

换个位置，主权国也要明白，香港人对香港的身份认同，或叫香港人的“主体性”，是确切和真实存在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香港人对香港的认同不曾因为回归而消减，反而好像因为港人治港增加了香港人当家做主的愿望。

中央应该怎样去理解香港人的主体性？

首先，港人认同香港，不等于说港人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与部分台湾人不承认是中国人的情况很不一样。

其次，香港认同并不妨碍香港人接受中国主权和“一国两制”的安排，也不妨碍两地紧密合作：今天香港与内地的融合已远超过1949年后任何一个时期。

第三，认同是好事，香港人认同特区，不正是稳固“两制”之一的“香港制度”的基石吗？认同是有助于稳定的。试想想，若内地人都认同内地制度，内地不是更稳定吗？

第四，1949年以后，因为中共建政、边界确立、经济发展、制度特殊性、城市经验、本地文化发展与他者（外人）建构等诸多原因，大部分香港居民逐步形成身份的同一性。但是，在“认同香港”这一点以外，港人在具体事务上的见解是有很大差异性的。譬如，两个同样对香港有认同感的人，一个可以是亲近内地的，另一个可以是反感内地的。

第五，香港认同与亲近内地是可以并存的、是没有必然矛盾的。部分港人不亲近内地，不是因为他们认同了香港，而可能是这些港人特别有历史感，特别有正义感，特别爱惜香港，甚至特别关心中国。中央治港班子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内地在过去60多年的一些行为，是造成这部分港人反感内地的主要原因。理解到这一点，也就找到人心回归的方法，关键是北京要愿意真的促成这部分港人的人心回归。

第六，每个人都有多种身份，而对身份的多重认同是可能的。对愿意去想这个问题的人，其中多种身份的先后、轻重有时候可以按个人意愿来分辨。（解说：大家知道比利时联邦有荷语系佛兰德及法语系瓦龙两大族群及较小的德语族群。最近，一位佛兰德比利时学者对我说，他觉得自已首先是佛兰德人，其次是欧洲人，再次才是比利时人，但三种身份他都认同，而且他不赞成荷语系人与法语系人各自的分离主义。用政治学家戴维·赫尔德的说法，这是现代人“多层次多方向的公民身份”。）

最后，因为香港人的主体性确实存在，北京的香港政策不能对之视若无睹，不能否认它的物质有效性。在中英主权谈判时，港人没权参与。但在香港治权问题上，港人是主体。

一个相对固定的地区内，定居者风雨同路，在长期共同生活的过程中产生历史感、产生共同体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一个有肌理的城市就是这样的一种地区。居民认同自己是该城市的市民，这样的市民是公民的基础，即所谓市民由碎片化的个体转化为有主体性的公民，尤其是“在人民参与各种都市运动——不论成功与否，例如古迹保存、住宅、交通、小区、环境、性别、弱势阶级等都市领域——的过程中，发现彼此的共同利益，也分享彼此的生活，建立了互相信赖和亲密的关系，这样就产生了归属感，也对空间产生了新的意义，形成对城市与地方的认同”。

公民身份的形成过程，也是市民政治化的过程。香港并非一个“非政治化”地区。现在香港活跃的公民社会已提升到参政层面，当然也会把社会的利益与意识形态分歧带进政治实体，如夏铸九说：“市民会渗透入国家，市民社会融入了地方政府的结构，也强化了地方政府，让政府更理解市民的需要。”

在谈到台北与香港的时候，夏铸九更提出几项观察与警示：“我觉得历史上第一次在华人的城市、华人的社会、华人的政治中，国家跟社会的关系是平等的……假如改革的空间消失了，社会的期望就落空了。人们没有出路，抵抗性认同就会走上极端。”

在地方认同与公民身份建构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论述、故事、神话、共同记忆、重叠的共识。这里面有大叙事，也有微叙事，需要借用别人的话语来看自己，也要从自己主位出发自创话语。

“香港故事不易讲”，“香港这个城市，是‘身世朦胧’的，是‘失去记忆的’，是‘悬浮未定的’”，香港是经常“被论述”的，或将别人的舌头装在自己的喉咙里，而不懂得如何使用自己的舌头，这些都是做香港论述者必须注意的（至少要意识到有这些问题）。本文理解主体呈现的一个证明是当地人能够用自己的话语来描绘本地，不完全套用外在观念来定义自己。换句话说，要自觉地抗拒欧洲中心主义，也要小心被中国中心主义带着走，但同时不要落入香港中心主义的窠臼。要警惕东方主义，要防范自我东方主义化，也要拒绝使用等同东方主义的逻辑去言说论述——不论是妖魔化还是浪漫化——他者还是自我、过去还是现在。对香港、香港人、香港身份和香港文化的论述都要避免犯本质主义的谬误。本地论述者首先应该有一种自觉，即香港人的主体性并非自给自足的，香港本地成分多元，本身是有歧义的，背后的价值观是不容易调和的。

作为结语，本文发出关于香港论述的一个呼唤，一个迫切的客观论述呼唤。在部分华文思想界积极建构新宏大中国论述的时候，光靠从主位出发的香港本地论述、去殖民论述及微观论述似不足以平衡新的中国论述。虽然不少香港论述者对大叙事都有直觉与知识论上的怀疑，并且很多人都在试图寻觅一种难以套路化的辩证话语，即一种平等的、多元的、给本地人更多权力的、包容差异与他者的话语，但我们也知道一个地方在自己的宏大论述缺位的情况下，它就会“被论述”、被别人的口水淹没了。然而我们也不愿意为了需要大叙事就随便拼凑一套大叙事。作为当前的论述策略，对加诸香港的宏大论述，本文只尝试挑起对等的学理上的宏大辩论。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