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这个城市的好
最近5年我住在北京，常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个华人城市。问的人以为我会说北京、上海或香港，我总说，以居住来说，台北最好。
我在大陆更常碰到些老外，曾在台北学汉语，大家对台北生活都怀念不已。每次我说台北是华人城市中最适合居住的，这些现住北京或上海的老外大概都要想一想，然后才说：是，还是台北好。
我很幸运在1994年至2000年间，曾在台北居住。
之前大部分时间我是在香港，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曾随父亲到过台北，80年代因做电影的缘故又多次来台北。那时候我觉得台北很丑。
从20世纪60年代中开始，香港城市正大面积地改建，移山填海建高楼，建起大型室内商场，如1966年海运大厦和摩天楼，如1973年52层的怡和大厦（当时叫康乐大厦）。我们这些1949年后才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刚长大成人，亢奋地觉得一个现代化的新时代到了。很明显，当时我想象中的明日之城，是一个由光亮高楼和巨型室内商场组成的城市。
奇怪的是，配合着这种城市想象的，是从电影电视看回来的美式亚市区（郊区）独门独户分隔的住房，内有巨大厨房、多个厕所、小孩一人一个房间、屋前或屋后两部车、四周有绿化带。上述两种想象——高密度高座市区和低密度低座亚市区——构成我当时以为是代表现代化的城市美学。很不幸，至今很多人仍有着这样的“现代－光亮－花园－美化－明日之城”的定型想象。
带着这样的城市审美指标，难怪那时候我会觉得台北不够所谓“现代”，甚至很丑。但丑归丑，年轻时候的我来到台北已经觉得好玩、好吃，灯红酒绿，还可以买盗版书、盗版唱片。到了现在，很多人，恐怕包括不少首次来台的大陆人以至一些勇于自责的台北人本身，仍可能会有同样观感，仍是这个带点儿悖论的局，就是：台北不够现代，丑，但生活质感不错。
20世纪最后几年住在台北后，我的生活经验告诉了我台北这个城市的好，为此我曾写过：台北是一个被低估的城市。
在大陆到处跑了几轮后，更体会到台北的好跟它的城市建设或不建设有密切关系。如果我的生活经验是可靠的话，那我以前想象的那种现代化城市定型、未加反省的城市美学，就值得怀疑了。
回头想一想，台北固然不可能是什么都做对了，肯定也犯过不少错误，但它一定也大面积地做对了很多东西，才会让人觉得它好。它的秘密在哪里？
我这里只用了一个看上去是常识的角度来解说：简·雅各布斯在他1961年的经典著作《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扼要地列出了一个好的生机蓬勃的城市在形态上的四个要点，就是：用途要混杂，街区（街廓）要小，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密度要够高。有意无意中，有为有不为间，甚至误打误撞下，台北大面积地做到了。
一、用途要混杂。城市生活有很多需求，是要交叉混杂在同一地区才能有优化效应，才能每天大部分时间有人气。用途管制最初是为了把不能兼容的活动如污染工业搬出市区，后来许多规划者误以为土地用途的界定代表了科学的现代化城市规划，病变出一种近似洁癖的做法，认为总体城市生活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以功能来分区，如分纯写字楼区、纯住宅区和商业区，结果扼杀城市活力、制造生活不便，使各市中心晚间成为死城甚至犯罪黑点，并因分区而制造了无法解决的交通拥挤。现在，规划师大都理解过度用途分隔所造成的后遗症，只是政府和市民不见得有这样的认知，易为好大喜功的主政者和为谋求利益极大化的发展商影响而做出大盘的功能分区的决定。回头看台北，它是很幸运的，竟没有被20世纪的城市规划教条所谋杀，仍有大面积地区是用途混合的。
二、街区小，街道就自然比较密，就是说一条纵向的路很快就碰到横向的巷或十字路口。如果两旁都是混合用途的建筑，人行道的使用率就比较高，商店就会存活下来，不容易出现雅各布斯所说的沉闷地带或其他学者说的模糊地带和失落空间。街区小，街道路网密，给汽车用的马路就可以相应较窄，鼓励了步行，如果配以公共交通工具，就更进一步成就了城市生活。
台北经过清朝的政府行为，日本人参照欧洲近代化城市理念的改造，20世纪中及其后的重建和市区扩建，同时受到各族群居民的添加补改，留下的幸好大致是一个路和街有宽有窄、街区不大不小却掺含着汽车可穿过的巷子的方格网布局，不纯粹但却实际上起了类似小街区密路网的效果——以今天的城市理念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理想组合，加上混合用途，才有了我们印象中台北市区街头的丰富感。
三、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包括标志性建筑，包括有历史或美学价值的建筑，更包括所谓普通建筑——普通建筑是我这里要强调的。为什么呢？因为商业和政府行为自然会偏重标志性建筑，较聪明的政府——这里包括台北市政府——也知道保护历史美学上有价值的建筑。可是对居民来说，他们工作、居住的普通建筑也是值得珍惜的。以我为例，我现在每次回香港，就住在小时候住过的一个地方。那是一幢外貌很丑很不“现代”的普通大厦，有40多年历史，我不但对它有感情，还坚信如果拆掉这样的大厦将是香港的损失。比我年轻的人则可能对只有30、20或10年的建筑有感情，如果都拆掉，整个台北变成信义计划区，那台北还有什么意思？可是，把构成一个城市特色的不同年龄的建筑物拆掉，变成全新，往往正是商业利益所在，往往正是城市理念被误导的政府所为——往往还用上市区更新和美化的名义。
我不是说城市建筑不许变，其实城市是要变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城市成为活博物馆仅供外人欣赏，除了不可替代的建筑应尽力资助保留外，旧建筑要不断维修和局部更新。我们甚至应该欢迎新建筑的出现，但都应是逐一渐变而不是大规模突变，更不是因为是所谓普通建筑而滥拆。我称之为附加法，新的附加在旧的之间，如有机耕种般讲究不同的植物混杂的精耕，关爱的对象不光是历史文物式建筑，也包括50年、40年、30年、20年、10年的那些不起眼但与所在地居民共同成长和他们感情所归属沉淀的普通建筑。
普通建筑才是一个城市的主菜、城市的母体。
不同年龄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复杂多元的用途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这也表示不同阶层、族群、职业和消费倾向的人能生活在共同空间并做出互补和分享，是有利于社会资本和阶层凝聚的。
台北拆拆建建这么多年，竟还剩下不少有不同年龄建筑拼贴并存的有意思地区，有人跟我说是因为产权分散、公权不彰和没有真的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亚太营运中心等等原因。这说不定有点儿道理，不过我发觉其中还不完全是误打误撞。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台北学界文化界对城市发展的理念有较多的反省和介入，而台北市民维权和社区意识就算没有荷兰阿姆斯特丹或美国波特兰强，也是华人城市中最强的。要维护一个城市建筑面貌的多样性不是容易的事，需要政府、专业规划者、学者、发展商、业主和居民社区持续地积极介入，做出较聪明的群己利益平衡的安排。
四、高密度不等于过分拥挤。后者是贫民窟特点，很多人挤住一个小空间，没有隐私，这叫过分拥挤，但如果是挤在单层的简屋，地区密度其实很低。
20世纪好一阵子，城市规划者误把高密度老城看作贫民窟，不思逐步改进老区条件，念念不忘大规模拆迁，以便光亮明日之城一步到位地突起，并以把低收入者集中到公费补贴高楼和把中产者搬到郊野低密度住宅区为己任，成功地一举谋杀了不少大城市和郊区。
城市密度一低，行人稀少，街上商店难以为继，出现一种市区内的亚市区现象——地区用途分隔、汽车代步、高速路割裂市区、小区住着同质性很高的居民、商店归总在大型商场、模糊地带失落空间蔓廷。这样，比较复杂的城市生活就为比较单调的亚市区生活所代替。
台北一直保持着相对的高密度。而据我的观察，台北一般家庭的居住面积要比香港大很多，说不上过分拥挤，除高楼大厦外，还有很多不同年龄、不同高度密度的建筑——包括四至六层的联排屋，是较理想的密度组合。
台北的混合用途、路街巷密集造成的变相小街区、不同年龄建筑物紧凑连绵拼贴并存和相对的高密度，是它的优点，是它的幸运，是它的美，是它平易近人、其实更有智慧的现代，所以我们喜欢生活在其中——当然，这四点只是必要而不是全部的条件。
这样的城市美学，欣赏的是城市生活的混杂性和多样性，完全颠覆了我以前那种不懂生活、不近人情的“现代－光亮－花园－美化－明日之城”的机械化规划主义教条。
有了生机勃勃的紧凑街头和公共空间，才有可能出现波特莱尔、班雅明和李欧梵式的步行漫游者，而我也经常把自已当作这样一个漫游者。但我会提醒自己，更关键的是，相对于投资者、政府、游客以及漫游者而言，在此地工作和居住的人，他们站的才是道德权利上的最高点，城市是他们的。台北在这方面做得比北京、上海和香港都好太多，也解释了它的生活质感。
话说回来，一个旺盛的大城市不可能只是一个居住城市，它必须要有经济活力。只是，要成为全球经济节点的城市，其实并不需要把自己大面积变身成为无特色的“现代光亮－花园－美化－明日之城”。恰恰相反，真的世界城市如纽约、巴黎和伦敦，皆特有自己的城市风采——大面积的用途混杂、高密度、不同年龄建筑物并存。这种有茂盛城市生活的特色城市，更能吸引全球人才。
在重访台北的台北学盛会上，就隐喻想象和赋形流转，各学者先达发表了多方面的真知灼见。我未谈隐喻，只说赋形，而且是单一的城市空间赋形，不厌其烦地做出可能对大家来说已是常识的补充，因为我觉得再多说几遍也不算多。我说的只是三点：
一、台北是好城市。
二、台北的好，它的神韵风流，它的文化与文明，千头万绪，相信其中总有一部分是跟它的路街巷建筑城市赋形有关，千万不要破坏自已的好而去追其他城的短或一些已破产的理念上的纯粹的美。
三、古迹名胜历史建筑的保护固然重要，应大力弘扬，正如全城层面的景观建设和各街区层面的地标也是不可少的，哪怕只是一家老店，而在底气厚的城市，我们也容得下一两个信义计划区和几家甚或几十家星巴克。然而，普通市民工作和居住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所谓普通路街巷、不同世代的所谓普通建筑，和历来因时流转混合用途的维护，其实是同样重要的，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
希望台北人能永续地替世界保护精耕一个好的城市。
（第一届台北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