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荒诞又如何？

2009年有几篇文章想写没写。保罗·古德曼的《荒诞地成长》于1960年出版，50年了。我年轻时候特别受它的英文书名“Growing Up Absurd ”触动，去年觉得自己好像有责任为该书写一篇简介之类的纪念文章，但没做到。《荒诞地成长》的出版可以说预告了美国“二战”后纯真年代的终结、反叛60年代的揭幕。古德曼认为美国人的下一代长大在一个伪善的、鼓励平庸的、无原则地妥协的，甚至是充满欺骗性的高度组织化体制里，理想与社会现实有巨大落差。在这样荒诞的体制里长大成人，也只可能是荒诞的。我想，今天的世界，客观上只有比当年的美国社会更荒诞。但是年轻人在感到成长的阵痛、青春的骚动之余，会意识到自己懂事后进入成人世界的荒诞吗？就算感受到，他们会愤慨吗？他们还想或还敢反叛吗？

“二战”后头10年的法国知识分子，历经战火浩劫，首先将存在主义的荒诞观念普及化为年轻人新潮流。加缪的小说《局外人》和《鼠疫》是大家熟知的荒诞小说，《西西弗斯的神话》则是他阐释荒诞地存在的代表文集。贝克特与万涅斯科的《荒诞剧场》也是同期产品。

大西洋彼岸，荒诞的文学趣味和人生观也在年轻人之间扩散。与古德曼可算是同代人的约瑟夫·海勒写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在1961年初出版的时候，评论与销路都很一般。但小说的荒诞性与黑色幽默，几年间引起越战年代美国青年的巨大共鸣，真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需求。

从荒诞小说的始祖卡夫卡开始，文学上荒诞与黑色幽默常常是两位一体的，但那需要读者有着对应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才笑得出来，荒诞小说也有它的历史机遇期。

在中国内地，60年代能读到灰皮书、黄皮书的少数人，可能有些已看到卡夫卡小说《审判》的中译文本。到了新时期，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城堡》、加缪的《局外人》及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都一度成了翻译小说读者群体的共同文本，更影响了不少中国作家。

中国人应该是可以很容易理解西方荒诞文学的。你看看《红楼梦》的头两回，就知道中国人本来就知道人间世的无常无明、假假真真、造物弄人、辛酸泪荒唐言、你唱罢我登场，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我们甚至可以说，深受佛道影响的中国人生观与存在主义式的西方当代荒诞观相同之处，在于都认为人生本来就是荒诞的。用西方哲学的话说，人生的荒诞是在本体意义上的荒诞，也就是说是基本状态，改不了的。

但中国人觉得人生再荒诞，往儒释道一钻仍可以自我解套，找到暂且苟存甚至自以为安身立命之出路，至少可以与荒诞的世界共存。但存在主义式的西方荒诞观，在发觉基督教的上帝已死或从来不在之后，存在已不能“超越”，从最真实的状况而言，人生是没意义的。西方人这个觉悟是痛苦的、折磨人的，简直让一些人感到活不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不是变得彻底虚无，就是纵情享乐，再不就硬“选择”一件自己说服自己是有意义的事来全心全意投入，都很容易做过头。萨特对暴政与暴力的支持属于后者。加缪是很难得的，既直面荒诞人世，却不逃避知识分子的承担，同时忠于自己的良心，拒绝接受当时法国左派亲苏联的主流教条。他和萨特是朋友，更不用说一度是巴黎左岸圣日耳曼区花神咖啡馆的啡友，1951年后主要因为看待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态度各异而分道扬镳——这方面用后见之明，我是认同加缪而不接受萨特的。

意识到世界的荒诞是启蒙的一种征兆，这样的人理解到现实的残酷，人生的苍凉，不容易接受心灵鸡汤。

但认识到人生基本上荒诞并不等于会坐言起行去改变世界。如果荒诞是本体的，则更是改不了的。中国儒释道一体的人生观一般而言有利维稳。欣赏昆汀·塔伦蒂诺电影或《让子弹飞》黑色幽默的观众，不见得就是积极参与社会改革的行动家，至多只是一群心智较敏锐的文化消费者。公共领域的改革还是需要理想、理性、淑世入世以至对荒诞现象的义愤，需要相信荒诞可以消解而不是接受荒诞作为本体。

美国怎么了？

——评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1]

——克鲁格曼近日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是以“现钞换垃圾”。

——克鲁格曼不久前在美国电视脱口秀节目上说因

为中国输出有害产品，美国以怨报怨，向中国输出有害衍生工具。

——克鲁格曼在2007年《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里说在发达国家中，为何只有美国存在一个想要逆转福利国家的主要政党？原因就在于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

克鲁格曼是谁？一个愿意吹警哨的美国经济学家。

同行人最能看出同行卖的假货，问题是谁愿意吹警哨，揭发同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学界争相说日本第一，也制造了日本威胁论。一些赶潮流的学者特别强调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零和的，例如麻省理工管理学院名教授莱斯特·瑟罗就写了《零和社会》、《零和解决方法》和《头碰头：美国、日本与欧洲之间即将发生的经济战争》等书，红极一时，各国纷纷礼请瑟罗去演讲。这时候谁泼瑟罗冷水？一个从斯坦福转到麻省理工的年轻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他说：贸易不是战争，不是零和游戏。美国与日本的贸易差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微不足道。国家不同于企业，不会破产，国家主要的买卖是“雇员”即国民之间的互相买卖。贸易壁垒不但减少消费者选择、提升物价，而且会导致全球市场“碎片化”，令所有人更穷。

克鲁格曼还说，当时声望如日中天的瑟罗不是经济学家，只是经济公关，是个不做功课的“傻”作者。大概是这些直言不讳的话让非经济学界记住了克鲁格曼。虽然克鲁格曼当时在行内已极受注意，他是美国经济学会颁给40岁以下学者的克拉克奖——有说比诺奖更难得——1991年的获奖者，等于说他的学术成就是完全得到主流学院经济学界认可的。

1997年，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学界一片赞叹声中发生了金融风暴，大家又记起克鲁格曼曾批评由热钱带动的东亚奇迹是虚火，可说是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自此他的名声大噪，出了几本深入浅出兼好看的经济读本，并在《纽约时报》写专栏，影响公共政策，如证明欧洲发达国家的公共医疗，不但对全民的健康保障胜过美国私营的医疗体系，而且成本与经济效益都比美国好。当然，克鲁格曼更是小布什的严厉批评者。

近年任教普林斯顿大学的克鲁格曼常被认为属于新凯恩斯学派，新版的《凯恩斯传》由他写序。不过他最常强调的是，他是自由派。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上，自由派的主要对手是保守派和近年掌权的新保守派。保守派的经济理念包括货币学派、供应学派、理性预期派、公共选择派、放任主义等，该派的经济政策包括缩小政府权责、解除监管、私有化、为富人减税、免除遗产增值等税和《华盛顿共识》等，在美国以外，常被概称为新自由主义。这个新自由主义，不同于克鲁格曼这类自由派，二者在美国恰恰互为对手，只是美国自由派一般称对手为保守派和新保守派。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新保守派都支持市场经济，不过保守派往往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而自由派则认为市场的良好运作需要政府的恰当监管。

克鲁格曼在新书《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 [1] 里再次吹起警哨，戳破保守派卖的假货。不仅如此，他更批评了新保守派利用社会、文化、种族等让选民“分心”的偏见，延续美国社会的对立，扩大贫富差距，终结了“二战”后维持了30年的中产阶级社会。有意思的是，克鲁格曼立足于坚实的经济分析和数据，却能跳脱经济学家视野的窠臼，得出政府政策可以有效带动经济分配的结论。他描述了罗斯福新政如何构成“二战”后民主、共和两党的经济共识，构建了相对均富的社会，而终于功亏一篑地在里根到小布什手里被逐步解构。这个以政治来解释经济的思路，加上书中为壮志未酬的美国自由派检视过去规范未来，令克鲁格曼这本新书有可能成为他近年最重要的著作。中国读者读之可调整以往对当代美国的认知，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派及各派人士都可从其中得到关于中国发展的启示。

美国资本主义本来是挺不光彩的，强取豪夺，以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头30年贫富悬殊的“镀金时代”为最。20世纪初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任总统期间，曾推动了一些反向的政府行为，如恢复所得税及监督食品与药品安全。不过克鲁格曼用数字指出当时的一些进步政策还不足以扭转大势，“镀金时代”的放任资本主义一直要到1929年经济崩溃后才信用破产，且要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推行新政，借力于“二战”期间的战时工资制度，才结束了漫长的“镀金时代”，进而推行高累进税制、政府主导财政转移支付、提供社会保险及失业保障，成就了“二战”后美国的中产社会，同时又未妨碍经济的高速成长。可惜的是，自罗斯福以来的历任总统都未能抗衡保险公司、私家医生利益集团和种族歧视，始终未能完善公共医疗，结果美国成为“二战”后发达地区中唯一没有全民医疗保障的国家。

时人也有将克鲁格曼喻为在50年代写下《富裕社会》的约翰·加尔布雷思的继承人，两人都是以经济学为本职的公共知识分子。加尔布雷思曾提出一个概念：为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端，社会需要“反制的力量”。工会就是一种反制的力量。克鲁格曼在新书中指出，“二战”后工会的兴起缩小了贫富差距，劳工享受到新政的好处，工资水平大幅上涨，数千万美国人走出贫民窟或者离开乡村，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成了中产阶级，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同时富人的数量大幅减少，美国才有30年接近均富的富裕福利社会，很明显这也是克鲁格曼心目中美国最光荣的年代。

可惜美国人对这段历史没有好好地总结，而在80年代保守派的全面反扑下，工会萎缩，保守派积极分子组成的联盟主宰了共和党全国大会。里根早期成功地迎合保守人群在族群与性别上的焦虑感，并以隐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的逆反情绪走上政坛。小布什甚至尝试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制度，美国陷入新一轮的“镀金时代”。

克鲁格曼说：一个富者越富的社会就像比尔·盖茨进酒吧，酒吧里的人均财富值立即剧增，但其他顾客并没因此变得更有钱。事实上，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国工资，1973年要比今天高12 ％，普通美国人未能收获生产率提高的果实。

书中花很多篇幅谈到美国两党政治的演变，如南方相对贫穷的白人为何由最初反对林肯的共和党转为大规模投向偏袒富人的共和党，并影响了两党政治版图，都是值得细读的。谈经济是绕不过政治的，这正是克鲁格曼的主旨。他说：“讨厌税收的富裕家庭、痛恨监管的公司利益集团、认为福利国家非法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存在。不过在五六十年代这些群体处于边缘状态，被两党当作怪人对待。是什么把他们变成了一支足以改造美国政治的强大力量呢？”他认为共和党之所以右转，是因为它被保守派中的右翼激进分子即新保守派劫持了，而其中最关键的是因为“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国人越来越富，最后甚至有了充足的金钱来收买一个政党”。我猜想有些读者可能会诟病克鲁格曼在书中的一些评论太带有党派立场。

克鲁格曼谈到经济学时说：“市场有时会失灵。使经济学家以及所有人明白这一点的，是大萧条的惨痛经历。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由于人们对大萧条依然记忆犹新，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只有政府大范围地介入，经济才能维持在正轨上。主流经济学拒斥实施计划经济的主张，但他们确实认可，为了对抗衰退，政府有干预的必要。然而，一旦危机过去，一些经济学家就难免回归旧日的信仰。”克鲁格曼当然也不会放过米尔顿·弗里德曼：“到60年代早期，弗里德曼几乎完全转回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宣称就连大萧条的原因也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府失灵。他的论证左支右绌，而且在我看来有违背学术真诚之嫌。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由自主地变起知识戏法一事，本身就显示了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强大诱惑。”

克鲁格曼寄望布什之后的当政者：“为了美国，他们应当实施一项坚定的自由派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新政’”。

[1]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2008年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