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林丹娅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1998.8 书面访谈

林丹娅是我的好朋友，她在厦门大学中文系当教授，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女性文学评论家，她还是有名气的散文家。所以她写的东西既有很浓的书卷气又文笔优美。多年以来，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默默耕耘，但又始终相互惦记着。林丹娅长得娇小漂亮，写起文章来却颇有锋芒，她的学问也做得很扎实，我很佩服她。去年她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度过了一段地狱般的苦日子，但她终于熬过来了。现在她又活跃在文坛上。

问：残雪你好。很久以来一直想有机会能够访问你。你是非常能够激发人想亲自问问的那一种作家。在读你的作品时是这样想的，在想起你的作品时还是这样想；在读不懂你的作品时这样想，在自以为读懂了你的作品后仍是这样想。虽然有一个妙喻是众所同意的：作家之与作品是母鸡与蛋的关系，吃蛋真不一定要认识蛋的妈。但有一种情况是这个妙比的例外，这就是当蛋本身存在着人所欲解的谜的时候。你的小说文本总是有本事让聪明还是不聪明的人都处于一种冲动式的猜想之中，只有理念才可能阻止这种猜想的发生。但你知道，人的有些理念真不比有的本能高尚或者纯粹。

至今犹记得第一次读到你的小说时的情景，“很奇怪”的感觉是那样强烈，它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很奇怪的感觉与其说是针对你多少具有特立独行风格的小说文本来说，莫如说是针对你这个作家与这样一种小说文本之间的写作关系而发生的。这里面存在一些令人原来难以思及的谜。因为对象是一种谜的性质，所以，这次有机会向你访谈，难免会带上一些对你及你的文本解读时产生的一些猜想。所有的验证、修正与反正，相信都是读解残雪文本的读者——当然包括我——所期待的。

答：虽然由作家自己来解作品中的谜似乎不太妥当，但我想，文学发展到今天，有一类作家同他自己的作品距离是越来越远了，也许我就属于这类作家。写作时排除理性，让潜伏在最底层的无意识直接展露；写完作品后也很少去读，而是抛之脑后，过了很久遇到某个契机时再去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我本人成了自己作品的读者。这就使得我有可能作为读者之一（不一定是权威的）来解读自己的作品，同时也给其他读者一些启发。但谈到验证，很遗憾，唯一能验证感受的只能是阅读本身。于是读者只好再一次去闯进那个世界，去尽可能获得那种苦刑般的快感。这样，验证便成了一个过程，结论永远得不到，因为它就在你的渴望当中。当然，我愿我的解读能同读者沟通，使其他读者的感受得到某种佐证。

问：有意思。你一开头就使我拥有了一种佐证：我总感这世界存在二种文本的生产形态。少数作者能够获拥进入创造场景中的天赋。处于创造境界中的他们，已不再是置身生活场景中的他们。因而他们的作品不但超凡脱俗，也超自脱我。因而他们的创造能量自我也无法预知，何况他人。举个小小佐证，这类作者准会让在生活场景中遇到的读者感到意外；大多数的作者多是意不过生活场景中的读者之外的。而我窃以为这里实际上已有一个创造的“无限”与“有限”之界在显示给我们。读你的小说，首先第一感觉的确有如某个“老外”批评者的感觉：不相信中国竟有人会写出这样的作品。面对这样的作品在中国的横空出世，我们也感到很不相信，觉得它相当“洋化”，是相当地道的具有“现代派”意识与表现的作品。后来，在阅读了众多的类似张贤亮贾平凹那样好读的当红男性作家“土生”的小说文本后，我很感兴趣为什么这样“洋化”的文本，会相当先进地产生在类似刘索拉、张辛欣、残雪这样的女性作家笔下。它在她笔下的生成，是属于自然土生的，就是作家个人意识在本土现阶段文化背景下水到渠成的那种，还是属于望洋而趋凌空嫁接刻意为之的那种，或者是一种心领神会一拍即合的关系。这里也许可以找到我的一个臆想：在中国当下文化状态中，性别与文本构成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特定关系。我有听到人们评论你的小说（写作态度？）“矫情”的说法（这也是一个我觉得相当有趣的生活现象：人们更习惯把这样一个词粘贴给一个女性或者一个有“女性化”倾向的男性），但我担心我们是如此容易忽略掉一种人不能表白的属于黑暗中的痛苦：人们总把某个人的“真情”当做“矫情”。以我的观察来说，我觉得与其说这是一个对“情质”认识有差异的问题，莫如说绝大多数是对“情表”认识有差异的问题。也就是说，“矫情”的评定常常更多的是出于对“表情”的误读与误解。由于“矫情”内含众所领会的“虚情”成份，我担心我们在以真为假的判定下忽略掉某种真实。你当然会知道你的小说文本如何地与众不同，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一只让人不得不追究她母亲的“怪蛋”，究竟是怎样被产到这个与它还明显格格不入的文本社会上的？它是人们通常最先感觉到的“故意性”写作行为吗？如果是的话，这种动机是怎样产生的？它有预期效果与目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你有没有想过有关于你的小说文本与同时同地的他小说文本和她小说文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太过明显的结构差异的原因？

答：我想，残雪文本的产生不会是偶然的吧。追究下去，这件事有它最深的文化根源。它是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本身处于千疮百孔的垂危状态的产物。我们既需要紧急输血，也需要凌空嫁接，还需要移栽。不过作为文学来说，这都是不刻意为之可以达得到的，它需要才能。我的成功也许就在于我的想象力，我的强健的理性对于这种想象力的引导。另外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我以为是得益于我的性别。作为处在末世文化中的一名女性，我有可能以特殊的方法来进行最彻底的反叛与突围，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全新的创造，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水到渠成吧。

我同意你说的残雪文本对于当今文坛来说是一只“怪蛋”，我更愿意将它说成“异类”。但文坛毕竟接受了这个“异类”，这必定也有其历史根源吧。性别与文本的构成之间确实有特定的关系。一个敏感的女性，对众人公认的、陈腐的“现实”无比的愤恨和厌倦，时常如坐针毡，她唯一能做的、让她自己感到自己在活着的事只能是一头扎进那灵魂的黑暗深渊，在那里有着真正的现实，她的工作就是让这现实凸破坚硬的地壳，逐步地、从容不迫地崭露出来。这种作品当然会给人无比虚幻的感觉，站在“有”与“无”之间的界限上的感觉。如果人没有力量抛弃陈腐的“现实”，他也决不会接受残雪的现实。残雪不可能“故意”写作，因为写作对于她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行为，是她生活的方式。一般人之所以在阅读时感到别扭，是由于人总是不习惯于凝视那个陌生的自我，那种感觉就如同见了鬼似的，很麻烦。也许残雪是一个给人制造麻烦的作家，虽然目前只是少数人愿意来惹这个麻烦。

问：读你的小说，很多人会有一种共同的“不堪卒读”的感觉。记得当初我们系儿位关注当代文学写作状况的师生在一起议论刚刚露世的“残雪文本”，当然最先受刺激的是你采用来描述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物象及其关系的词汇，它们正常地引起人们生理上的不适反应以及心理上的憎厌情绪。前不久雁心先生发表一篇给你的独白（《那单纯而朴素的笑容》《厦门文学》1998.6）不知你看到了没有，她说“残雪，你那么敏锐地感受现实中那些无可奈何的，暧昧难明的肮脏和丑恶的形象呈现在作品中时，它们所唤起的无可回避的厌恶真使人害怕。你真有本事使人在阅读时厌恶得掷卷而走，而这厌恶又像无法逃避的头痛……”这种感觉从接触到你的小说就一直伴随着你的小说，几成你小说文本的属性。由此相信会有许多文学鉴赏人会说残雪是自己“很不懂得欣赏的一个作家”。我想这里的“很不懂”其实更多的是指很不愿。因为阅读你的小说文本会变成一种强迫性行为。一般来说，那些令人起鸡皮疙瘩的丑陋词汇/物象在传统文本写作中，好像总会被有所节制地表现，甚而是被本能地节制。就像人们会本能地避开那些让自己感到难受的不良物象一样，如阴冷、黏湿、滑腻、腐臭、污毒、糜烂、痴呆、滞阻、鬼祟等诸如此类。它们拥挤在你的小说中，使你的小说成为它们自身的氛围。阅读者一旦进入这个文本氛围内，感觉好像是在接受自虐。

并且，最让人疑惑的还是你在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你对如此形态的表述“津津乐道”的姿态。要知道，对同一种文本形式来说，“津津乐道”和“不堪卒读”是两个反差多么悬殊的反应。因此，这里面有许多看似普通的问题会在文本的阅读中很强烈地浮现：残雪是怎样的一个人？为何她会如此“热衷”“津津乐道”于描述那些令人心寒的物象？她为什么要如此悖性与悖理？为了文本的标新立异？为了在繁复而转瞬即逝的文本世界上，以令人避之而达到记之？如果说，小说文本原来就是为被阅读而创造出来的，那么残雪难道不顾忌它的“不堪卒读”将会丧失文本写作与存在的基本意义？

如果把阅读小说当做一次旅游需要的话，那么读你的小说，绝对不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程。它既不赏心悦目，更无美色可餐，也谈不上有冒险的乐趣，人们究竟有何必要选择你这样的文本做为进发并深入的景点呢？

答：涉及到审美，我想，中国传统审美当然是绝对排除了“脏”的，而在残雪的文本里，“脏”是最基本、最原始、扑不灭、杀不尽的生命，有洁癖的中国人大都害怕生命的直接崭露（这同害怕活泼泼的性交是一致的），所以必然会感到“不堪卒读”。这都是强大的传统势力造成的固定的阅读习惯所致。我记得一位日本老作家读到残雪最“脏”的文本《黄泥街》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那真是美的意境啊。”我不认为我的文本会丧失写作与存在的意义，总会有那么一小部分对自身现状不满的读者，他们要叩问灵魂的城堡，要深入探讨不可思议的人性，因而会与残雪的文本产生心灵共鸣，如你前面提到的雁心先生即是一例。什么是美？美就是生命的形式（也包括其终极形式——死亡）。去掉了一切矫饰的、从“脏”当中诞生本身也很“脏”的生命，不论多么扭曲、怪诞，甚至恐怖，它始终以自己纯净的形式感体现着人类精神的奇迹。读残雪的文本，一定要破除传统的束缚，用一种辩证的、形而上的眼光来看待美与丑的对立与统一。我盼望读者能看到文本后面那描述者的眼光，那是超凡脱俗的眼光。在这种眼光里，脏与纯净、丑与漂亮的界限消融，从中升华出美的意境，生命的最高意境。只要读者有愿望、有耐心，残雪的世界是向每个人敞开的。这一点从残雪写作了十三年，仍然在国内外维持着一定的影响也可以得到说明吧。

问：有识人也看出这一路晦涩恰恰是残雪凭借杰出的也可以说是独一份的艺术想象力构筑起的超现实场景。进入这个场景观看的人，未免首先会产生了一种掺和了邪恶味的荒诞感。它最可能是由变形引起的，它令所处者眩晕。眩晕让人如此难过，人本能的反应就是推开它或闭上眼睛。但奇怪的是，倘若人能再坚持一下，接着便会在这个令人眩晕的超现实场景中，看到现实的真实产物，而且是绝对可以让人设身处地地、经验式地感受到它们。它们漂浮其间，超常地密集，因为失去习惯性的语言修辞，而显得特别赤裸、精确，而显得比在司空见惯的现实场景里骇人得多。这些东西的确像有人指出的那样，是具有梦魇性质的东西。因为它们明显是在理性的世界里被压抑了的那部分内容与形式，是在人的意识失去效能时钻出意识监房活动的那些无经整理（！）的对真实事物的最原始印象。它的内容常常是让人羞于启齿的那部分感受。比方说一个回忆起自己做过的一场噩梦：一个语言含混面容模糊的人一直是使自己感到身体非常疼痛心理非常恐惧精神非常紧张的魁手，当自己终于看清这个人的面目时，它竟赫然是自己最亲爱的母亲的面容。在现实场景中恢复理智的当事者，无疑会为自己出现这种不受控制的心理景象而感到迷惑，同时还因为潜在的道德感而感到不安甚至羞愧、内疚与自责。于是为了掩饰与弥补，一些抹去与虚构的意识与行为产生了，它填充与联缀着人在“意识/现实场景”与“潜意识/超现实场景”之间出现的巨大反差与空匮。于是，人们可以在现实场景中，或刻意或无意地绕开一些虽然存在但令人无法正视的真实矛盾。它们变成一些被集体刻意或无意遗忘的真实，或者是被人们一起刻意或无意缄口不语的事情（至今有多少描述这种现象的词语出现？充耳不闻、视而无睹、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眼不见为净、精神胜利法……也算“非无稽之谈”了）。涂抹与虚构所组成的真实世界，像有毒的空气一样适合人们的感知与情感需要，并成为合理存在。人的生命危机与精神危机部分地通过这个渠道在向人类逼近。你是如此强烈地感知到它们，不厌其烦的文本表层描述与倾诉，无不出没着你极为焦虑的影子。外在的宣泄固然是达到缓解自我紧张的一种方法，但残雪文本的特异之处也正在于此，你是能够、并敢于从现实中看见、剔拨、围拢这种阴暗的、散落的、无形的真实的高手。现在，你的小说文本既是一种提供阅读者“能够并且敢于”的机会，同时又是一种考验阅读者“能够并且敢于”的设置。老实说，阅读旅行到了这个份上，本身就已经够让人痛苦了，并且让害怕痛苦的人感到紧张与烦躁。

面对残雪小说文本中连篇累牍且层出不穷的丑陋物象，是人（相信只要不是变态者）大都会感到“恶心”。这种对丑陋物象表现出来的在生理上直觉式憎恶与厌弃反应，几乎与我们对文本根深蒂固的传统反应——道理的爱憎感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你对丑陋物象专注而任性的描述，客观上则使你的文本有了这样的效果，它混淆了传统文本所提供的（同时也是阅读者阅读期待中的）爱憎界线，阅读者的道德身份在阅读你的文本时消失了。你好像是故意在你的文本世界里，造就了一个平等的阅读人群。于是好像有种文本暗示产生了：无论他是救生者还是杀生者，无论他是施善者还是强盗，无论他是生产者还是寄生虫……你所描述的东西一样令他们难受。不知你有否感到这一点，这样有悖传统写作期待的、混淆阅读对象人格层次的客观效果有否特别的意义？（因为我怀疑这里是否有女性这个性别对既定的整个价值体系的破坏潜意识，以及它在起的作用。）

答：你的阐述又使讨论更加深入了。我愿意再重复一句：残雪文本是向每一个读者敞开的。作为写作者本人，这是一个矛盾，因为他的作品既有排斥一切读者的倾向（他要摒弃一切世俗的因素，向那终极之美——“无”突进），同时又只有获得世人的认可才能存在（作品只能通过阅读最后完成），作品就在这个矛盾冲突中诞生。冲突的过程中充满了对生命本身的厌恶、自虐似的雅谑、恶意的报复、为摆脱而发生的扭斗等复杂感受，但这些感受无一例外地得到升华，化为天堂似的雅谑。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残雪文本的读者既会体验到强烈的人道理想，同时又会产生那种超出一切道德的空灵感吧。生命离不开脏，最脏的才是最有生命力的，被包含在生命内的人类精神必须同它的载体达成妥协，才有可能向那最美的境界升飞。人在现实中无论多么痛苦、恶心、发狂，那都是很有意义的，如同孕妇的感觉，她诞生的是美。作为现存社会的女性，在艺术的体验上当然更有优势，因为她对生命的体验更少受到传统的污染，因而与环境的冲突也会更尖锐，破坏和报复的潜意识也更强烈，建立自己的体系也更容易。

问：在你的小说文本中，最经常的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以家庭亲情关系来演绎并指证事物关系的本质特征，我想这除了因为家庭亲情关系所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外，与你的女性性别身份一定有某种潜在的关系。就像卡夫卡在《变形记》中表现与演绎的是人物的社会关系一样，它们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它们通常地反映了作家所擅长的、所敏感的生活区域与意识区域。很想问你在你的小说文本中描述的那些物象及物象关系的印象来源，如充斥在父母子女夫妻婆媳公婿兄弟姐妹邻里同事之间相互干涉又相互排斥、相互窥视又相互防范、见风使舵又固执自许的嘴脸、言语及行为——顺便说一句，它们常常令我蓦然一惊，它能立刻触及我的某种极不愉快的感觉记忆，在那里面，我隐约地看到了那些亲爱者或者高尚者，甚至是我自己的那种可恐怖的面容、表情与身影——我猜想如果不是极其恐惧栖身之所的败坏，恐怕也无法产生如此深邃的具有批判力的洞察。如果真的是这种恐惧作祟的话，它有没有具体的发源点？如果不是，那是什么？

答：这个问题要分两步来谈。

首先灵感的诱因或激发点当然是日常生活，而在中国，日常生活的基本单位当然是家庭，并且家庭高于一切，渗透一切方面，这就可能想见它对个性的压抑。作家想创作，他的灵感一定是来自压抑，压抑得越厉害，灵感越大，越觉得非写不可，似乎自古以来的创作规律就是如此。

谈到残雪文本，同古典文本又有所不同。同近代世界纯艺术潮流一致，残雪做的是向人性内部探索的工作，所以作品中的人物与现实主义文本有所不同，他们所体现的是本质性的灵魂的东西，不能与公认的现实和社会挂钩，因为这种创作另有所图。打个比方，这就像看三维画一样，人首先看到的只是表面杂乱的色彩、形状，只有当你似看非看地“凝视”良久，当你排除了习惯的干扰，才会发现内部的真正结构，那亮丽而深远的意境。十多年来，一直有种信念支持着我，那就是残雪的世界是“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存在的，我每天同它晤面，只要我坚持自己的状态，冰山就会露出海面。所以当有人问及我是否改变了创作的风格时（大概他们认为残雪的把戏不可久玩，久玩必定令人生厌，要不断变花招才有“看头”），我郑重地回答说：“没有。原来就是好的东西干吗要变？！”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彻底颠覆性的方法，这种由外向内的转向，作品反而更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因为事实上，每个人的灵魂的结构都是相似的，只不过人在社会上忙忙碌碌，有意或无意地不去注视它罢了。

我要说，潜意识决不是一团糟的缺乏逻辑的东西，那个黑暗的世界有其自身的规律，它的结构无比精巧，令人叹为观止。我在解读这类作品时（如《城堡》），将自己看作一名侦探，我的工作就是破案。我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人在黑暗深渊里的探索不会是完全孤独的，有时他会与另一个孤魂相撞，两个灵魂会碰出最奇异的火花，这火花本身就是那个世界存在的证明。我们也可以将那个世界看作人类记忆大海的最深处，那里有无比美妙、透明的海市蜃楼，它们的结构之美超出人类的世俗想象之外。这样的世界当然不是无缘无故就会产生的，它产生于日常自我的血污的体验，产生于灵魂的残暴的撕裂。敢于自戕的勇者，有可能闯进那个王国，残雪似的超然决不是对现实不感兴趣的那种超然，而是直接将产生于对现实的批判，只是这里头的奥妙一般人很难觉察罢了，也许有那么一天，会有人将残雪的文本如同破案似的作出解读吧。

问：因此，阅读你的小说，的确需要相当的勇气。你败坏而且破坏读者早已养成的（甚至还有一些得自遗传的）嗜食语言文本的胃口。除了那些让人要频频避开的丑陋意象外，谁都能感受到残雪文本的另一个异常，那就是描述那些丑陋意象的形式——那些奇怪的句子组合。它表现得令人不可捉摸。人们几乎不能借鉴以往的阅读经验来阅读它，几乎不能通过它来找到预料中的（约定俗成中的？）人物或事件的前缀，也无法推理人物或事件的后延。在文本构成的语词与语词之间、句子与句子之间、层次与层次之间的中断、孤立、无联系，似乎就在所指着文本构成的人物与人物之间、想法与想法之间、事件与事件之间、行为与行为之间、时间与时间之间、空间与空间之间的中断、孤立与无联系。与其说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联系顺序被叙述者在叙述时抽取掉了，莫如说叙述者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事物的语言顺序，这是我们非常陌生并不习惯的一种语言顺序。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在这形式面前受阻，无法顺利流畅轻松愉快地完成原有的演绎推理，它破坏了人们通过约定俗成的语言顺序对这个世界的事物顺理成章的认识规则。但我们的确也只是陌生而已——人们通常更熟悉的不就是“变得认不出自己”的这个自己？阅读此类性质的文本，我觉得人们应该会体会到一种特别的功能伴随其间：一些随着被指认为不可言传的事物而失落或沉睡的思维语言，伴随着人们对残雪言传的阅读会被逐渐唤醒和复苏。不是也有人在不断地证实这一点：从读不懂，到很难懂，到其实很好懂。只要有足够的耐心（病去如抽丝啊），人们尽可凭借自己的某些经验与悟性，沟通去往无疑囊括了诸多先锋因素而形成的残雪文本先期到达思维境地。而那些通过文本显现出来的令人无可回避的句子与意象本身，则在提醒某种被压抑了的潜意识的存在。在它的比照之下，那些被人们在文本中勉力联系并建塑起来的理性世界，倒实在地显出了它理智的虚构。

特殊的文本结构自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文本氛围。你设置的超现实场景中最具现实感的情景叙述，奇异地使每一处细节的存在似乎都在指向哲学层面上的问题：人是什么，什么是人，人怎么活，怎样活。反过来则使残雪文本氛围倒具有一种可谓具体的象征意味。我想，如果一个人在讲述，那么还有什么比怎样讲述更能显示讲述者的智慧与愿望呢。残雪在以她的形式讲述，这正是一种与往常那种我们因习惯而成自然的“易接近的形式”绝然不一样的形式。因为那种形式“正是不能表达我们所渴望表达的形式”（伊丽莎白·白恩斯）。残雪的确已形成具有自我个性特征的叙事模式。关注残雪文本的人，几乎都能一眼认定这就是“残雪式”，同时人们也由此担忧由于文本模式独特性在写作中必要的强调而形成自我模式的囿限。但我想知道的是，你本人对一些特别的“残雪”叙式的运用有何用意上的解释。

其一，在你的小说文本中出现的小说人物，几乎都在用同一种口吻诉说，诉说内容与诉说风格与男女老少无关，与身份职业无关，与文化修养无关，更与个性无关，这明显有异于传统小说对人物语言特征刻画的要求与重视，这是否意味着在你的小说文本中，人物的个性特征是否被体现并不重要？

答：也许用古典主义的眼光来看残雪的人物对话，每个人都是“同一口吻”，“人形木偶”，甚至无聊得很。如果要我来阐述自己的理由，仍然是前面说到过的，这是“另一种”文本，读者必须抛弃传统的审美观，什么也不依赖地重新开始自己创造性的阅读。于是你可能在某个瞬间眼前一亮，发现残雪作品中的人物言谈充满了“对话”的语境。这是赤裸裸的灵魂分裂之后，各个部分之间的对话，每一个人物都是灵魂的一个部分（这在早期作品《黄泥街》中还不十分鲜明），他们的特征不是不重要，而是很重要，问题是读者要用一种经过过滤的眼光去看，去细心体会，才会进入那种语境的氛围，当然那种语境与外部世界无关，你必须挖掘自己的潜意识，调动起自己的非理性之力去“闯入”。

问：其二，在残雪文本中，同一口吻的人物自话布满了叙事的同一空间。这里没有表征故事情节发展的线型时间。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小说的故事性在残雪文本中也同样是不重要的？

其三，失去了个性人物与故事进程两大要素的小说文本，是什么样的一种小说文本？与传统小说文本相比，你觉得“残雪式”文本有何优长之处？

答：我的小说具有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故事性，可惜就如同很少有人读懂卡夫卡、博尔赫斯的故事一样，残雪的文本同样费解。这是关于灵魂的故事，如能拼命闯入迷宫，会发现那里面的故事比传统的故事更为有趣，结构更为奇巧，甚至会有天衣无缝的感觉。总之决不是像某些人评述的那样，是一盘散沙。最近我写了一本书解读卡夫卡的《城堡》《审判》《美国》等，我相信读者看了我的评论会觉得卡氏妙不可言，比传统的侦探故事更引人入胜，而且产生巨大的灵魂震撼。

问：其四，谁是你在文本中设置的永远诉说的聆听者？

答：谁是残雪文本中的诸多诉说的聆听者？或者说谁是残雪的读者？前面已经谈到残雪写作行为是矛盾的产物，它既排斥读者又向读者敞开。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聆听者有两重身份。一重身份是那永远无法企及，本身又永远得不到满足的“虚无”或超验者或上帝，这个聆听者时刻监督着写作者，在限制他的同时又给予他无限的自由。因为有他的存在，写作者再也不能偷懒或说题外的话，也不能玩弄技巧沾沾自喜，写作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创造，就是无中生有。但即使写作者写出了很多“有”，这些“有”射向那无形的对方之后重又归于“无”，于是唯一能让写作者满意的验证只能是继续写。我的长篇小说《思想汇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4年11月）以这一点为主题进行了幻想式的、详尽的阐述。另一重身份是描述者之外的所有的人，不分阶层也不分性别，因为这里说的是灵魂的故事，而灵魂是属于人的，每个人大致相似的东西。这种聆听者就在写作者的周围，写作者不停地朝他们发出那种信息，以便各自灵魂的信息在某一点上交叉，诞生出新的意境。这就是我们不熟悉的那种新型阅读。阅读者在阅读时也处在一种矛盾状态里，就是你谈到的诗意的痛苦。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的中国读者很多人不习惯阅读的痛苦和麻烦，哪怕它是诗意的，他们习惯的是固定的审美对他们神经的抚摸。

问：其五，我发现以你成熟的女性作家身份，却常常给小说第一人称“我”设置了男性身份的观照与发言，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性别倒错，还是有意识的？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答：前面已经谈到，残雪小说中的人物是灵魂的各个部分。在小说中，以女性身份出现的人物往往是灵魂里最有诗意的那个部分，灵动又飘逸；而以男性身份出现的人物则带有强烈的自审倾向，二者总是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推动着文本向前发展。但有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后期作品《新生活》等，主角就是女性，她集诗意与自审于一身。到底如何选择性别，只能是无意识的，服从文本需要的，当然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实际上，自审与诗意不可分。再比如《历程》中的皮普准先生，有很深的自审意识，同时他的境界又非常富有诗意，充满了激情。总之残雪的灵魂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东西还未完全崭露出来，很难有定论。问：其六，我曾经说过你小说文本所特有的（针对既成的阅读审美习惯来说它就是怪异的）叙述话语（包括什么叙述对象进入书写及用何种形式进入书写），不管你是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它的客观效果皆显示出它对在男性文化中心的历史下所形成的男性阅读模式所训练出来的良好胃口的破坏。那些在既成识读规则下显得无章可循、毫无逻辑、丑陋、恶心的特征叙述使固有的阅读期待落空，我以为这是具有与男性叙述分庭抗礼的女性叙述，体现出书写意义上的反叛特征。但有批评家朋友指出，为什么这样的句子必须来自女性，是因为写这样句子的人是作家残雪，而残雪恰好是一个女性吗？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我必须有深入与充足的女性文本研究来完善的命题。很想直接地从你这儿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我也一贯认为残雪似的书写只能出自女性之手。只有处于文化边缘的女性，才会有充足的底气运用原始之力来与整个庞大、深重的文化体系分庭抗礼，这件工作还需要非同寻常的耐力，中国妇女恐怕是世界上最有耐力的妇女了。当然这里也要突出提到采用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作为破坏的工具。我不懂我们文学界为什么一谈到西方文化的渗透就谈虎色变，并且要打入另册。我认为这种态度根本不是爱国，而是打着爱国的幌子死抱住旧的传统不放，骨子里头还是天朝心理的二十世纪修订版。我认为明智的态度是对异域的文化持欢迎态度，让它们渗透我们的观念。这样，我们自己垂危的传统才有新生的希望，或者说新的传统才会产生。反之，西方对东方也应是同样的态度吧。死死地去维护是维护不了的，看看社会现状就明白了。我的作品令一些高层次的外国同行也感到很服气，感到为他们的文学传统输了血。因为我的写作产生在中国，因为他们本国的作家很难达到残雪的高度。我认为残雪的作品就是移栽成功的例子，它没有狭隘的地域性的根，它的根是一个藏在灵魂深处的谜。

一些男作家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我想是他们太留恋自己的“根”了，这也是一种恋母情结。他们总觉得自己家里的东西千好万好，别人家里的东西怎么也不合用、不顺手，这样左比较右比较的，就把原有的一点反叛心理丢得于干净净了，更谈不上颠覆的决心和“拿来”的气魄。自古愤怒出诗人，没有了愤怒，没有了灵魂的分裂，当然只好到灵魂的外部（比如某种文化）去找寄托。谈到我自己的根，它就在我的内部，我每天感到它，为了维持对它的这种敏锐感觉，我将不断写下去。

问：妙极。我曾从一些貌似偶合的现象分析中极强烈地感到一种“必然”的作用：某种“女性传统”并非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是在显性渠道中流传的，她更有可能是通过一些隐性的渠道（比如说心理遗传）而传递给貌似孤立的女性个体生命内部从而发挥作用的。因之我料到有一种要令通常人更为发怵的或者更为不快的或者说是更为严峻的事实必须面对，那就是女性与写作之间所具有的特别关系。它们是一种源于女性自身内部的隐秘关系。这也是一个在现实中总要被耳聪目明的人有意无意要无视或不提或淡化或滑稽化的事实。而对我本人来说，我看重残雪的文本实践是因为我相信她的确是无意识。当这份无意识的自然写作状态与女性这个社会性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意味并昭示着什么？我想她是不是起码在表明一个事实，由于大气候的适宜，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点适宜，在自古以来就被努力粉饰得光滑漂亮的中国书房里，崭露了一种与其格格不入的植物：从顶多在书房里有一席红袖添香者位置的女性，腾挪为展卷执笔人的现代女性，好歹不再说书房/男性之说，看书房/男性之看，经验书房/男性之经验，感受书房/男性之感受？

答：谈到无意识写作，也与上面那个问题有联系。无意识写作确实是对传统男性文化颠覆的最好、最彻底的方式。生长在中国，人不可能不受传统的浸染，只要你开口说话，开始想事，就要遵循令你厌恶的文化模式。在创作的初期，我尝试过现实主义的模式，但我写下的东西令我讨厌。也许是潜意识里的自我渐渐强大起来，我开始了摆脱一切束缚，踏上漫长的灵魂探索之路的历程。也许作为女性，灵魂上的那一层硬壳相对薄一点，所以更容易达到内部深层的无意识吧。从个人来说，我探索的是自己的灵魂，但对读者来说，那会是谁的灵魂呢？

问：现在来看你的“津津乐道”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当然，这也必须是身临其境者才更易理解的事物。打个比方说，如果说你“津津乐道”的是黑暗，我一点也不会怀疑有人会以为你的喋喋不休是一种“矫情”或者是“危言耸听”。它和你的如此“津津乐道”一样正常：不在黑暗中的人永远无法体会黑暗是什么；有的人虽身处黑暗之中但却不觉其黑乐在其中；只有身处明亮与黑暗两界之中的人，才会明确什么是黑暗。但事情常常又是这样，即使知道黑暗是什么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说出它们。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想能够说出的这些人，起码是满足了自己需要倾吐的心理而不是压抑，所以，说者在心理上应该是非常健康的，而非人们通常在文本层面上感觉到的那种病态感——残雪为什么光注意到有病的这些东西呢，是不是她自己也有病？另外一种好心人的为残雪辩白之词也反证了这种看法的存在：残雪并不是只让人恶心呕吐，在她的小说里其实也有光明、明白、晓畅、温暖与人情味（潜台词：她有时也与正常作家是一样的呀……）很想知道你对这种看法的看法。

答：我们的国人是有病的国人，甚至可以说病入膏肓。我们患的是什么病？就是鲁迅先生所描述过的阿Q病。头上的癞疤不能说，自我当然更不能看，看了就要做噩梦，出冷汗失去生存的乐趣。学者孙隆基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要让国人看见自我，等于是要瞎子看见光。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传病。我不悲观也不乐观，我仍然要致力于认识自我的艰苦工作，因为老天赋予了我这份才能，将它发挥到极致是我惟一的乐趣。所有的退路早已全堵死了，我只能向那黑暗的深处不断开拓，不断无中生有，这样做时也给我带来一种英雄主义式的美感。当然这也是我同国人沟通的特殊方式。既然人人病入膏肓，残雪当然也不例外，残雪的不同在于，她要将病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津津乐道地来作形而上的分析，并在说的过程中唤起人对生命，对理想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病入膏肓不一定是不幸，这样的灵魂有可能更充分地感受到天堂光芒的照射，但请注意只是“有可能”，如果你放弃自我批判，这种可能性就消失了。

问：看起来残雪的文本写作活动的确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光有理性就能做到的。但人们阅读残雪文本则需要超强的理性。打个比方，嗜食只要本能，服药则需要理性。残雪文本具有药性——我曾经这样表达我对这种药性功能的认识——她们正以叙述黑暗存在的方式突破黑暗：以揭示残缺而期待健全真实的世界，以显示污秽而明净人的内部与外部，以叙述无声的恐惧以消除恐惧，以破坏性的书写呈现自己的创造。

答：在作为作家的残雪身上，“病”和“强健”大概也是一对矛盾，病得越深，自我意识越清晰，理智越健全，健全的理智又似乎是为了促进疾病的泛滥。由于中国文化的馈赠，我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将分裂的灵魂钳制在统一体之内，让各个部分不断碰撞，对话。这一点是我对西方作家的优势。我常想，我会比较健康地活到八十岁，著作等身。

问：嘿，我也这么想。自从那一天我知道了一年三百六十天的风霜雨雪以及大年初一都挡不住残雪的长跑、外语学习与中文写作时，我就这么想。在想中隐约看到从古至今并不多的一些中国女性，比如在最苦的长跑项目中能拿奥运会金牌的王军霞……她们的创造与阅读这种创造，似乎都被注定了是永不会轻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这痛苦却是诗意的。何谓诗意的痛苦？打个确切的比方：犹如女人生产人类生命的感觉。遗憾这也是一个不是一切人都能同时同程度地理解并明了的比方。

世界总有这样创造并愿意分享这样创造的人，因之世界总有希望。

作为人类一员的和此刻访问你的我，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