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胡辛 作家

1998.9.19 北京河北饭店

胡辛老师朴素、大方、豪爽。一九九八年九月我和她在北京的首届女性文学会议上相遇，我们共住一间房，成了朋友。也许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她突然采访起我来。我因为同胡辛老师一起混熟了，就东一句、西一句，乱七八糟地和她讲了些情况。难得她如此有心，将其整理成这篇访谈。去年，我曾听说胡辛老师在打一桩官司，我很为她感到不平。但有什么办法呢，她又不做官，只好吃亏了。年初时她给我来过一封明信片，不知她现在是否一切都顺利。

冬末初春，人们赞叹的是“草色遥看近却无”的新生，那背阴处的残雪，便常为人冷落，又正因人迹罕至，所以还留着晶莹的洁白，在枯黄嫩绿的包围中，白便白得单薄、刺眼，不张扬，还有几分怯怯的柔弱，全然孤独无助又分明傲然独立的气象。这也是不能忽略的真实，或许它的存在更历经历史的真实。

她的作品惊世骇俗。无论是思想的犀利，抑或美学的规范，她都大刀阔斧得让人瞠目结舌！她的作品读者读着，会对人性中的恶恶心，对存在的不敢正视的恶心，她该有双怎样的以毒攻毒的眼睛呢？

第一次见着她，我也是瞠目结舌！她是那样的柔弱无助！那样的善良稚拙！浅蓝格子的衬衫，深蓝格子的长裤，单薄苗条的身挑，就像狂风中刚栽下的一株幼树，让人猛省，这就是“弱不禁风”，且平添怜惜。像婴儿般柔顺的“童发”裹着一张轮廓五官都纤细的女孩的脸，不是涉世未深，而是从未涉世。一双眼睛，神不见炯炯，力不觉穿透，可正视，可交流，她倒有几分怯怯。像张爱玲一样，她也是极怕见人的，极怕热闹的。

她拥有她自己的世界。然而，她绝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又让你吃一惊的是，她的谈锋极健，可她的声音语调又是很形象的淙淙泉水，湘地尾音的湘地泉水，压根没什么咄咄逼人。

都说文人相轻，我却有种“亲”感。我距她很近。当然，也许是一厢情愿。

这一次交谈也不过就是这一次交谈，只不过是我此时的视野中的这刻的她而已。

问：请你谈谈你的创作经历。

答：一九八三年在长沙《新创作》上发表处女作《污水上的肥皂泡》，第二篇《山上的小屋》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是编辑向前拿去的。而今已在海外出版作品二十部，今年还有两部作品即出。美国四部，日本六部，法国一部，意大利一部，德国一部，加拿大一部，香港三部，台湾一部。国内出版的作品有：《残雪文集》四卷本一百三十万字，《辉煌的日子》《黄泥街》《天堂里的对话》《突围表演》《思想汇报》等。

问：你的作品在海外影响不小，你在国内像是远离社会活动，给人“闭门造车”之感，可你的足迹遍及许多国家，能具体谈谈你在海外的活动吗？

答：我出访过美国、日本、丹麦、加拿大等国家。美国爱德华基金会邀请我参加国际笔会近四个月。那一批有三十多个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基金会本来就是国际写作中心。《纽约时报》曾经三次介绍我。《读卖新闻》曾六次介绍我，《朝日新闻》也曾介绍过我五六次。

问：我曾经在我的一篇论文《女小说家的审丑意识》中，以你和一些女小说家的作品为例，不无惊叹地发现你们实践了大画家的感触：“在艺术里人们必须克服某一点。人须有勇气，丑的也须创造，因没有这一勇气，人们仍然是停留在墙的这一边。只是少数人越过墙到另一边去。”是否可以说，你是早早地大胆而成功地越到墙的另一边去了呢？

答：（笑）也可以这样说吧。我追求一种特殊的美——“记忆”研究。记忆有很多很多的层次，但人们意识到的大多是表层次，深层次的是人难意识到的，这并非梦，不是的，而是由原始力导诱出来的。西方在进行抽象化研究。人类进步了，但也自我增添了很多压力，而原始初民生活的空间是很少压抑的。譬如“脏”，并不一定就是不好的。我以为，“脏”就是生命力，所谓的美，正是从脏的土上长出来的花。最“脏”的最黑暗的地方是最有生命力的，离开了，美就只能是苍白的！

问：（大笑）你把“脏”的力和美发挥到极致了。我记得张爱玲在《谈跳舞》中也有类似的议论，是说印度的一种癫狂的舞吧，说是与他们的气候与生活环境相谐和，以此有永久性。她也议论说，地球上最早开始有动物，是在肮脏的泥沼里的。但是，她认为只是貌似龌龊，实则是混沌。混沌是元气旺盛的东西，龌龊却是腐败、死亡，至少是局部死亡。你指的脏，是否也是指混沌呢？

答：是，也不全是。我不愿见人，除了与人打不来交道外，还因为我太珍惜时间，死死抓住生命不放。

问：你说的不全是，是否指元气汤汤的混沌之外，“脏”还有一种古旧、破败、零落、衰亡的“永远不再”之美？

答：像是吧。曾获过芥介奖的日本作家、理论家日野启三读了我的《黄泥街》后，说，美得不得了！把我的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美国译家专程到长沙，要看“黄泥街”，意大利、法国的翻译家来长沙，也要看“黄泥街”……

问：恕我打断一下，听说长沙有条热闹非凡的个体书商街就叫黄泥街，你说的，不会是这条街吧？如果是，我可没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答：（笑）不是的。这条街有的只是一些破败的房屋，但外国朋友都说，美得不得了。都是发自内心的。

问：好，什么时候我一定也要去看看。你刚才谈的可说是你的审美倾向，那末，你的创作的本质追求是什么呢？

答：我的创作追求、人生追求，也就是追求的最大的幸福就是“认识”。是的，认识。不懂我的人常说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对人生、对人性，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就是那么回事，关键是人一定要认识。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识，也就是鲁迅所鞭挞的“阿Q精神”。

问：那末，你如何看待家庭呢？你对父母兄弟姊妹夫妻母子关系如何看呢？

答：我们家兄弟姊妹五个，外婆也一直跟我们家一起过，所以有十口之多。我的父亲邓钧洪，是三十年代党的地下工作者，曾辗转于长沙、桂林和东北，策划了韩梅村起义。解放后任湖南日报社社长，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已接调外交部的通知并作短期疗养，可运动一开始，他立马风风火火赶回原单位大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大右派。母亲李茵，“反右”时也在湖南日报人事科工作，也被划成右派，所以我们家是双右派。当然父母双双被压迫赶到乡下劳改。那时，我才三岁。后来父亲到师范，母亲仍在农场。文革时，我们家自然脱不了下放的命运，一下就是十几年。我的小哥自强不息，一个初中生下放十年回城当搬运工，后来硬是直接考上研究生，现在是武汉大学的博导；二姐现在在海南师大工作；弟弟是克拉玛依的高级工程师，现在在俄罗斯工作。都是在逆境在艰难中过来的。

自小我的父亲最看重的是我。我后来成名了，但我的创作他并不一定理解，然而，他终究是开通的、深刻的，他有人性、有理性。

我的丈夫鲁庸性格好，他现在也不做其它工作，就是支持我写作，我们俩是相依为命。每天清晨我六点就起床外出跑步，归来已是全身汗淋淋，洗头洗澡后，鲁庸已将早餐准备就绪，一般是玉米粥、牛奶、鸡蛋和小包子。九点开始写作，我是用手写的。十一点做室内健美操。午饭是鲁庸做，我爱吃肉，当然也少不得蔬菜。中午一般是读外语。下午休息。三点后不论晴雨，我和鲁庸外出散步。我的住房是我自购的高新技术区的商品房，七十几平米，在湘江西边，是郊区；我们散步就在江边田野走，一直走到有累意才回家。回家后我听美国之音，晚上也听。晚上不工作，因为我眼睛不好，十点就睡觉。儿子鲁兰原已在厦门大学读书，儿子走的是他自己的路，我们从不指望他什么。

还是这句话，像这样的人追求的最大幸福就是“认识”。不害怕认识，心就静了，就是这么回事。生命是自己的，可死死抓住不放。

问：这样看来，你的家庭还是很有亲情人情味的，你作品中那种刻骨蚀心的透彻和深刻与张爱玲的透彻深刻来自一处还是有所不同的。你在文学创作上受谁的影响，或者说比较爱读谁的作品？答：我在文学创作上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大，爱读《红楼梦》。中国现代作家中，喜欢鲁迅的书，还有萧红的书也比较喜欢。

对我创作最关键最直接的影响则是八十年代西方文学的引进，不过我也只喜欢卡夫卡、博尔赫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还有伍尔芙。萨特开始也喜欢，看多了，就觉得一般了，但是，我非常喜欢波伏娃的《第二性》。

问：在《读书》上看过你的评论，别有一种境界。你怎么想起做评论呢？

答：卡夫卡的《城堡》，几乎所有的评论都以为是抨击官僚主义，可我每每读时绝对不是这种感觉。官僚不官僚，跟我们到底有多大关系？毕竟是政治的事。为什么所有的人读《城堡》都有心的共鸣？我认为“城堡”指的是人的灵魂、人的心灵。《读书》上连载了两次，后听说评论家非议，就没连下去了，好像创作评论各该有各的地盘似的。纽约一家纯文学杂志倒是连载完了。至于我的评论，国内《作家》《江南》《书屋》等杂志都给开了专栏，叫做《异端境界》。

问：这次首届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奖颁奖会我们都来了，至少表示对女性文学的认同吧。

答：是的，法国的女权主义者克里斯蒂就从女权视角推荐我的两篇作品。我天生有种独特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