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人心而充满困惑的交流

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主办，日本亚洲女性基金会和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资助，中、日两国的女作家们终于在中国首都北京见面了。这是一个黄金旅游季节，空气浑浊的古城有时也露出了蓝天。我从南方飞往此地，心中既有些隐隐的激动而又充满了期待。“交流”这个人们时常挂在口头的词此刻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一种神秘的、探不到底的感觉。我已经通过作品在本国同很多人交流过了，我也通过作品在日本同很多人交流过了。那么同这些作为社会成员的作家们个人，我会有怎样的交流呢？我想到了我们共同的桥梁——文学。不管怎样，我决心在这短短的五天里走出交流的第一步。

赤羽阳子

我比代表们提前两天到达，同我的作品的译者兼批评家近藤直子女士一块住在京伦宾馆。同住在此宾馆的还有另一位中国文学研究者赤羽阳子女士。也就是说，我在研讨会之前已经进入了交流的氛围。已经成为我的密友长达十四年的直子同我当然早就是心心相印了，这里就不谈我同她之间的秘密了。而赤羽阳子则是一位旧相识和新朋友。

阳子五十多岁，她的经历非常独特。她在政府机关工作了几十年，属公务员待遇。可是几年前，她和丈夫相继辞去了工作，同到家中，过早地度起晚年来了。幸亏他们在东京有祖传的一小套房子，加上他俩的辞职费，刚好够他们安排今后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当然是很清贫的辞职后，她丈大每天高高兴兴地去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钓鱼之类？），她则投入了自己真正钟爱的工作——研究中国文学。我十一年前就在东京的“中国现代小说”同仁杂志社见过阳子。直子告诉我，她总是按时来参加会议，但从来不发表意见，只是静静地听，后来直子又告诉我，阳子是一个极有意思的人。再后来她就加入了直子的翻译工作，并应聘到直子所在的日本大学去教中文。当然这份工作时间很短，钱也很少，她并不是为了养家糊口，仅仅只是出于兴趣。她是一位很有朝气的研究者，从不轻信，也不受意识形态影响，她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同她谈话，我便感到她性格中沉静的力量。她并不善谈，而是非常、非常害羞，但只要她说出一句话，那句话便带着她的独立的见解和自信，那是长久观察和反复感受之后的看法。

第二天，我带阳子到社科院那边去开会。路程不远，但坐公交车有三站。我建议坐公共汽车，阳子高兴地赞同了。我们挤上一辆车，车开动后司机忽又一刹车（这在中国是毫不奇怪的常事），阳子没抓稳扶手，一个踉跄差点扑倒。但她还是很高兴，哈哈地笑着。下车后，她满怀感慨地对我说：“中国人真是很奋发向上的啊。”到了会上她就不说话了，腼腆地坐在角落里听。

松浦理英子的反叛

我同日本女作家们的进一步沟通是在会后进行的。那是我报到的第一天，我们的事务局长小匡女士叮嘱我下午五点在饭店楼下集合，去开记者招待会。到了五点，我下到一楼，看见一些日本人模样的女士和男士们站在大厅里，我估计就是他们，心里感叹道：“多么守时啊！”但是中方的人还没有来。我正犹豫着不知如何向他们打招呼，忽然有一位很漂亮的，眼神极为忧郁的女郎对同伴说：“残雪！”于是我们立刻走近对方握起手来。一会儿翻译就来了，我得知这位漂亮的女郎名叫松蒲理英子，在日本读了近藤直子翻译过去的我的小说，十分喜欢。我们肩并肩往社科院走，通过翻译交谈了几句。很快，我们发现对方都能说一些英语，于是又结结巴巴地用英语交谈。我觉察到了她身上过人的活力与热情，虽然她是那么忧郁，那眼里的迷雾就像永恒不破似的。她身上还有一点令我感到亲切的就是，她也像我一样基本上不化妆，这在日本女性中是不太多的。她的头发长长短短，一点也不像修饰过的样子。她的相貌惊人的年轻，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四十三岁了。

理英子和我很快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相互倾慕。她送给我她在台湾出版的长篇《大拇趾P纪事》。我在晚上见缝插针地读了起来。这是怎样一本奇书啊！总的来说，它是充满了激情描述的现代化的小说。作者的幻想力非常强大，她对人类的性感觉的描述达到了很高的文明层次，而那种纯净的理想主义则是打动人的根本。我很少见到这样有深度又不乏优美的力量的作品，那是真正具有创造力的作家才能写得出来的杰作。三天会开完后，我同理英子已经难舍难分了。在去长城的汽车里，我们抓紧时间笔谈。我们谈到了我们不同的文学道路；谈到了孤独感，以及怎样对付孤独感的方式；谈到了各自喜爱的作家以及一些名作家的弱点；谈到了动物……

终于，我同理英子共同饮完了那瓶矿泉水，两人都到了顶上。一会儿我们就和其他女作家会合了，我们的笑声冲破了长城的窒息。这条长城，对于她们来说是一幅奇妙的异国风景；对于我来说，却是完全不同的含义。然而，我们却在这种地方交流着情感。

回去的路上天渐渐地暗了，车子晃动着，理英子还在努力辨认着我写在小本子上的英语，她似乎要用力看见我的心底。我对她说：“我们必将成为新的传统。”她使劲点头。长城渐渐在我们身后隐去……

在幽静的九华山庄，我和理英子在月光下的树影里穿行着去餐厅。一边吃着饭，我俩通过一位能说漂亮的伦敦英语的小伙子的帮助，三人一道继续我们的讨论。这位小伙子是《朝日新闻》的记者，英语程度比我和理英子好得多，而且他也对我们的讨论有很大的兴趣。最重要的是，他在理英子还未成名之前就给予她的小说《本色女人》很高的评价。我们抓住他，让他替我们翻译。这是一种奇怪的谈话，他将我们说得很不好的、难以听懂的英语重新组织，变成流利的英语，然后再讲给我们听。所以我开玩笑说，我“正在不择手段地进行交流。”因为激动，我和理英子都没有注意到桌上的美味佳肴，只顾说话去了。我们心里都感到：“这样的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小小的笔记本上写满了英语、日语、和中文，而谈话居然涉及到了《浮士德》的主题。我们都对陈腐的传统深恶痛绝。但说到底，这种痛恨是不是出自心灵深处的爱呢？为了不让它灭亡，才投入到促使它新生的创造工作？

中泽惠的迷惘

中泽惠是一位非常具有知识女性风度的作家，沉思而敏锐的大眼睛好像会说话。她的作品层次丰富，充满着黑暗的意识，其感觉的深邃和细腻令人惊叹，那是令我喜爱的作品。在会上，我特别注意到了她那逻辑力量很强的发言并深深地赞同她的关于女性意识的阐述。她的思维总是像闪电一样迅速，却又能做到有条不紊地表达。

我们最后一天才有机会面对面地通过日籍华人作家唐亚明在餐桌上交谈。我们讨论的主题是关于传统和现代的困惑。在我的记忆中，中泽惠的意见充满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前途的忧虑。非常灵活而又善于模仿的日本民族，在崇拜西方的大潮之下完全丧失了自我，年轻一代变得浮躁、懒惰、浅薄而机械，什么都不关心，连自己的灵魂也不关心，只是沉溺于肉欲的舒服感中。基于这种现状，她对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观念有种冷静的质疑。我对于这个话题有很大的兴趣，因为中国也正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传统崩溃、道德沦丧、麻醉品似的、充满了幻灭感的大众文化（实际上是传统的糟粕）充斥了市场。我在讨论会上曾宣称：我的传统是西方文化，我所吸收的养料大部分来自西方文学。西方文化中既有高贵的理性，又有“无中生有”的幻想传统，这是我们中国文化中不可能有的东西。我所说的学习西方文化，并不是指当代中国和日本那种浅薄的模仿，而是要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核心，将那种最优秀的东西拿过来，使我们自身这种有缺陷的、正濒于灭亡的文化获得否定自身的力量。落实到文学上，我所指的就是那些永生的经典：《圣经》、《神曲》、莎士比亚、《浮士德》、卡夫卡、博尔赫斯（“我的传统是西方”这句话就是他说的）等等等等。只有静下心来学习，才能达到真正的理解和吸收。同中泽惠的讨论引发了我的很多联想，我非常佩服她的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所面对的困惑是一致的，那也许是一种新的精神即将诞生前的混沌。在精神上，我感到我同她情同姐妹。我听说她的两个孩子都上高中了，我猜想她一定是一个很不错的、极其开明的妈妈。

岸阳子老师的追求

我在会上又遇到了岸阳子老师。岸阳子老师几十年来一直钟情于中国文学和文化，是一位资深的汉学家。我很尊敬她，也十分感激她为中日两国文学交流所做的、长年不懈的努力。岸阳子老师说她早就有过翻译残雪的想法，只是因为残雪小说的译者近藤直子的译文非常出色而又名声很大，她才没有动笔。这一次她找我有件很要紧的事，这就是她要亲自用口译的方式告诉我她在《东京新闻》上写的一篇文章的内容。这篇文章是她为介绍我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解读卡夫卡的著作而写的。她在这篇文章中不但充满激情地介绍了我的文学创作，介绍了我对西方文学的独特理解，还预祝我前程无量。我在认真倾听她的翻译之时，心中一阵阵泛起温暖的感激之情。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同我这样产生共鸣的人实在不多，而文学的感受力同年龄并没有多大关系。由此我又想起另一位差不多可称为我的精神导师的日本优秀作家日野启三先生。日野先生同我是十一年前在东京见面的，他在《读卖新闻》上为我的每一本书写评论。前年他还给我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期望我：“扎扎实实地发挥自己稀有的才能。”七十多岁的日野先生和六十多岁的岸阳子老师，他们的心是多么的年轻啊！

也是十一年前在东京，岸阳子老师正当盛年，光彩照人。她对我很喜爱，临别时还赠送了一套餐具给我。从那以后她的学者加大姐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心底。一九九九年我们又见了一面，在北京，她请我和直子去吃日本饭。她精力过人，谈锋很健，是一位非常有正义感、境界很高的知识分子。但愿我明年还能见到她。

鹈饲哲夫的思考

我同鹈饲哲夫的谈话是在餐桌上展开的。他的英语不错，而且能看懂中文。他是《读卖新闻》派来跟踪采访的记者，一位很有思想、有水平的先生。他问及我对中国传统的看法，我立刻讲了我的立场：我讨厌“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喜欢“天人相分”的西方传统。因为“天人合一”从来就压制着我的个性，我的创作就是为了打破这种局面。他听了我的表达后非常高兴，而且表示赞同。我们谈到中日两个民族都有“懒”（lazy）的传统，惰性的传统，这种懒不是身体的懒（在这上面他们甚至是很勤劳的），而是思想上缺乏真正的独立、开拓精神，满足于表面的一知半解，没有连贯的逻辑性，这导致了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的泛滥。哲夫还提到了个别中国女作家在会上流露出来的保守和狭隘的观点立场。

哲夫还问到我创作状态的详细情况，他对我这种非理性的、从根源处发生的创作有很大的兴趣，他不断向我提问。我告诉他，我这种创作需要强大的体能，为了保持这种体能，我每天跑四千米，还要做“俯卧撑”。我在纸上写下“俯卧撑”三个中文字，他立刻趴到地上，撑了几下给我看，一边还苦着脸说：“太难了！”我还告诉他，除了体能之外，坚强的理性也是我这种自发性创作的前提，我必须用我的理性不断地迫使我的非理性的欲望爆发。哲夫马上说，他已经感到了我具有非常清醒的头脑和判断力。同哲夫的交谈令我极其痛快。他是一名善于思考的优秀记者加学者，日本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我盼望将来再见到他。

五天的交流飞快地在混沌中过去了。直到回到湖南的家中，我才努力去理清那些乱纷纷的思绪，但仍然存在许许多多的迷惑之处。我想，也许不可能有真正的清晰，交流就是迷惑中的共识，共识之下的迷惑，只有双方的不断努力才会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日野先生，我希望他能看到此文，并在此遥祝他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