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元旦

记元旦[1]

今天是廿四年二月四日，并非元旦，然我已于不知不觉中写下这《记元旦》三字题目了。这似乎如康有为所说吾腕有鬼欤？我怒目看日历，明明是二月四日，但是一转眼，又似不敢相信，心中有一种说不出阳春佳节的意味，迫着人喜跃。眼睛一闭，就看见幼时过元旦放炮游山拜年吃橘的影子。科学的理智无法镇服心灵深底的荡漾。就是此时执笔，也觉得百无聊赖，骨骼松软，万分苦痛，因为元旦在我们中国向来应该是一年三百六十日最清闲的一天。只因发稿期到，不容拖延，只好带着硬干的精神，视死如归，执起笔来，但是心中因此已烦闷起来。早晨起来，一开眼火炉上还挂着红灯笼，恍惚昨夜一顿除夕炉旁的情景犹在目前——因为昨夜我科学的理智已经打了一阵败仗。早晨四时半在床上，已听见断断续续的爆竹声，忽如野炮远攻，忽如机关枪袭击，一时闹忙，又一时凉寂，直至东方既白，布幔外已透进灰色的曙光。于是我起来，下楼，吃的又是桂圆茶，鸡肉面，接着又是家人来拜年。然后理智忽然发见，说“我的话”还未写呢，理智与情感斗争，于是情感屈服，我硬着心肠走来案前若无其事地照样工作了。惟情感屈服是表面上的，内心仍在不安。此刻阿经端茶进来，我知道他心里在想：“老爷真苦啊！”

因为向例，元旦是应该清闲的。我昨天就已感到这一层，这也可见环境之迫人。昨晨起床，我太太说：“Y.T.你应该换礼服了！”我莫名其妙，因为礼服前天刚换的。“为什么？”我质问。“周妈今天要洗衣服，明天她不洗，后天也不洗，大后天也不洗。”我登时明白，元旦之神已经来临了。我早料到我要屈服的，因为一人总该近情，不近情就成书呆。我登时明白，今天家人是准备不洗，不扫，不泼水，不拿刀剪。这在迷信说法是有所禁忌，但是我明白这迷信之来源：一句话说，就是大家一年到头忙了三百六十天，也应该在这新年享一点点的清福。你看中国的老百姓一年的劳苦，你能吝他们这一点清福吗？

这是我初次的失败。我再想到我儿时新年的快乐，因而想到春联、红烛、鞭炮、灯笼、走马灯等。在阳历新年，我想买，然而春联走马灯之类是买不到的。我有使小孩失了这种快乐的权利吗？我于是决定到城隍庙一走，我对理智说，我不预备过新年，我不过要买春联及走马灯而已。一到城隍庙不知怎的，一买走马灯也有了，兔灯也有了，国货玩具也有了，竟然在归途中发见梅花天竹也有了。好了，有就算有。梅花不是天天可以赏的吗？到了家才知道我水仙也有了，是同乡送来的。而碰巧上星期太太买来的一盆兰花也开了一茎，味极芬芳，但是我还在坚持，我决不过除夕。

“晚上我要出去看电影。”我说。“怎么？”我太太说。“今晚×君要来家里吃饭。”我恍然大悟，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我家有一位新订婚的新娘子，前几天已经当面约好新郎×君礼拜天晚上在家里用便饭。但是我并不准备吃年夜饭。我闻着水仙，由水仙之味，想到走马灯，由走马灯想到吾乡的萝葡稞（年糕之类）。

“今年家里没有寄萝葡稞来。”我慨叹地说。

“因为厦门没人来，不然他们一定会寄来。”我太太说。

“武昌路广东店不是有吗？三四年前我就买过。”

“不见得吧！”

“一定有。”

“我不相信。”

“我买给你看。”

三时半，我已手里提一篓萝葡稞乘一路公共汽车回来。

四时半肚子饿，炒萝葡稞。但我还坚持我不是过除夕。

五时半发见五岁的相如穿了一身红衣服。

“怎么穿红衣服？”

“黄妈给我穿的。”

相如的红衣服已经使我的战线动摇了。

六时发见火炉上点起一对大红蜡烛，上有金字是“三阳开泰”“五色文明”。

“谁点红烛？”

“周妈点的。”

“谁买红烛？”

“还不是早上先生自己在城隍庙买的吗？”

“真有这回事吗？”我问，“真是有鬼！我自己还不知道呢？”

我的战线已经动摇三分之二了。

那时烛也点了，水仙正香，兔灯走马灯都点起来，炉火又是融融照人颜色。一时炮声东南西北一齐起，震天响的炮声像向我灵魂深处进攻。我是应该做理智的动物呢，还是应该做近情的人呢？但是此时理智已经薄弱，她的声音是很低微的。这似乎已是所谓“心旌动摇”的时候了。

我向来最喜鞭炮，抵抗不过这炮声。

“阿经，你拿这一块钱买几门天地炮，余者买鞭炮。要好的，响的。”我赧颜的说。

我写不下去了。大约昨晚就是这样过去。此刻炮声又已四起，由野炮零散的轰声又变成机关枪的袭击声。我向来抵抗不过鞭炮。黄妈也已穿上新衣带上红花告假出门了。我听见她关门的声音。我写不下去了。我要就此掷笔而起。写一篇绝妙文章而失了人之常情有什么用处？我抵抗不过鞭炮。

（《论语》第59期，1935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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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又曾以英文改写发表于《中国评论周报》，题为《我怎样过除夕》，内容有较大改动。故重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