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谈话

“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这是一个中国学者和他的朋友谈话之后所说的话。这确是一句真话。“一夕谈”现已成为流行的词语，表示一个人曾经和朋友畅谈一晚，或将来要和朋友畅谈一晚。中国有两三本叫做《一夕谈》或《山中一夕谈》，和英国的《周末杂文集》（Weekend omnibus）相同。这种和朋友夜谈的无上快乐自然是很难得的。因为李笠翁曾经说过，智者多数不知如何说话，说话者多数不是智者。因此，在山上的庙宇里发见一个真正了解人生，同时懂得谈话的艺术的人，一定是人生一种最大的快乐，像天文学家发见一颗新行星，或植物学家发见一种新植物一样。

人们今日在叹惜炉边或木桶上的谈话艺术已经失掉了，因为目前商业生活的速度太高了。我相信这种速度颇有关系，可是我同时也相信把家庭变成一个没有壁炉的公寓，便无异在开始破坏谈话的艺术，此外，汽车的影响更把这种艺术破坏无遗。那种速度是完全不对的，因为谈话只有在一个浸染着悠闲的精神的社会中才能存在；这种悠闲的精神是包含着安逸、雅谑和语气深浅程度的体味的。因为说话和谈话之间确有差异之处。在中国语言中，说话和谈话是不同的，谈话指一种较多言、较闲逸的会谈，同时所说的题目也比较琐碎，比较和生意经无关。商人函件和名士尺牍之间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差别。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谈论生意经，可是真正可以和我们作一夕谈的人却非常之少。因此，当我们找到一个真正可谈话的人，其快乐是和阅读一个有风趣的作家的著作相同（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而且此外还有听见对方的声音，看见对方的姿态的快感。当我们和老友欣然重聚的时候，或和同伴在夜车的吸烟室或异地的客栈里畅叙往事的时候，我们有时可以找到这种快乐。大家谈到鬼怪和狐精，杂着一些关于独裁者和卖国贼的有趣的轶事和激昂的评论，有时在不知不觉之中，一个有智慧的观察者和健谈者提起了某国所发生的事情，预言一个政权的倾覆或改变。这种谈话使我们一生念念不忘。

谈话当然以夜间为最好，白天总觉得乏味。说话的地方在我看来是毫不重要的。我们无论是在一间十八世纪法国女士的沙龙中，或于午后坐在田园中的木桶上，都可以畅谈文学和哲学。或是在风雨之夕，我们在江舟上旅行，对岸船上的灯光反射于水上，舟子有益我们叙述慈禧幼时的轶事。老实说，谈话的妙处乃是在环境次次不同，时地人物次次不同。关于这种谈话，我们有时记得是在月明风清、庭桂芬馥的夜间，有时记得在风雨晦冥、炉火融融的时候，有时记得是坐在亭上，眺望江舟顺流下驶，也许看见一舟在急流之中倾覆了，有时又记得是午夜以后坐在车站的候车室里。这些景象和那几次的谈话联系起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永不磨灭。房中也许有二三人，或五六人；或那夜老陈有点醉意，或那次老金有点伤风，鼻音特重，这使那晚的谈话更有风趣。人生“月不常圆，花不常好，好友不常逢”，我们享享这种清福，我想必非神明所忌。

大概谈话佳者都和美妙的小品文一样，无论在格调方面或内容方面，谈话都和小品文一样。狐精、苍蝇、英人古怪的脾气、东西文化之不同、塞因河畔的书摊、风流的小裁缝、我们的统治者、政治家和将军的轶事、佛手的保藏法——这些都是谈话的适当题目。谈话和小品文最雷同之点是在其格调之闲适。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多么重要，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示出来。因为在文化中，我们无论多么愤慨，对于剥夺我们自由的强盗无论多么恨恶，我们也只能以唇边的微笑来表示我们的情感，或由笔端来传达我们的情感。我们真有慷慨激昂、情感洋溢的议论，也只让几个好友听见而已。因此，真正谈话的必要条件是：我们能够在一个房间里悠闲而亲切的空气中表示我们的意见，身边只有几个好友，没有碍目之人。

我们拿一篇美妙的小品文和政治家的言论来对比，便可以看出这种真正的谈话和其他交换意见的客套商议之差别。政治家的言论里虽则表现了许多更崇高的情感，民主主义的情感，服务的欲望，对于穷者福利的关系，对国家的忠诚，崇高的理想，和平的爱好，及国际永久友谊的保证，同时又完全没有提到贪求名利权势的事情；然而，那种言论有一种气息，使人敬而远之，像一个衣服穿得过多或脂粉涂得过厚的女人。在另一方面，当我们听到一番真正的谈话或读到一篇美妙的小品文时，我们却如看见一个衣饰淡抹素服的村女，在江干洗衣，头发微乱，一纽不扣，但反觉得可亲可爱。这就是西洋女子亵衣（negligee）所注重的那种亲切的吸引力和“讲究的随便”（studied negligence）。一切美妙的谈话和美妙的小品必须含着一部分这种亲切的吸引。

所以，谈话的适当格调就是亲切和漫不经心的格调。在这种谈话中，参加者已经失掉他们的自觉，完全忘掉他们穿什么衣服，怎样说话，怎样打喷嚏，把双手放在什么地方，同时也不注意谈话的趋向如何。谈话应是遇见知己，开畅胸怀，有一人两脚高置桌上，一人坐在窗槛上，又一人则坐在地板上，由沙发上拿去一个垫子做坐垫，使三分之一的沙发空着。因为只有当你的手足松弛着，身体的位置很舒服的时候，你的心灵才能够轻松闲适。到这个时候：

对面只有知心友，

两旁俱无碍目人。

这是谈话的绝对必要条件。话既无所不说，结果愈谈愈远，毫无次序，毫无收束，尽欢而散。悠闲与谈话之间的联系是这样的，谈话与散文的勃兴之间的联系也是这样的，所以，我相信一国最精练的散文是在谈话成为高尚艺术的时候才生出来的。在中国和希腊的散文的发展上，这一点最为明显。在孔子以后的年代里，中国人的思想很有活力，结果产生了所谓“九流”，这是由于当时已经有一种文化背景，在社会上有一派以谈话为业务的学者。为证明我的理论起见，我们可举出五个富有的贵族，他们均以慷慨、侠义、好客著称。他们都有几千的食客，例如齐国之孟尝君有食客三千人，穿着“珠履”，住在他的家里吃饭。在这些家里，我们可以料想得到谈话是多么嘈杂热闹的。我们由《列子》《淮南子》《战国策》和《吕览》这些书里，可以晓得当时学者的谈话内容。后者一书据说是吕不韦的宾客所写，而以吕氏的名字出版的（和十六、十七世纪英国作家的“保护者”Patrons一样），这部书里已经有着一些关于丰富的生活的观念，认为一个人最好可以过丰富的生活，否则还不如不生活之为愈。除此之外，社会上产生了一派聪明的巧辩家和专门的说客，他们受着各交战国的聘请，做外交官到外国去游说，使危机不至发生，劝敌军撤退，使危城得以解围，或缔结同盟条约。这些职业的巧辩家往往以他们的机智、聪明的譬喻和劝说的能力著称。这些巧辩家的谈话或聪明的辩论都记载在《战国策》一书里。这种自由而诙谐的谈话的空气产生了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杨朱，以其玩世主义著称；韩非子，以其现实主义（和义大利十五世纪的大政论家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理论颇为相同，不过比较温和）著称；大外交家晏子，以其机智著称。

纪元前三世纪末叶的文化社会情形，大概由“李园纳媦”一段，稍稍可以看出。李园将其女弟介绍给楚相春申君，又由春申君介绍于楚王，大得楚王的爱宠，后来楚国之被秦始皇所灭亡，与此事颇有关系。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园。园女弟女环谓园曰：“我闻王老无嗣，可见我与春申君，我欲假于春申君，我得见春申君，径得见王矣！”园曰：“春申君贵人也，千里之佐，吾何敢托言？”女环曰：“既不见我，汝求谒于春申君才人，告有远道客，请归待之。彼必问汝，汝家何等远道客者。因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者求之园。’才人使告园者。彼必问汝，‘女弟何能？’对曰：‘鼓琴读书通一经。’故彼必见我。”

园曰：“诺。”明日辞春申君：“才人有远道客，请归待之。”春申君果问：“汝家何等远道客？”对曰：“园有女弟，鲁相闻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对曰：“能鼓琴读书通一经。”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明日使待于离亭。”园曰：“诺。”既归，告女环曰：“吾辞于春申君，许我明日夕待于离亭。”女环曰：“园宜先供待之。”

春申君到，园驰人呼女环，女至，大纵酒。女环鼓琴，曲未终，春申君大悦，留宿……

这种有教养的女子和有闲的学者的社会背景，结果造成了中国散文第一次的重要发展。有女子能谈话、能鼓琴、能读书，的确是男女交际谈话的风度。这无疑地有点贵族气，因为楚相春申君是不易见到的，然而有女子能鼓琴读书通一经，却非见不可，这便是中国古代巧辩家和哲学家所过着的有闲生活。这些古代中国哲学家的书籍不外是这些哲学家闲谈的结果。

有闲的社会，才会产生谈话的艺术，这是很明显的；谈话的艺术产生，才有好的小品文，这也是一样明显的。大概谈话的艺术与小品文，在人类历史上都比较晚出，这是因为人类之心灵必须有相当的技巧，而这种技巧只有在有闲的生活里才能够产生。我知道今日享受有闲的生活或属于可恶的有闲阶级，可是我相信真正的共产主义及社会主义，都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闲，或有闲能够普通。所以有闲并不是罪恶，善用其闲，人类文化可发达，谈话乃其一端。商人终日孳孳为利，晚膳之后，熟睡如牛，是不会有益文化的。

“闲”有时是迫出来，而不是自己去求的；有许多文学佳作是在监牢中产生出来的。当我们看见一个很有希望的文学天才，耗费精力于无益的社会集会或当前政治论文的撰作时，最好的办法是把他关在监牢里。须知文王的《周易》和司马迁的杰作《史记》，都是在监牢里写出来的。有时文人落第不得志，乃寄幽愤于文章，产生了伟大的文学作品或艺术品。元代有那末伟大的画家和戏曲家，清初有石涛和八大山人那末伟大的画家，原因便在这里。他们在异族的统治下感到无上的耻辱，这种感觉鼓起了他们的爱国心，使他们专心致志于艺术和学问。石涛无疑地是中国过去所产生的最伟大的画家，他在西洋之所以不大著名，乃是因为满清的皇帝不愿使这些不同情清朝政府的艺术家得到应得的功名。其他落第的伟大作家开始把他们的精力升华起来，朝着创作之路走去，因此施耐庵和蒲留仙能够写出《水浒》和《聊斋》来。

《水浒传序》虽未必出自施手，然其言朋友过谈之乐，实在太好了。其文曰：

吾友毕来，当得十有六人。然而毕来之日为少，非甚风雨而尽不来之日亦少；大率日以六七人来为常矣。吾友来，亦不便饮酒；欲饮则饮，欲止则止。各随其心，不以酒为乐，以谈为乐也。吾友谈不及朝廷，非但安分，亦以路遥传闻为多，传闻之言无实，无实即唐丧唾津矣。亦不及人过失者。天下之人本无过失，不应吾诋诬之也。所发之言，不求惊人，人亦不惊；未尝不欲人解，而人卒亦不能解者。事在性情之际，世人多忙，未曾常闻也。

施耐庵的伟大作品都是在这种格调和情感之下产生出来的，而这种格调和情感乃是有闲的生活所造成的。

希腊散文也是在这种有闲的社会背景下勃兴的。希腊人思想那样细腻，文章那样明畅，都是得力于有闲的谈话。柏拉图之书名《对话录》（Dialogue）可为明证。《宴席》（Banquet）一篇所写的全是谈话，全篇充满了席上文士、歌姬、舞女和酒菜的味道。这种人因为善谈，所以文章非常的可爱，思想非常的清顺，绝无现代廊庙文学的华丽萎靡之弊。这些希腊人显然知道怎样运用哲学的题目，比如“Phaedrus”一开题便描写希腊哲学家的可爱的谈话环境。他们的好谈，及他们对畅谈和选择谈话环境的重视，这使我们明白希腊散文勃兴的情形。

柏拉图的《共和国》也不像一些现代作家那样，一开头便用“人类文化之发展过程，乃是一种由庞杂而至纯一的动力运动”一类的迂阔之辞。它所用的乃是这么闲适的一句话：“我昨天同格老根（Glauco）亚里斯多（Aristo）的儿子，到比雷斯（Piraeus）去向女神祈祷，同时顺便去看看第一次举行的庙会的光景。”中国古代哲学家那种非常活跃而有力的思想，我们也可在希腊的社会中找到；比方在《宴席》中，他们所谈的是：“写悲剧的伟大作家应不应该也成为写喜剧的伟大作家”等问题，但是席上是庄谐杂陈，名士时或笑谑苏格拉底的饮量，苏格拉底可以饮，可以不饮，兴则自斟，也不管他人饮否。这样一讲讲到天亮，苏格拉底还是健谈如故，但人人睡去了，只剩三两人，可是不久喜剧家亚理斯多芬（Aristophanes）也打盹，跟着亚迦通（Agathon）也入睡乡。苏格拉底没法，只好独自出来，到兰心花园（Lyceum）洗个澡，那天照样精神不倦的过去。希腊哲学就是在这种畅谈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在风雅的谈话中，我们需要女人供给一些必要的琐碎材料，因为琐碎的材料是谈话的灵魂。如果没有琐碎的轻快成分，谈话一定立刻变得滞重乏味，而哲学也变成脱离人生的愚蠢学问。无论在那个国家时代里，当社会有一种认识生活艺术的文化时，社会集会中往往产生一种欢迎女子的风气。伯利克利斯（Pericles）时代的雅典是这样的，十八世纪法国沙龙的情形也是这样的。甚至在中国男女社交不公开的环境中，中国的男学者也在要求女人参加他们的谈话。在晋、宋、明三朝中，谈话的艺术很发达，谈话成为一种风气，于是也就有了才女，如谢道韫、朝云、柳如是诸人。中国人与妻尽管举案齐眉，以礼相守，但是要求才女的心，终未消灭。中国文学史和歌女的生活关系颇深，人们要求风雅的女子参加谈话，乃是一种普遍的要求。我曾碰到一些健谈的德国女子，可以同你由下午五点钟一直谈到晚上十一点钟；我也曾碰到一些英国和美国的女子，对经济学甚为熟识，使我惊奇不已，因为我对这个科目永无研究的勇气。可是据我看来，纵使周遭没有女子可以和我辩论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只要有几个女子露着沉思的可爱态度在倾耳静听，谈话也可以风趣盎然。我往往觉得这是比和呆头呆脑的男人谈话更有乐趣的。

（《人间世》第2期，1934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