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调查与定罪
1、高岗要当“万岁”
毛泽东虽然实际上已经给高岗定罪，但他还是要经过“调查”让别人明白他的意图。1953年11月下旬至12月，他先后找了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动员他们起来揭发，与高岗划清界限：
“你晓得不晓得高岗最近有什么活动？”
“据说高岗有非组织活动，你怎么看啊？”
“听说高岗九千九百岁还不够，他要当万岁！”
他反复对人们说，自己患了感冒，嗅觉不灵；有人睡在鼓里，受了蒙蔽；说高岗背着他搞分裂活动；高岗不仅反刘少奇，还反周恩来、反林彪；并宣称：“我和少奇同志是一致的，反少奇就是反对我！”
他把朱德请来，一进门尚未坐定，便问：“现在有人要造反，你站在哪一边啊？”问得朱德莫名其妙：谁要造反？如何造反？和我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就是这样费尽心机，放上一炮，打得你昏头转向，叫你难以招架，只能顺着他的路子走。
在那个年代，“造反”可是天大的罪过，确实吓住了一些人，无论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谁敢隐瞒其言行？揭高岗的种种错误，比如他没有跟毛泽东打招呼就先干起来，现在成了“背着毛主席干的”；他传播毛泽东说的一些话，这会儿都成了他“伪造毛主席言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毛泽东还通过这些调查证实了高岗背着他干了不少令他难堪的事，也证实了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一个“危险人物”。
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当初高岗不那么自信，对一些人不是那么深信不疑，而是能够深谋远虑，想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倘若他认真地和毛泽东一起共商“倒刘大计”，一切照计行事，步步为营地去干，那么，中国的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至少那“野心家”、“阴谋家”和“反党分子”的帽子也许就不会戴在他高岗的头上。
2、关于“反党联盟”的设想
高岗被财经会议的“批薄射刘”之风吹得昏头昏脑，从南方回来后，丝毫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组织会议后期改弦更张、强调团结的新动向，仍一心想着要乘胜追击，实现毛泽东在“八大”召开之前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愿望。
所以，当他得知饶漱石受了批评之后，就跑到毛泽东前面替饶漱石说好话。殊不知，毛泽东心情欠佳，一肚子气正不知向哪里发泄，听了高岗的话，便顶了回去：“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③后来高岗挨了批评，饶漱石又去替高岗说好话。
注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
这样一来，已经对高岗疑心重重的毛泽东又怀疑高岗与饶漱石的关系似乎不那么简单、不太正常。联想到组织会议上张秀山、郭峰的观点与饶漱石的观点一致，便怀疑他们是早就串通好的，“有协议”、“有预谋”、“有阴谋”，再联想“张秀山、郭峰的后台是高岗”，他们不是形成了一个“反党联盟”呢？后来的事实和他在1955年党代会的讲话，④都充分证明了他的这个设想。
注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
其实，高岗一直认为饶漱石是刘少奇提拔起来的，也不怎么瞧得起饶漱石，平时与饶漱石很少来往。高岗既没有参与张、郭的发言，更不知道饶漱石的发言。他后来反省时，根本就没有检讨他与饶漱石有什么“预谋”的问题。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他自己给自己雪上加霜。饶漱石也一直不承认他同高岗有什么“预谋”，只说他与张、郭的发言是“不谋而合”。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毛泽东想到了他们之间“不正常”，有“联盟”，那就在劫难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