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鱼”落网
陈云在会上临时变卦,令高岗非常恼火。会后,他搭乘陈云的车径直去陈家,质问陈云:“不是说好轮流的吗?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两人争执起来,不欢而散。陈云沉思良久,感到高岗这样下去,实在太危险。
于是,他向周恩来举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他报告了高岗平时和他说过的对刘少奇不满的言论;说高岗想拉他一起干,对他封国许愿,说“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毛泽东,而要先向周恩来报告呢?
周恩来听罢,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虽然知道陈云一向做事沉稳,但还是叮嘱一句:“此事关系重大,到此为止。”
送走了陈云,他立即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对陈云的印象一向不怎么好。他记得,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陈云被王明等人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1934年担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8月,陈云增补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苏联。1937年11月底,陈云与王明、康生一起从苏联飞回延安,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原部长为秦邦宪)。
且不说陈云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如何,仅从这段任职经历来看,就足以令毛泽东怀疑:陈云是不是王明一手提拔起来的?
1942年延安整风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和右倾路线,陈云在中央的地位也随之改变。1943年,他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贺龙为主任),彭真接替他担任中组部部长。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1945年8月27日,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增补彭真和陈云为中央候补书记,但不久,彭真当了东北局书记,陈云只是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与高岗成为搭档(高岗是北满分局委员、军区司令员)。在1945年冬至1946年春的那场争论中,陈云与彭真结怨加深,和高岗的关系却更为密切。那场争论也使陈云的威望大增,以至于林彪、高岗、罗荣桓联名向中央推举他出任东北局的副书记。⑤1949年后,陈云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50年三中全会增补)、财经委员会主任兼中组部部长(1952年冬,由饶漱石接替)等要职。高岗来北京以后,他们的来往仍很密切。
注5关于东北局在1945年秋的争论,请参看附录的相关部分。
毛泽东很清楚,陈云与高岗的关系非同一般,应当说,在反刘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反映的情况基本可信。
此后一连几天,他亲自同陈云等人谈话:⑥
注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
12月17日下午五点,与陈云和邓小平谈至晚八点,又请周恩来一起来谈。
18日晚,与陈云、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
19日晚,再次同陈云、邓小平谈话。
20日,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继与刘少奇谈;又同周恩来谈。
21日,与朱德谈;再与陈毅谈。
22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样频繁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高岗、饶漱石阴谋反党的问题。
眼下,高岗正“红得发紫”,如果弯子转得太急、太猛,必定会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要让刘少奇出面处理这件事,让人们觉得这是中央的统一行动,而不是他毛泽东个人所为。他还要对高岗做到“仁至义尽”。为此,他让刘少奇找高岗和陈云一起谈话。如果谈得好,能化干戈为玉帛,既可避免一场政治地震,稳定了大局,又可使他在刘少奇面前不失面子,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但高岗完全不懂毛泽东的心意,他既然认定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拉下来,与刘少奇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因此,在刘、陈各自作自我批评,分别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只谈了半个小时左右,应付了事。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错误。
1953年12月19日同毛泽东谈话后的当晚,邓小平奉命去做彭德怀的工作。陈云则受命去南方进行调查和“消毒”:“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毛泽东还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⑦
注7《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其实,陈云完全清楚高岗到南方干了些什么,正是他叫高岗到南方找林彪、陶铸等交换意见的。但他还是领命秘密南下,沿着高岗南行之路线,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走了一趟,打听高岗都见了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并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⑧
注8《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林彪说,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他最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1953年12月23日晚上,毛泽东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批评。高仍不检讨。毛说他当面不讲背后讲,认为他已不可救药。
当晚,毛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决定对高岗采取措施。
于是便有了第二天(1953年12月24日)晚上,他在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的那番关于“两个司令部”的话:
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⑨
注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7页。
许多人人都没有料到,毛泽东突然端出高岗,而且调门那么高。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人人皆知的话作了注解,即使不点高岗的名字,谁都明白其所指。
他放了这把“火”之后,当天夜里就乘车南下,到杭州等着看刘、高相斗的结果。
那么,高岗又如何?此刻,一大堆问题在他心中翻腾,他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这样对待他,心里感到极大的委屈和不安。他想得很天真,以为自己顶多不过是党内问题,即使批评他,也不至于把他往死里整。何况根子在毛泽东本人!因此,那天会后,他还约了罗瑞卿谈话。可是罗瑞卿怎敢私自见他?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说:“好呀!你去吧,听听他说些什么!”高岗千语万言只化作一句话:“你跟主席南下,千万要注意主席的安全。”他一如既往,还是对毛泽东一片忠心,倍加爱护之情。但此时,无论高岗如何表现,也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心了。
当夜,毛泽东一路南下,于1953年12月26日午夜到上海,稍事休息,27日下午即去陈云处。⑩陈云如何向他汇报调查的结果?外人不得知。不过,尽管中央还没有正式给高岗定案,但是,关于他的“罪行”却已经传达下去了,高岗这条“大鱼”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编织的“天网”之中。
注10《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