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鱼”落网
陈云在会上临时变卦，令高岗非常恼火。会后，他搭乘陈云的车径直去陈家，质问陈云：“不是说好轮流的吗？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两人争执起来，不欢而散。陈云沉思良久，感到高岗这样下去，实在太危险。
于是，他向周恩来举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他报告了高岗平时和他说过的对刘少奇不满的言论；说高岗想拉他一起干，对他封国许愿，说“你一个，我一个，都当党的副主席……”他为什么不直接找毛泽东，而要先向周恩来报告呢？
周恩来听罢，沉默了好一会儿，他虽然知道陈云一向做事沉稳，但还是叮嘱一句：“此事关系重大，到此为止。”
送走了陈云，他立即去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对陈云的印象一向不怎么好。他记得，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陈云被王明等人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1934年担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1935年8月，陈云增补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了苏联。1937年11月底，陈云与王明、康生一起从苏联飞回延安，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原部长为秦邦宪）。
且不说陈云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如何，仅从这段任职经历来看，就足以令毛泽东怀疑：陈云是不是王明一手提拔起来的？
1942年延安整风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和右倾路线，陈云在中央的地位也随之改变。1943年，他调到西北财经办事处任副主任（贺龙为主任），彭真接替他担任中组部部长。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前，1945年8月27日，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增补彭真和陈云为中央候补书记，但不久，彭真当了东北局书记，陈云只是东北局委员、北满分局书记，与高岗成为搭档（高岗是北满分局委员、军区司令员）。在1945年冬至1946年春的那场争论中，陈云与彭真结怨加深，和高岗的关系却更为密切。那场争论也使陈云的威望大增，以至于林彪、高岗、罗荣桓联名向中央推举他出任东北局的副书记。⑤1949年后，陈云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1950年三中全会增补）、财经委员会主任兼中组部部长（1952年冬，由饶漱石接替）等要职。高岗来北京以后，他们的来往仍很密切。
注5关于东北局在1945年秋的争论，请参看附录的相关部分。
毛泽东很清楚，陈云与高岗的关系非同一般，应当说，在反刘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他反映的情况基本可信。
此后一连几天，他亲自同陈云等人谈话：⑥
注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页。
12月17日下午五点，与陈云和邓小平谈至晚八点，又请周恩来一起来谈。
18日晚，与陈云、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
19日晚，再次同陈云、邓小平谈话。
20日，先同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继与刘少奇谈；又同周恩来谈。
21日，与朱德谈；再与陈毅谈。
22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样频繁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高岗、饶漱石阴谋反党的问题。
眼下，高岗正“红得发紫”，如果弯子转得太急、太猛，必定会引起很大的震动。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要让刘少奇出面处理这件事，让人们觉得这是中央的统一行动，而不是他毛泽东个人所为。他还要对高岗做到“仁至义尽”。为此，他让刘少奇找高岗和陈云一起谈话。如果谈得好，能化干戈为玉帛，既可避免一场政治地震，稳定了大局，又可使他在刘少奇面前不失面子，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但高岗完全不懂毛泽东的心意，他既然认定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拉下来，与刘少奇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因此，在刘、陈各自作自我批评，分别谈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只谈了半个小时左右，应付了事。他并不认为自己有多大的错误。
1953年12月19日同毛泽东谈话后的当晚，邓小平奉命去做彭德怀的工作。陈云则受命去南方进行调查和“消毒”：“代表党中央向高岗游说过的干部打招呼”，“向当地大区、中央局、中央分局负责同志通报高岗用阴谋手段反对刘少奇、分裂党的问题”；毛泽东还要陈云转告在杭州休养的林彪：“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就与他分离，等改了再与他联合。”⑦
注7《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其实，陈云完全清楚高岗到南方干了些什么，正是他叫高岗到南方找林彪、陶铸等交换意见的。但他还是领命秘密南下，沿着高岗南行之路线，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走了一趟，打听高岗都见了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并向林彪“原原本本转达了毛泽东的话”；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煽动各大区负责人攻击中财委的种种问题。”⑧
注8《陈云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91~192页。
林彪说，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主席讲清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他最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
1953年12月23日晚上，毛泽东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批评。高仍不检讨。毛说他当面不讲背后讲，认为他已不可救药。
当晚，毛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决定对高岗采取措施。
于是便有了第二天（1953年12月24日）晚上，他在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的那番关于“两个司令部”的话：
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⑨
注9《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7页。
许多人人都没有料到，毛泽东突然端出高岗，而且调门那么高。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人人皆知的话作了注解，即使不点高岗的名字，谁都明白其所指。
他放了这把“火”之后，当天夜里就乘车南下，到杭州等着看刘、高相斗的结果。
那么，高岗又如何？此刻，一大堆问题在他心中翻腾，他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这样对待他，心里感到极大的委屈和不安。他想得很天真，以为自己顶多不过是党内问题，即使批评他，也不至于把他往死里整。何况根子在毛泽东本人！因此，那天会后，他还约了罗瑞卿谈话。可是罗瑞卿怎敢私自见他？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说：“好呀！你去吧，听听他说些什么！”高岗千语万言只化作一句话：“你跟主席南下，千万要注意主席的安全。”他一如既往，还是对毛泽东一片忠心，倍加爱护之情。但此时，无论高岗如何表现，也无法改变毛泽东的决心了。
当夜，毛泽东一路南下，于1953年12月26日午夜到上海，稍事休息，27日下午即去陈云处。⑩陈云如何向他汇报调查的结果？外人不得知。不过，尽管中央还没有正式给高岗定案，但是，关于他的“罪行”却已经传达下去了，高岗这条“大鱼”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编织的“天网”之中。
注10《杨尚昆日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