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五
来书云：“聪明睿知，果质乎？仁义礼智，果性乎？喜怒哀乐，果情乎？私欲客气，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中、韩、范诸公［一］，德业表著，皆良知中所发也，而不得谓之闻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质之美耳，则生知安行者，不愈于学知困勉者乎？［二］愚意窃云：谓诸公见道偏则可，谓全无闻，则恐后儒崇尚记诵训诂之过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义礼知，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张、黄、诸葛及韩、范诸公，皆天质之美，自多暗合道妙，虽未可尽谓之知学、尽谓之闻道，然亦自有其学、违道不远者也［三］；使其闻学知道，即伊、傅、周、召矣［四］。若文中子，则又不可谓之不知学者，其书虽多出于其徒，亦多有未是处，然其大略则亦居然可见，但今相去辽远，无有的然凭证，不可悬断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但在常人多为物欲牵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数公者，天质既自清明，自少物欲为之牵蔽，则其良知之发用流行处，自然是多，自然违道不远。学者，学循此良知而已；谓之知学，只是知得专在学循良知。数公虽未知专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滥于多岐、疑迷于影响，是以或离或合而未纯。若知得时，便是圣人矣。后儒尝以数子者尚皆是气质用事，未免于行不著、习不察［五］，此亦未为过论。但后儒之所谓著、察者，亦是狃于闻见之狭、蔽于沿习之非，而依拟仿象于影响形迹之间，尚非圣门之所谓著、察者也，则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六］也乎？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说；若是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虽在困勉之人，亦皆可谓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注释】
［一］张良，字子房，汉代人。刘邦谋士，佐汉灭秦、楚，因功封留侯。
董仲舒，汉代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汉景帝时为博士。汉武帝时以贤良对策称旨见重，拜江都相；后因言灾异之事下狱，几乎被杀。其讲学著书，主张推尊儒术，抑黜百家。著作有《春秋繁露》。
黄宪，字叔度，汝南（属河南）人。东汉名士。
诸葛亮，字孔明，阳都（今山东沂南）人。曾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三国时蜀汉丞相。
文中，原作“文仲”，据台北藏明刊本、德安府重刊本、王畿本、孙应奎本、胡宗宪本、郭朝宾本等版本改。文中，指隋代王通，号文中子。
韩琦，字稚圭，宋代安阳（属河南）人。宋仁宗时，西北边事起，任陕西经略招讨使，与范仲淹率兵拒战。韩、范久在兵间，名重当时，亦为朝廷所倚重，时人称为韩范。后入为枢密副使、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宋英宗时，封魏国公。
范仲淹，字希文，宋代苏州吴县人。官至陕西四路安抚使、参知政事。宋仁宗时，与韩琦率兵同拒西夏，镇守延安。
［二］生知安行、学知困勉，语出《中庸》。案：根据《中庸》，“学知困勉”，应作“学利困勉”（即学知利行、困知勉行）。译文依据“学利困勉”翻译。
［三］然亦自有其学、违道不远者也：“自有其学”，原作“自其有学”，据台北藏明刊本、德安府重刊本、王畿本、孙应奎本、胡宗宪本、郭朝宾本等版本改。
［四］伊、傅、周、召（shào），谓伊尹、傅说（yuè）、周公、召公。伊尹，名挚。商汤之臣。原是商汤之妻陪嫁之奴隶，后佐商汤征伐夏桀，被尊为阿衡（宰相）。汤死后，其孙太甲破坏商汤法制，伊尹将其放逐桐宫，三年后才迎之复位。后为太甲所杀。
傅说，殷商时宰相。相传傅说曾筑傅岩之野，武丁访而得之，举以为相，殷商因而得以中兴。
周公，即姬旦，周文王之子，辅助周武王灭夏纣，建立周王朝，封于鲁。武王死，成王年幼，周公摄政，为周代制订礼乐制度。
召公，即姬奭（shì），周武王之臣，因封地在召，故称召公。成王时，与周公分陕而治。
［五］行不著、习不察，语本《孟子·尽心上》。下文两处“著、察”，即“行不著、习不察”之“著、察”。
［六］“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语本《孟子·尽心下》：“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翻译】
来信说：“聪明睿智，果真就是资质吗？仁义礼智，果真就是本性吗？喜怒哀乐，果真就是感情吗？私欲客气，到底是一物、还是二物呢？古代的英豪才杰，像张子房、董仲舒、黄叔度、诸葛孔明、文中子、韩琦、范仲淹诸公，道德显扬功业卓著，都是从良知中生发出来，然而却不能称之为闻道的人，到底原因何在呢？假如说他们只是生来资质美好，那么生知安行的人，不是远超学知利行、困知勉行的人吗？我的意见认为：说诸公见道有所偏则可，说他们完全没有闻道，则恐怕是后世儒者崇尚记诵训诂的过错。这样说对还是不对？”
性只是一个而已。仁义礼智，是性的本性；聪明睿智，是性的资质；喜怒哀乐，是性的感情；私欲客气，是性的蒙蔽。资质有清浊，所以感情有过有不及，而蒙蔽有浅有深。私欲客气，乃是一病两痛，并不是有两件物事。张子房、黄叔度、诸葛孔明及韩琦、范仲淹诸公，都是天生资质美好，自然多有暗合大道之妙，即使还不能完全称之为知学、不能完全称之为闻道，然而也是各自有其学问、距离大道不远的人；假使他们能够闻学、知道，就是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人了。像文中子，则又不可以说他不知学，他的书虽然多数出自其门徒，也多有不对的地方，然而其大体则也是显然可见的，只是现在年代相距辽远，没有确实的凭证，不可以凭空断定他所达到的境地。良知就是道。良知就在人的心中，不单圣贤，即使平常人也无不如此。假如没有物欲的牵累蒙蔽，只是遵循着良知的显发运用流行，则无不是道。只是在平常人那里多被物欲所牵累蒙蔽，不能够循得良知。像张子房这几个人，天生资质既然本自清明，自然很少有物欲能成为他们的牵累蒙蔽，则他们良知的显发运用流行之处，自然是比较多，自然距离大道不远。所谓学，就是学习遵循这个良知而已；称之为知学，只是知道专注于学习遵循良知。这几个人只是还不懂得专注于在良知上用功，因而有人泛滥于多岐、有人疑迷于影响，所以或有时背离、或有时符合，而不够纯粹。如果他们知道专门在良知上用功，便是圣人了。后儒曾经认为这几个人还都是气质用事，未能免于“行之而不著、习矣而不察”的弊病，这也不属于过分的评论。只是后儒所谓的“著”、“察”，也不过是拘泥于闻见的偏狭、蒙蔽于沿习的错误，而在影响形迹之间依拟仿像，还不是圣门所谓的“著”、“察”，那么他们又怎能以自己的昏昏而寻求使得别人昭昭呢？所谓“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也是从用功上说的；如果是知行的本来状态，就是良知良能，即使是困知勉行的人，也都可以称之为生知安行。知行二字，更应该精细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