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诗赞系讲唱文学（上）：涯词和陶真

诗赞一系是直接继承唐代俗讲偈赞词的衣钵，一直流传到现在。宋代诗赞系讲唱文学有“涯词”和“陶真”两类。它们都没有作品流传，只能据文献作间接考察。西湖老人《繁胜录》（《涵芬楼秘笈》三集本，不分卷）记临安瓦市伎艺说：

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

这简略的两句话还是宋代文献中仅存的一条。他并未说明两种体制和题材的差别，只是说陶真的听众是农民，而涯词是子弟。但意味着他的语言，似说涯词题材偏重男女相恋的烟粉、传奇的故事而文词或稍雅驯，所以为城市中“郎君子弟”们所喜；而陶真的题材和文词更为通俗，因而为农民所爱好。下面分别说明两者情形。

涯词又作“崖词”，是由于记音字而生的字形差异。它并见于耐得翁《都城纪胜》和吴自牧《梦粱录》两书的傀儡戏项下。《都城纪胜》说：

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之类。其话本或如杂剧，或如崖词。

《梦粱录》卷二十云：

凡傀儡敷衍：烟粉、灵怪、铁骑、公案、史书—历代君臣将相—故事。其话本或讲史，或作杂剧，或如崖词。

两书所述大体相同，说傀儡戏的话本，有的如说话人讲说的讲史书（题材），有的同宋代杂剧（杂戏）用词调，有的用涯词（后两项指唱词）。涯词虽没有发现例证，但据宋代影戏词、傀儡戏词可以推断大概。影戏唱词是用六言或七言的诗赞词：《张协状元》南戏中有保存影戏词原来句式的〔大影戏〕的牌子，就是用六、七言的诗赞；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中兴碑诗》为“弄影戏语”，是兼指措辞和七言句式。傀儡戏所用的涯词也是以七言诗赞为主，如《西厢记》诸宫调卷四〔傀儡儿〕两支就是如此，它和陶真同属诗赞系统。但傀儡戏所用的唱词是有词调和诗赞两类，所以《梦梁录》分别说明。又《梦梁录》卷二十说影戏“立讲无差”，是且说且唱的。疑涯词也和影词同是讲唱的。按傀儡戏既是戏曲，所用的底本应该是“剧本”或“脚本”，不应称为话本。它所以称为话本，是因为它的本子不是用第一人称代言体的剧本，而是用第三人称的叙事体。这说明傀儡戏虽是演出的戏曲，但仍然用说唱的本子，这和后来演唱的滩簧、影戏的一部分脚本用叙述体完全相同。《都城纪胜》等书所说傀儡戏用涯词，只是说采用涯词的腔调句式和体制，而两者并非一物。

宋代陶真既然为农民所爱好，其来源也当是产于农村。陆游《陆放翁诗集》前集卷九（《剑南诗稿》列卷三十二）《小舟游近村三首》之三云：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诗作于庆元元年（1195）居故乡山阴时，所记也是山阴农村的事。盲翁所说的故事就是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和《琵琶记》的先河。诗未明说是陶真，这浙东的民间伎艺和临安市中流行的疑是一物。

果是如此，陶真当是产于农村，后来才流入城市的。这诗所记正是当时说唱陶真的具体情形，和明代城市中的盲女弹琵琶唱陶真稍有差别。

陶真的具体例子，现在所见的资料都是元明人的记载。第一是元末高明《琵琶记》（《六十种曲》本）第十七出《义仓》的净丑对白：

（净）……大的孩不孝不义，小的媳妇逼勒离分，单单只有第三个孩儿本分，常常将去了老夫的头巾，激得老夫性发，只得唱个陶真。（丑）呀！陶真怎的唱？（净）呀！到被你听见了。也罢，我唱你打和。（丑）使得。（净）孝顺还生孝顺子，（丑）打打咍莲花落。（净）忤逆还生忤逆儿，（丑）打打咍莲花落。（净）不信但看檐前水，（丑）打打哈莲花落。（净）点点滴滴不差移！（丑）打打咍莲花落。

第二是明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所记：

闾阎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国初瞿存斋（佑）过汴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

第三是明周楫《西湖二集》卷十七《刘伯温荐贤平浙》的入话：

那陶真的本子上道：“太平之时嫌官小，离乱之时怕出征。”

前面三例，《七修类稿》和《西湖二集》所记是陶真的一般情形，而《琵琶记》一例最为特别。据第一例，陶真是：（一）除七言诗赞外，又有莲花落的和声，因此发生了陶真和莲花落是一是二的问题。（二）它是七言四句的简短的劝世歌，不是叙事的，又没有散说，因此又可肯定它不是讲唱文学。关于第一点的答复是：陶真和莲花落不是一物，只是陶真借用莲花落的歌唱，即借用它的腔调及和声，正如陶真也可借用南北曲一样（见上节引《陶真选粹》）。我们从下面将可知道陶真的常型是七言诗赞，并不用和声，《琵琶记》一例只是借用而已。在民间伎艺中，假借、袭用，本是常见的事，如《张协状元》南戏开首借用诸宫调，现在的大鼓插用皮簧腔调。这都是由于民间伎艺人为了达到他们歌唱的新颖和变化的目的而互相模仿、吸收所生的结果。陶真所以借用莲花落，也不外由于模仿或吸收。关于第二点是：从下面可以知道陶真在明代确是叙事的讲唱文学，而《琵琶记》所引是非叙事的短歌，所以它也如赚词一样有叙事和非叙事两类。但它在戏曲中只是作为净丑的诨唱，和声或是因为对唱加入的。

据第二、三两例，可以确信陶真是用七言诗赞。《西湖二集》所

29 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引的两句当是陶真中常见的句子。《七修类稿》改作“淘真”也是因记音之字，故无定形。所引唱词两句是每本开头例用的话，和后来纯韵文叙事唱本中所用“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完全相同。这证实陶真确是叙事的，因为这两句是叙事的开端，藉以引起下面所要叙述的故事。再据《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唱古今小说、平话”，《留青日札》“自幼学习小说、词曲”，《蓉塘诗话》卷二“演说古今小说”，更可说明是叙事的，又和后世弹词同是以唱为主的。以上从明代文献间接证明宋代陶真的体制和句式。

上面所引《繁胜录》是记载南宋时的陶真，而明人却以为早在北宋汴京时已有陶真的。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记明代陶真说：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瞿宗吉〔佑〕《过汴梁》诗云：“歌舞楼台事可夸，昔年曾此擅繁华。尚余艮狱排苍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废苑草荒堪牧马，长沟柳老不藏鸦。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其俗殆与杭无异。

后来清翟灏《通俗编》卷三十一又转引这条，也断定起于北宋；而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帙待检），清褚人获《坚瓠九集》卷一，又是转录田氏所记。按“汴京遗俗”的说法虽近于悬测，但陶真的伎艺既流行于南宋的临安，不能说北宋的汴梁没有流行的可能。

至于涯词和陶真名称是宋代的阛阓间流行的市语，不知道得名的缘故，不能妄加说明，姑且存疑。这类市语本是随时改变，在当时虽有解说，但到后世失去命名意义就要隐晦了。而它们不易解释也不下于经典，经典方面还有训诂做依据，宋元的方言、市语是全靠例证来说明；而这两个名称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例证。

陶真在元代，只有《琵琶记》一例，但又是非叙事的借用莲花落的和声的。

它在明代就很流行，特别是南方的杭州。除上引诸书外，又田艺衡《留青日札》（《纪录汇编摘钞》本列卷二，非原书面目）记杭州盲女说：

曰瞎先生者，乃双目瞽女，即宋陌头盲女之流。自幼学习小说、词曲，弹琵琶为生。多有美色，精伎艺，善笑谑，可动人者。……

虽然没有明说是陶真，但所记为杭州事必是陶真无疑。据田氏父子的记载，这时是以琵琶伴奏，说唱的瞽者男女都有，但以盲女为多。如果陆游的诗确是指宋代陶真，它这时和宋代就显然不同了。它长期流行城市以后，就改变了朴素风格：由打击乐器的鼓改为节制旋律的弦乐；由盲翁渐改为盲女，而且又色艺并重。这时它并非以农民为对象，而是以市民甚至“大家妇女”（见《留青日札》）做听众了。

这时的唱词也有两种不同的变化：一方面是把原有的诗赞改为南北曲，如纪振伦所辑《陶真选粹乐府红珊集》，这在形式上是由简单趋于复杂的发展，但主要的是歌唱方面受了流行乐曲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把陶真本子的诗赞删除，成为阅读的散文小说。《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说：

31 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若《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记，皆杭州异事，或近世所拟作者也。

这几种明人的“近世拟作”，通常认为是散文本，但细看《志余》全文是指瞽者说唱陶真的本子，而陶真本子据《七修类稿》和《西湖二集》的例证确是用七言诗赞的。上列的五种名目中的《济颠》疑是晁瑮《宝文堂书目》中《红清难济巅》，但已经散佚，不知道它的文体。其余现在都有传本，如：《清平山堂话本》和《古今小说》三十卷《五戒禅师私红莲》，《古今小说》二十九卷《月明和尚度柳翠》，《警世通言》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熊龙峰刊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四种，都是散文本，自然不是盲女弹唱的诗赞本子。而这类散文本正是由说唱的陶真本子改编的，也如《贩香记》词话和《苏知县报冤》唱本改为散文小说（详下）一样。这是由于改编的文人鄙视民间说唱陶真的本子而奋笔删削的，如绿天馆主在《古今小说叙》所说：“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据上述，这《双鱼坠记》最初便是陶真本子。他们认为用通俗诗赞的唱词是鄙俚的，要改为适合士大夫和市民口味的散文小说。

到清代中叶，陶真还在杭州和南京流行。李调元《童山诗集》卷三十八《弄谱百咏》（嘉庆四年，1799年作）之十三云：

曾向钱塘听琵琶，陶真一曲日初斜，白头瞽女临安住，犹解逢人唱赵家。

题作：“闻书调一名陶真。”按“闻书调”名称很新奇，未见清人记载。据范述祖《杭俗遗风》杭州称弹词叫“文书”，现在两浙也有同样名称，如“四明文书”就是宁波弹词。这“闻书”必是“文书”的误写，正和诗中误“八角鼓”为“芭蕉鼓”是一样的。又捧花生《画舫余谈》（不分卷，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作）记南京孔庙前百戏说：

起泮宫（孔庙）前至棘院（贡院）止，值晴明，百戏具陈，如：……三棒鼓，十不闲、投狭、相声、鼻吹、口歌、陶真、撮弄丸，可以娱视听者，翘首伸颈，围如堵墙。

按李诗所指确是弹词无疑，但《余谈》所指却不明白，但也不外弹词或纯韵文的唱本。陶真和弹词同是用七言诗赞的讲唱文学，两者只有名称的差异。据上列史料，陶真是宋明间南方的江南和两浙一带称讲唱技艺和文学的名称，清代只偶一使用；而弹词是从明代嘉靖（1522—1566）间到现在江浙一带称讲唱技艺和文学的名称（见下）；但在明代还未统一，清代就用弹词专指南方的讲唱文学。就历史的发展说，宋明的陶真是弹词的前身，而明清的弹词又是陶真的绵延，两者发展的历史是分不开的。

宋代虽有种种名称不同的讲唱文学，但并没有一种叫“词话”的。然而明末和清初人却以为宋代有词话的名称。如明钱希言《桐薪》卷三说：“宋朝词话《灯花婆婆》第一回载：“本朝皇宋出三绝。””（清吕种玉《言鲭》卷上文略同）又钱氏《狯园》卷十二《二郎庙》条说：“宋朝有《紫罗盖头》词话，指此神也。”清初钱曾《也是园书目》卷十著录《灯花婆婆》等“宋人词话”十二种。据这三项记载，似乎宋代又确有词话的称谓，然而经过仔细考察，却不能轻易

33 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相信。按《紫罗盖头》和《灯花婆婆》两篇话本在明末清初间还存在（除上引文献外，又见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和杨定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发凡》、冯梦龙《新平妖传》首并引入《灯花婆婆》），所以钱曾能收藏著录。但是这话本是否明题“词话”？又是否确为宋本所有？那是很可疑的。以明刊宋人话本为证，其中并没有注明“词话”的。《醒世恒言》三十三卷《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只注“宋本”，《警世通言》七卷《崔待诏生死冤家》和十四卷《一窟鬼癞道人除妖》也只题“宋人小说”。即使注明是词话也不能证明确是宋人所注，如《也是园书目》明题“宋人”显然是宋以后人所加。而最主要的是宋代并不用这个名称，宋人记载说话和诸杂伎的书，如《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醉翁谈录》中都没有说唱词话一项的伎艺名称。考词话名称的使用是始于元代（见下节），元明两代最为通行。因此，可证所谓“宋人词话”决非宋人的自称，而是明清时人以元明两代沿袭的名称加于宋人话本之上。这虽然不是钱希言和钱曾二人的杜撰，但也确未考实。

在元明文献中，又有说宋金时有“词说”的称谓。如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五说：“宋有戏曲、唱诨、词说。”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说：“元人杂剧之类戏文者，又金人词说之变也。”按词说的名称也是始见于元代文献，元明人偶然有用它代替词话的，但也不见于宋金文献中。陶氏所指，不知道是哪一类，疑是指小说；而胡氏确是指诸宫调，这是由于明人已经不知道诸宫调的本来名称，就把元明流行的名称加于前代的。

上述两项虽似名实的争辩，但如不指出明清文人混用类别不同历史不同的讲唱文学的名称，不仅混淆了它们的历史，也混淆了含义。如元明人所用的词话、词说的“词”，是和明清的弹词、鼓词的词相同，主要是指诗赞词。要依据钱希言和胡应麟的用法，那就是指用词调的话本和用曲调的诸宫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