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扬州说书人叶英

十八世纪的乾隆、嘉庆间，说书的伎艺在各地都普遍地发展着，除了一般职业的说书、讲唱的艺人外，还有非职业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说书或讲唱弹词。根据文献的记载，知识分子说书较有名的有两个：一个是讲唱弹词的会稽（今绍兴）秀才胡文汇（嗣源）；另一个是说评话的扬州秀才叶英。这儿只说叶英一人。

叶英，原名永福，字英多（《扬州画舫录》卷二误为名勇复，《清稗类钞》三十六音乐类又误为“名允复”）；后来几次考举人没有考中，又悔做秀才，就改名为英，号霜林（《清稗类钞》误为“一字霜林”）。他的特长是书法和说评话。他的友人焦循在《剧说》卷六记著他的言论：

吾友叶霜林尝云：“古人往矣，而赖以传者有四：一叙事文、一画、一评话、一演剧。道虽不同，而所以摹神绘色、造微入妙者，实出一辙。”霜林善评话，故有是云。

又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二说：

叶勇复（误），字英多，号霜林，江都诸生。好欧阳通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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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之逼肖。善评话，言古人忠孝事，慷慨激发，座客懔然。

他所说的“慷慨激发”的评话，据焦循的《叶霜林传》（详后）是“靖康南渡”的故事。这在近人徐珂《清稗类钞》三十六音乐类中有详细的记载：

乾隆时扬州有好奇狷洁之士，曰叶允复（误），字英多，一字（误）霜林。年十六补江都县学生，尝三踏省闱而不售。居常视世事龌龊，每思一发其迈往不羁之气，而有托以自见。

……于是辞家浪游数年，归而幡然曰：“得之矣。”……然甚秘其技，不肯泄。故所常与同砚席通气谊者欲强试之，亦时应、时不应。其为一时说书之魁者，方百计密伺；偶入听，则大惊却走，而名遂籍甚。然人皆知其高简绝俗，不敢求一奏也。其所说以《宗留守交印》为最工。大旨原本史籍，稍加比传；乃皆国家流离之变，忠孝抑郁之志。抚膺悲愤，张目呜咽。一时幕僚、将士之听命者，及诸子之侍疾者，疏乞渡河之口授者，呼吸生死，百端坌集。如风雨之杂沓而不可止也，如繁音急管之惨促而不可名也，如鱼龙呼啸、松柏哀吟之震荡凄绝而无以为情也！

《宗留守交印》是说宋靖康、建炎年间东京留守宗泽的故事。当女真族金人南下侵略的时候，由于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使北方各地沦陷敌手，人民沦为奴隶，而徽宗、钦宗二帝也被俘虏。高宗即位后，和主和派打成一片，不肯坚决抵抗金人的侵略，从归德（商丘）逃往扬州。主战派的李纲执政时，推荐宗泽为东京（开封）留守。

宗泽到任后，坚守东京，安抚军民。这时北方各地起义的忠义军，也纷纷投到宗泽麾下。宗泽拥兵百余万，金人不敢正视。宗泽请逃到扬州的高宗回东京，准备率领大军渡黄河收复失地。可是被昏庸的高宗拒绝。因此，收复失地也不可能了。他忧郁成病，背上疽发，终于含恨而死。临死前，把留守的印信交出，嘱咐部下努力杀寇，坚决抵抗，最后还大呼三声“渡河”才瞑目。宗泽死后，由主和派的杜充继任留守，局势就不可收拾了。宗泽的主战和坚持收复失地是符合当时广大人民要求的，是爱国主义。可是，他的主张不能被高宗所采纳，使他饮恨而死。这本是悲痛的故事，具有忠君爱国的思想，听了使人感到悲愤。它既有很大的感染力量，必然会使“座客懔然”了。但可惜的是，叶霜林说这故事时，只限于熟识的友人，不能面对群众，这效果也就很有限了。

他说书时，能把宗泽“抚膺悲愤”的心情，“张目呜咽”的状态表达出来，这不仅是形象化，而且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也灌注进去。所以焦循说：“乃凝神说靖康南渡事，声泪交下。座客无人色。”这不是一般说书人所能达到的境界。宗泽临死时的情况是最紧张、最精彩的一段。他能把这段中宗泽对请命的将士，幕僚所说的话，对儿子们说的话，大呼“渡河”时的种种口吻、状态传达出来，更不是容易的事。这是他把说书艺术发展到高度的明证。阮元说他“竭尽精力，演说其技”，又可见他如何忠于艺术了。

叶英的生平，散见于吴德旋、阮元、焦循的著作。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卷十说：

叶英多，江都人，本名永福，少补诸生；后弃去，易名英，号霜林。性爱闲旷，不拘礼节。好欧阳通书，得宋拓片纸，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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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摹不辍。善谈古人遗事，欣戚若身亲之，能使闻者感动。然富商、贵人慕而延之，必被呵忤。衣破蔽，或赠新衣，不数日即以易酒。不家宿者二十年，常往来朋友家，远近久暂，不能测也。嘉庆二年卒。英多，阮芸台尚书友。英多卒后，尚书选其诗入《淮海英灵集》。

按《闻见录》的这一条是节录阮元《淮海英灵集》。《淮海英灵集》（嘉庆三年自序）戊集卷三云：

叶英，本名永福，字英多，江都诸生；后弃举子业，易名英，号霜林。性情闲旷，不拘礼节。好欧阳通书，得宋拓片纸，每日必临，虽庆吊亦于稠人中摹写不辍。善柳敬亭口技，每一谈古人遗事，座客辄欷歔感泣。然富商、贵客慕而求者，必被呵忤。衣破蔽，或赠新衣，不数日即以易酒。不家宿二十年，往来朋友家，远近久暂，人不能测。旧与元相善。嘉庆二年六月卒。（下录叶氏《甘棠逢吕坦斋》《冬日友人招游上方寺》诗二首）

又阮氏《广陵诗事》卷四云：

叶英，号霜林，江都老诸生也。善柳敬亭之技，然性情孤傲，不易得而闻也。富贵人有慕其技者，请之，每遭其诟辱。生平与桃花庵僧石庄（按《扬州画舫录》卷二载石庄事，金兆燕《国子先生全集》载其与吴敬梓交游事）交最密，僧善吹洞箫，相久互示以技。箫甫毕，适鹾贾数人至，霜林素疾之者也，亟避之。未几，石庄死，自恨前约未践，至僧棺前，竭尽精力演说其技。感慨淋漓，闻者泣下。乾隆戊午（三年，公元1738）偶病卧，忽朗吟云：“碧桃红杏人何在？白石清泉任我行。”语毕而绝。

按叶英卒于嘉庆二年丁巳（1797），见焦循《叶霜林传》及上引《淮海英灵集》《初月楼闻见录》。《广陵诗事》先误为卒于嘉庆三年戊午（1798），又误写成“乾隆戊午”，以致相差61年之多。据焦循说，叶英卒于这年秋天八月，《淮海英灵集》以为是“六月”，也是错的。焦循又说他卒“年六十五”，从嘉庆二年上推64年是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即是他的生年。《清稗类钞》说，十六补县学生，是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

记载他的历史最翔实的是焦循《叶霜林传》。这篇传收在焦氏所著《雕菰集》卷二十一中。兹迻录于下：

叶霜林，本名永福，字英多，甘泉文学生；继而悔入学为多事，乃易名曰英，号霜林，故所遗人书札及题名皆云叶英云。癸卯（乾隆四十八年）夏，余于刘君昆珊家始识之，闻其谭江南山水不倦；语淫及诗，是时余心识其人，而未尝与之深交。越五年丁未（乾隆五十二年）冬，江子屏与霜林至，霜林前匍匐再拜不起，余惊不敢答；继而从容言曰：“吾有子，欲从君游，此所以乞也。”明日其子至，余授以学。自此历十余月不见，已酉（五十四年）春，金余山家两仆来掖余行，余错愕问，不答；至则霜林拱立待已久，恭敬再拜，正色言曰：“吾平生有薄技，每一作，神与气并竭，半月始复。先生竭神气教吾子，吾当竭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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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报德。余山知吾意，故罗先生至耳。”乃凝神说靖康南渡事，声泪交下。座客无人色。有劳之者，霜林哂曰：“英为先生劳，非为君劳！何劳为？”又二年不见，辛亥（五十六年）冬，曳破屦索一袖，至余馆中，谓余曰：“英素好欧阳舍人书，得旧拓碑半纸，摹二十年。然不喜为人书；为人书亦不作正书。今以一年之力求得纸，又瞑目坐十日，然后作正书，所以报先生也。”再拜而去。不择交，不滥交，气投合可日日见；否则，虽要之，不见，亦不知其处所。与僧石庄交，尝起卧于桃花庵中；然倏去倏来无踪迹。或同席谭笑，忽不辞去；或数日不见，而草树间有霜林诵诗声。有余钱可一日醉尽，乏时当饿卧数日。时于友人索钱，时或周之，忍饿不受也。病痰欬，依栖女家。丁已（嘉庆二年）秋八月卒，年六十五。葬其先世叶侍郎坟北三里。

焦循曰：称霜林者，多举其技；然以技传者，大抵供游说奔走已耳。壬子（乾隆五十七年）秋试，霜林数约余游莫愁湖僧寺阁上，时寺阁荒寂，有僧二：一老病，一愚骏。霜林率卧阁上，数日不去。甲寅（五十九年）后阁新葺，游人盛多，余复约霜林往，霜林笑不答，余无以强霜林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