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诗赞系讲唱文学（下）：从词话到弹词、鼓词
明代诗赞系讲唱文学主要的是南北通行的词话和流行于南方的陶真，但两者的差别很微。陶真一系到嘉靖时改名为弹词；词话一系在明清之际的北方改称鼓词，又产生了小型的有唱无说的“段儿书”。
明代的说唱词话，大体和元代相同。姜南《蓉塘诗话》卷二“洗砚新录演小说”条记说唱云：
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说古今小说，以觅衣
食。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
又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弹词小纪》说：
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拍板，说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
女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
两氏所记明代说唱情形，大致和元代及后世相同。如以清代和现在说唱弹词来看臧氏记载，以小鼓节拍显是鼓词而非弹词。但明代以小鼓、拍板来说唱既是事实，可见当时说唱词话也有用鼓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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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的，因此就不必拘泥于弹词的名称。
元代诗赞系讲唱文学是统一地用词话名称，而明代是异常混乱，据文献的记载共有十种不同的名称，而本质都是诗赞系的讲唱。这十种是：
第一是沿用宋代的陶真，见第三节所引《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和《七修类稿》卷二十二。
第二是沿用元代的词说，见第三节所引《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和本节末的《戒庵老人漫笔》卷五。
第三是沿用元代的词话，除第四节所引《徐文长佚稿》卷四和《戏瑕》卷一外，又见都穆《都公谈纂》卷上：
陈君佐，扬州士人，善滑稽；太祖甚爱之。…………君佐出寻
瞽人善词话者十数辈。……
又袁于令《双莺传》杂剧第四折《羽调排歌》云：
（小旦）一面差人去请柳麻子说书，混帐到天明罢了。
…………（小旦）说词话，间戏嘲，管教胡乱到今宵。
按明末的柳敬亭以散说的评话著名，无说唱词话事。这里的词话
是指上文的说书，袁氏虽沿用旧称，而意义却和散说的说书不分了。
第四是明人自创的“说词”。按说词和词说意义相同，都是指有说有唱（词）的伎艺，而说词正是词说的倒转应用。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卷首《凡例》云：
诸本益以〔络丝娘〕一尾，语既鄙俚，复入他韵。又窃后意提醒为之，似掐弹说词家所谓“且听下回分解”等语。
又凌濛初刊本《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自论〔络丝娘煞尾〕云：
此为众伶人打散语，犹说词家“有分交”以下之类，是其打院本家数。
按《西厢记》前四本每本末有〔络丝娘煞尾〕二句，本是元代伶人于散场前唱念的“打散”语。凌氏独得其解，王氏则不知打散是何事，因而任意删削这两句。二人同以〔络丝娘煞尾〕曲与讲唱人的缴代和引证相比，因为两者都是用第三人称的叙述口吻（和第一人称的代言的戏曲不同，所以被王氏删削）。但缴代和引证并不限于讲唱的技艺，散说的评话也同样应用。而杂耍的院本又和讲唱的技艺
不同，更不能混为一谈。又盛于斯《休庵影语》（排印本不分卷）
《泪史自序》说：
我往往见街上有弹唱说词的，说到古今伤心事体，那些听
说人，一个个阁泪汪汪。
这“弹唱说词”和王氏“掐弹说词”相同，但用语却是分歧不一的。
第五是“唱词”。张志淳《南园漫录》卷七《称寡人义》云：
幼听瞽者唱词，称寡人，不知其意。稍长读《孟子》，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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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其解。
黄方胤《陌花轩杂剧》第十出《惧内》说白：
（丑）…………我出去叫一个唱词的来，与娘散闷…………（贴旦）
…………你快去叫唱词的与我散闷，休得气坏了我。
唱词的命名虽是偏重于唱，疑是兼指讲唱和无说白的唱本两者而言。
第六是“文词说唱”，见第二节所引《谭曲杂劄》。它和说唱词话意义相同，只是颠倒应用；而凌氏所说则是指用莲花落的乐曲系的讲唱。
第七是“打谈”。无名氏《陶渊明东篱赏菊》杂剧第二折说白：
（净云）老先儿。我也不曾读书，我则听的那打谈的说：武
王立天下，寻访着孟津老姜。人所皆知。老先儿知也不知哩？
又刘元卿《贤弈编》卷二记笑谭说：
沈屯子偕友入市，听打谈者说杨文广围困柳州城中，内乏
粮饷，外阻援兵，蹙然踊叹不已。
又《金瓶梅词话》第十五回记元宵灯市有：
又有那站高坡打谈的词曲杨恭，到看这扇响钹游脚僧演说三藏。
按打谈的名称最为生疏，疑是宋元的旧称。“打”字应和宋元的“打三教”（《武林旧事》卷十）、“打杂剧”、“打驱傩”（均见《芦浦笔记》卷三）同训为“作”或“做”。而“谈”字也不是谈话的谈，应取唐宋的解释。《燉煌杂录金刚经赞文》有“让日谈歌是旧曲，听唱《金刚》般若词。”《燉煌掇琐》的另一写本（误题《开元皇帝赞》）作“皆谈新歌是旧曲”。宋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一“少师佯狂”条有：“谈歌妇人杨苎萝，善合生杂嘲。”赵令畤《侯鲭录》卷六引白衫举子的唱词有：“执板谈歌乞个钱”句。这三例的“谈”都作“唱”解，谈歌就是唱歌，而合生又正是讴唱的。打谈便是从事于歌唱，也就是唱歌词。《金瓶梅词话》打谈的唱词曲，是以唱为主的伎艺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刊本《增订一夕话新集》卷六《类谈集》又转录《贤弈编》这一条，文字略有修改，把“打谈”改为“唱书”。它不改为“说书”而作“唱书”，是确得打谈的意义。明以后打谈的称谓已经僵化，所以它改为当时易懂的唱书。打谈虽以唱为主，但据《东篱赏菊》和《贤弈编》也是兼有讲说的，还是词话一类。它既和后来唱书相同，所唱“词曲”似是诗赞，未必一定是长短句的乐曲。《金瓶梅词话》记打谈的说唱杨恭故事，其本事未详。至于僧人演说三藏，是玄奘取经的故事。这是和宝卷同源异流的街头“说因果”（见张岱《陶庵梦忆》卷五“扬州清明”条）的一类。又元无名氏《病刘千打独角牛》杂剧第三折独角牛和折拆驴对白的一段，用螃蟹和煎饼做比喻的“打谭”，是应作“打诨”解释的另一意义。
第八是“门词”和“门事”。《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一回云：
51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应伯爵〕向桂姐道：“…………休说你哭瞎了你眼，唱门词
儿…………”桂姐骂道：“…………可可儿的我唱门词儿来…………”
又叶宪祖《鸾锟记》传奇第十五出白云：
（贴）…………去唱门词去罢，做什么诗！（中净）门词正是女
眷极喜的…………
《四部丛刊》景明刊本《酉阳杂俎》首赵琦美《序》云：
吴中尘市闹处，辄有书籍列入帘部下，谓之书摊子。所鬻者悉小说、“门事”、唱本之类。所谓“门事”，皆闺中儿女子之所唱说也。
以上三例虽有两种名称，而确是一词的分化。两者同是妇女所喜“唱说”的词话。“门事”显然是“门词”的音误，因为门事是无可解释，而门词是因沿门说唱得名，所以清代杭州又叫“排门儿”。清黄士珣《北隅掌录》卷上说：
养济院瞽者，悉皆为三弦，唱南词（弹词），沿街觅食，谓之
排门儿。
按排门儿是沿袭元明人的沿门教化的说法。元刊《相国寺公孙合汗衫记》杂剧第二折“收尾”云：“交俺两个老业人色排门儿教化。”《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第三折“端正好”云：“排门儿叫化都寻遍。”
按黄氏所记是指卖唱觅食的。所谓排门儿是因排门卖唱叫化觅食而得名。门词又是由排门说唱文词而来。据前两例或是简单的叫化之词，不一定是叙事的讲唱；而赵琦美所说“皆闺中儿女子之所唱说”，又必是讲唱的词话一类。但门词既因歌唱者得名，自然不足为讲唱伎艺或体类的代表名称。
第九是“盲词”或“瞽词”。胡应麟《甲乙剩言》（不分卷）前定命条云：
都下有抄《前定命》者，其辞皆七字，而村鄙若今市井盲词
之类，其言自父母、妻子、兄弟、贵贱、庚甲皆具。
这是以盲辞比拟算命的《前定命》的唱词，而这词是由瞽者在推算时弹弦歌唱的。如汤显祖《玉茗堂诗集》卷十八《都下看瞽妪弦子唱命者诗》说：“闻来不是《百章歌》，强合宫商可奈何！合眼琵琶说官品，洪州初有阿来婆。”而北京的瞎子是“昼则算命，夜则弹词”（见近人姚华《菉猗室京俗词》）。又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说：
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图诗》，每九，诗四句，自“一九初寒才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瞽词俚语之类。非词臣应制所作，又非御制，不知如何相传耳？（又见吕毖《明宫史》火集，文字略同。
是以瞽词比拟《九九诗》。这两类名称是由说唱的瞽者而得名，也非技艺或体类的称谓。盲词在清代也还有沿用的（《制曲枝语》、《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八、《啸亭杂录》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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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以上九种除词话外，当时都没有普遍使用过；到了清代也只有陶真、盲词偶尔应用，其余都湮没不闻了。
第十是“弹词”，且留到下面再说。
明代词话的作品存在于现在的也不多，只有一种短篇和两种长篇。
短篇的是《六十家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的《快嘴李翠莲记》。《六十家小说》是嘉靖间洪楩清平山堂所编刊，这篇最晚也是嘉靖时所作。通常都认为是宋元时作品，但篇中两见明人戴的网巾，显然是明人所著。全篇以诗赞为主体，共有31 段，除七言外又有三三言，如：
爷是天，娘是地，今朝与儿成婚配。男成双，女作对，大家欢喜要吉利。人人说道好女婿，有财有宝又豪贵；又聪明，又伶俐，双六（陆）象棋通六艺；吟得诗，做得对；经商买卖诸般会。这门女婿要如何，愁得苦水滴滴地！
文词纯是民间作品的风格。全篇是以韵文为主，在歌唱时疑是“数唱”。
长篇的一是杨慎（1488—1559）拟作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
话》，叙述历史上朝代变易。全书两卷，分为十段。每段先用“西江月”等词调和诗数首，次用散文和三三四的十字句诗赞，末了以一诗一词作结。第一段中说：“今将历代史书大略，编成一段‘攒十字’诗词，虽然言语粗疏，仅可略知大概，少资谈论，以奉知音。”这攒十字是：
盘古氏一出世初分天地，至三皇传五帝渐剖乾坤，天皇氏
定干支阴阳始判，地皇氏明气候序列三辰…………
这十字句和后来弹词中有衬字的十字句完全不同，它导源于元代词话（见前），和明代的宝卷，后来北方的鼓词就沿袭用这句法。杨氏的拟作是基于明代词话的发达基础上利用原有形式而改换它的题材及内容的，是封建的士大夫掠夺民间技艺的典型例证。这书既符合他们的需要，所以后来有不少的评注、改作和续作：评注的有程仲秩《旁注》（云南人民图书馆藏刊本），董世显、朱玑评订本（同上藏钞本），张三异、孙德威两辑注本。传到江南以后又被人用当地的名称改为《二十一史弹词》，而梁辰鱼又另有《江东廿一史弹词》的改作本。续作则有：陈忱《续廿一史弹词》、顾彩《第十一段锦弹词》、金诺《明史弹词》、张三异《明史弹词》、古木散人《明末弹词》五种。
另一是天启刊本《大唐秦王词话》（一名《秦王演义》），署澹圃主人著。澹圃主人是万历间人诸圣邻的别署，但生平不详。这书叙唐太宗李世民的历史和征伐诸雄统一天下的故事。韵文用十字句，和后来的鼓词完全一样，只是不用鼓词称谓而已。它是和杨慎的拟作迥然不同的民间作品。
若干明代词话经过了改编成为纯散文的小说，而本来面目就从此湮没了。除上述《水浒传》外，还有两个短篇有改编的遗迹可寻。如《古今小说》第二十八卷《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是由《贩香记》词话改编，原书说：“当时有好事者，将此事编成说唱，其名曰《贩香记》。”而今本是散文本。又《警世通言》第十一卷《苏知县罗衫再合》是由《苏知县报冤》唱本改编，原书篇末云：“至今闾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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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传说《苏知县报冤》唱本。”《通言》所收的一篇也并不是唱本。
在万历前后又有袭用词话名称，而所指却是散文的小说。《古今小说》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开首说：“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而全篇可称为唱词的只有〔西江月〕二首和韵语两段，和一般词话不同。又《金瓶梅词话》虽插有许多词曲，又用曲和韵语代言，但全书仍以散文为主，和诗赞系词话迥不相类。这两例以词话来标榜只是沿用旧称，而意义却和散文小说相等，这是小说从韵散并用到纯散文质变的过程中而生的现象。再说《金瓶梅》文体说，也是只可散说不宜讲唱，除非改为说唱的真正词话。然而在文献中又有类似说唱《金瓶梅》的记载，如张岱《陶庵梦忆》卷四说：
（杨）与民复出寸许界尺，据小梧，用北调说《金瓶梅》一
剧，使人绝倒。
这似是说唱又似戏曲的清唱，但这是张氏的措辞不清所致。所谓“一剧”，实在是一段。如果是戏曲的清唱，应该用管弦檀板等，不能用界尺。这“寸许界尺”明是说书时所用的醒木。既只用醒木，不用弦索或鼓板，可证不是说唱词话，而只是散说。因此，所谓“北调”也非歌唱北曲，而是以北方声调口吻讲说而已。总之，张氏所记决不是讲唱《金瓶梅》。
词话在明代就分别发展为弹词和鼓词两个系统。
湖游览志余》，原书卷二十记杭州八月观潮说：
弹词最早称谓见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顷成书的田汝成《西
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
此后由万历到明末就成为南方的通称。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冤狱”条云：
其魁名朱国臣者，初亦宰夫也，畜二瞽妓，教以弹词，博金
钱，夜则侍酒。
又清失名《三风十愆记》（不分卷）记明末常熟丐户草头娘：
更熟《二十一史》，精弹词。
这《二十一史弹词》当是杨慎原作的改名或梁辰鱼之作。又卫泳
《冰雪携》（排印本，不分卷）中陈弘绪《方外司马杂剧序》云：
小说、弹词、诗余、杂剧之流，皆继《诗》《骚》之余，别有所寄以自泄其怀者也。然以是数者论之，备小说之奇，揽诗余之秀，去弹词之鄙者，则为杂剧。
以上四例只有末一项是作为文体看，其余都是作为技艺的名称。按弹词也和其他讲唱文学得名相同，先是技艺的名称，后来才作为文学体类的称谓。至于弹词的得名，当是由上节和本节所引的“弹唱词话”（徐渭）、“掐弹说词”（王骥德）、“弹唱说词”（盛于斯）的省文，它的语源显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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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使用弹词的称谓，除上引梁辰鱼、陈忱两部作品和臧懋循、田汝成等人的记载外，另有董说的作品和徐复祚的记载（见后）。其中除田汝成、梁辰鱼二人外，沈德符、臧懋循、徐复祚是万历间人，陈弘绪是崇祯间人，陈忱、董说是明清间人。他们都用弹词的名称，可证弹词的称谓是始用于嘉靖，到万历清初间已大为通行。按梁辰鱼是昆山人，徐复祚常熟人，田汝成杭州人，沈德符秀水人，臧懋循、陈忱、董说都是吴兴人。他们都是江南和浙江人，又可证弹词是明代的南方江浙的称谓。
弹词和陶真同是江浙的讲唱技艺和文学，而两者又同以琵琶伴奏，同以七言诗赞为主，弹词必是源出陶真无疑。然而它的得名又由“弹唱词话”而来，讲唱的技艺和体例又和元明词话一部分相同，则又继承了词话体系的一部分。它接受讲唱词话的是：弦索伴奏和七言诗赞，而排除了用鼓节拍和十言诗赞。
明代弹词作品确实可信的只有两部：一是嘉靖间人梁辰鱼的《江东廿一史弹词》一卷（光绪《苏州府志》卷五十三《艺文志》据尤《志》著录），特别标出“江南”是表示和杨慎《二十一史弹词》不同的别一本子。另一是明末清初间人陈忱的《续廿一史弹词》，汪曰桢《南浔镇志》卷三十云：“弹词则有陈忱《续廿一史弹词》。”两部都是以历史事实做题材的，现在都已经散佚。此外又有成于崇祯十三年（1640）的董说《西游补》第十二回的“天皇那日开星斗”一段，还可看到，但那是插于小说之中的一篇，不是单刊本。以上三种都是文人模仿的作品，和民间流行的是迥异其趣的。凡是文人模拟民间口头文艺的作品，必在那类技艺和文学盛行以后。由此可知：从万历到明末，弹词在民间是如何地风行。
弹词始于明代虽无可置疑，然而明清人却有以为始于元代的，如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弹词小纪》说：
若有弹词…………近得无名氏《仙游》《梦游》二录，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衍。深不甚文，谐不甚俚，能使骏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动于心，自是元人伎俩。或云杨廉夫避难吴中时为之。闻尚有《侠游》《冥游录》，未可得。
臧氏先后把《仙游录》《梦游录》《侠游录》三种刻成，但现在却未见传本。原书既不可见，它们是否为元代作品，也就难于判断。至于杨维桢创作一说，本是传闻，更难于置信。然而即使是元人所作，也应称为词话，因为元代并没有弹词的称谓。这四种都是取材于唐人传奇，又是“深不甚文，谐不甚俚”，可见也是模拟的作品，因为民间流传的作品是不会取材于唐人小说，而且一定“甚俚”的。又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古学汇刊·何徐曲论》辑本，不分卷）说：
汤若士（显祖）…………《南柯》《邯郸》二传，本若士（二字似衍文）臧晋叔（懋循）先生所作元人弹词来。晋叔既以弹词造其端，复为改正四传以订其讹。
按“所作”当作“所刻”解释。如果说是明代臧氏所撰，就不能称为“元人弹词”，而他的下文又明说“晋叔不闻有所构撰”。徐复祚称为弹词，也是根据臧氏所说而沿其误的。此外清屈大均《广东新
语》卷十二“粤歌”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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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瞽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
者，皆小说也。
也是沿袭明人的误称。按臧徐二氏是明万历间人，屈氏是清初人。他们所以称为弹词是用明清间通行的称谓移用于元代的，正如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被明清人称为“掐弹词”，而非金元人的自称是一样的。“元人弹词”既是明清人的误称，它自然不是始于元代了。又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书会”项有李大官人“谭词”，这和明清的弹词也毫无关系。如上面所说，这“谭”字也应作为歌唱解释。谭词就是唱词，而所唱和“唱赚”、“小唱”、“唱耍令”、“唱京词”、“唱拨不断”（并见同书同卷）同是唱词调，既不一定是叙事的，更不是讲唱文学，和诗赞的词话、弹词没有相同之处。
自从明代弹词流行以后，清代更为盛行。它成为南方讲唱文学的总称。从清代初年起，在作品和文献两方面都沿用弹词的称谓。作品如金诺《明史弹词》（《檀几丛书》初集），顾彩《第十一段锦弹词》（原刻本《昭代丛书》乙集），钱涛《百花弹词》（合刻初印本《昭代丛书》丙集），魏荔彤《怀舫集》的《弹词》（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八十二卷）。文献方面如康熙间汪介《三侬赘人广自序》（《虞初新志》卷二十）谓：“恶盲妇弹词声。”张泓《滇南忆旧录》（不分卷）说：“金陵赵瞽以弹词名。”乾隆间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也有：“杭州宴会，俗尚盲女弹词。”而明代各种名称已全部隐晦，弹词一名就囊括了清代讲唱文学的大部分。这时它本身也有三种异称：（一）是“南词”（见《白雪遗音》和《杭俗遗风》），是北方和杭州的名称，而南方也有以此自称（见《文明秋凤弹词序》）；（二）是“弦词”，只通行于扬州一地（见《扬州画舫录》卷十一）；（三）是两广的“摸鱼歌”（见《广东新语》卷十二，《五山志林》卷二，《粤风》李调元序）、“沐浴歌”（见《粤风》卷一）或“木鱼书”（见吴趼人《小说丛话》）。弹词和后二种除方言、方音差别外，确是异名同实的一物。本质不同的只有鼓词一类。
鼓词虽没有足够文献说明始于何时，但《木皮词》中已有鼓词名称，最晚在清代顺治（1645—1661）时就开始用了。它的名称虽然产生较晚，实际是早经孕育在元明词话中了。元杂剧中的词话已有部分的“攒十字”，而明代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及《大唐秦王词话》和后来的鼓词又完全相同。鼓词接受词话的是：弦索的伴奏和鼓板节拍及十言、七言两类诗赞句式，是全部并直接继承词话的，而弹词只是部分接受词话。
鼓词中有一类小型的以唱（韵文）为主的“段儿书”，是起源于明末时的山东民间。如清初贾应宠的《木皮词》（非叙事），孔尚任《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成书）第二出《听稗》中的《太史挚适齐》，传为贾应宠或蒲松龄的《东郭外传》（有的写本属邱澄翠或马遵烈），传为蒲立德或王百尺的《问天词》以及其他的各种短篇段儿书，都是以历史或经典为题材的模拟作品。他们模仿的根据必是当时山东民间流行的小型鼓词。在清初顺治、康熙间（1644一1722）既有山东文人模拟作品，那么民间作品的产生当更早于此，最晚在明末也必然存在。这类小型段儿书，后来发展成为北京和河北及东北各地的大鼓书，乾隆时又被贵族的八旗子弟改造为子弟书。
明代鼓词的作品，除《大唐秦王词话》和《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题为“词话”的以外，还没有第三种发现。至于有明宣德七年（1432）永新刘氏序文的旧钞本《番合钏全传》，决非明代作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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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是产生于清乾隆时，序文出于伪造。
鼓词的说唱伎艺虽是以流传于北方各地的为主，但南方也并非完全绝迹，如清代浙江海宁（见陈鳣《新坂土风》）和现在永嘉、丽水等地，都有它的踪迹；但和北方鼓词的音乐、声腔都不相同。据上引《弹词小纪》所说用小鼓、拍板说唱的，疑是明代浙江的鼓词（词话）。
明代除词话、弹词等外，又有叙事讲唱道情。它和词话等的不同，不是它的形式，而是内容和题材，即以道教的通俗故事为题材，宣传道教思想的。在技艺方面的差别是：除以渔鼓和简板节拍外，
又有特殊的声腔。叙事道情在明代有两类：一是第二节所说用乐曲的，另一是用诗赞的。后一类今存明末刊本《庄子叹骷髅南北词曲》二卷，题“毗陵舜逸山人杜蕙编”，“同邑仰文陈奎刊”，杜颍陶先生藏。它虽题为“南北词曲”，但唱词并非南北曲而主体却是七言诗赞。末了说：“骷髅曲词久差讹，夏暇重将校正过。”可知早有旧本，常州杜蕙是根据旧本改编的。情节和《续金瓶梅》所录相同。此外又有《蓝关记》，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五（《常州先哲遗书》本，《续说郛》等本均不分卷）说：
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抛颂，词说如《西游记》《蓝
关记》，实匹休耳。
按李氏所说道情和抛颂是指叙事的一类讲唱，有下文二种名目可证。所谓词说也是词话的异称（详上）。末一句虽不可解，但大意是说：道情的《蓝关记》和抛颂的《西游记》两者是相等的。《蓝关记》既是词话，当然和杜蕙《庄子叹骷髅》同是诗赞体。它和《金瓶梅词话》六十四回所说《韩文公雪拥蓝关》道情或是一物。僧人所唱的《西游记》当是演玄奘取经故事，也就是《金瓶梅词话》十五回所记灯市的“扇响钹游脚僧演说三藏”。这是俗讲和讲经的余波，宝卷的旁枝，明清说因果（《陶庵梦忆》卷五、《清嘉录》卷一）的同类。据李氏所说抛颂也是讲唱词话，但不知道是否偈赞体。
至于兼有乐曲和诗赞两类的宝卷，现存明代作品有 40多部。这里不能详说，且待以后的机缘。
总结以上所说，附表如下：
（一）乐曲系讲唱文学名称表
宋
金
元
明
清
小说
鼓子词(叙事)
覆賺
诸宫调（词的）
诸宫调
北诸宫调南诸宫调（曲的）
驭说
货郎儿
陶真（乐曲）
道情（叙事）
莲花落（叙事）
莲花落（叙事）牌子曲
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二）诗赞系讲唱文学名称表
宋
元
明
清
涯（崖）词
陶真
陶真
陶（淘）真词说
陶真
词说
词话
词话说词唱词
文词说唱打谈
门词（门事）
盲词
排门儿
盲词（瞽词）
弹词
弹词
南词
弦词
摸鱼歌（沐浴歌）（木鱼书）
子弟书（段儿书）
鼓词(鼓儿词)
大鼓（段儿书）
竹板书
（注）明代所谓“说唱”，实指金元诸宫调，故不列入。明代叙事的抛颂，不明词类，暂不列入。至于有韵文而无散文的几项，照广义的解释也附属在讲唱文学之内。
快书
道情（叙事）
诗赞系
讲唱文学
（三）分类表
本文的目的是就已获得的资料说明宋元明讲唱文学和技艺的一般情形及乐曲、诗赞两系的各种讲唱文学的类别及其发展。由于找得的资料多少不等，对各类的讲唱文学的叙述，自然不免有畸重畸轻的现象。主要的目的是以诗赞系的词话为重点的，但为了囊括宋元明三代的所有讲唱文学，对叙事鼓子词、覆赚、诸宫调只是摘要叙述，而这几类在近人著作中已有详尽的说明，读者可以参
两系兼用
明：词话（陶真、词说、说词、唱词、文词说唱、打谈、
门词、盲词、瞽词、弹词） 唱本 叙事道情
清：弹词（南词、弦词、摸鱼歌、沐浴歌、木鱼书） 鼓词
影词 竹板书 段儿书（大鼓书、子弟书） 快书
元明清：宝卷
清：部分吴音系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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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看；这里略加说明就够了，连例子也省去不引。至于明清两代的宝卷，清代的弹词、鼓词及附属于讲唱文学的子弟书、牌子曲等，不但类别复杂，每类的作品也异常丰富，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容纳，所以略去不说。
此外，宋王溥《五代会要》卷三十记后唐同光二年（924）南诏国留杂笺诗一卷，下注：“有彩笺一幅，转韵诗一章，章三韵，其（共）十联，有类击筑词。”是说南诏的诗笺一首三换韵，共20句，文词通俗和民间击筑词相类。五代时的击筑词必是通俗的叙事歌曲，但不知是否讲唱文学。又，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记南宋瓦市伎艺有“弹唱因缘”一目，下列伎艺人：童道、费道、蒋居安、陈端（或陈遂）、李道、沈道、顾善友、甘道、俞道、徐康孙、张道 11 人。内中童、费、李、沈、甘、俞、张七人明是道士，这用弦乐伴奏的弹唱因缘的伎艺，必是道徒歌唱的道情一类的黄冠词，也无从证明是否叙事的讲唱文学。所谓因缘是出于佛教的僧侣的术语。宋代僧人有讲说因缘的技艺，失名《道山清话》（不分卷）云：“京师慈云寺有昙玉讲师者，有道行，每为人诵梵经及讲说因缘。都人甚信重之，病家往往延致。”这是继承唐五代俗讲的余波。它原是僧侣们的技艺而被道徒抄袭应用的。这两类不能确证是讲唱文学，姑且存疑。
乐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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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词调：宋：叙事鼓子词 覆赚 诸宫调 （附小说）
12.用南北曲调：金元：诸宫调
明：陶真 叙事道情
- 用俗曲：元：货郎儿
明：叙事莲花落
清：牌子曲
宋：涯词 陶真
元：词话（词说、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