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诗赞系讲唱文学（中）：词话
词话是元明时称讲唱文学的名称，它除了增加十字句外，和陶真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在元明时最为兴盛，到了明末就分化为鼓词、弹词两类。
词话一名也和上述其他讲唱文学一样，本是伎艺名称，后来才成为体裁或类别的名称。如《元史》卷一百五所谓“演唱词话”，明徐渭《徐文长佚稿》卷四所谓“弹唱词话”，都是指伎艺而言；而《大唐秦王词话》就是指类别，表示它和散说的评话的区别。至于《辍耕录》卷二十五所说的“词说”，是和词话意义相同。
词话的韵文唱词是以诗赞为王，如散见元杂剧中的元代词话，明诸圣邻《大唐秦王词话》和杨慎拟作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就是用七言和十言诗赞的。所以词话和明清弹词、鼓词的“词”的意义完全相同。但这称诗赞为“词”的，也不始于元代词话，唐五代俗讲中的《季布骂阵词文》、《后土夫人词》的“词文”或“词”，就是指诗赞词而言。
然而明清人既误会宋代讲唱短篇小说为词话（见前），以致后人根据这种错误又误认词话的词是专指诗余的词。如王国维《观堂别集补遗·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说：“以其中有诗有话，故得此名；其有词有话者，则谓之词话。”这是以诗词对举，他所谓词便是指诗余的词。错误的根源是从钱曾《也是园书目》“宋人词话”而来。但是词话的词，也不摒弃诗余的词，如《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每段开首就有〔临江仙〕、〔西江月〕等词调。所以词话的词是应作“文词”或“唱词”的广义解释，既有诗赞词，也有各种乐曲词，但应以诗赞词为主。
其次是它和“诗话”、“评话”的关系和区别。所谓诗话，只有元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种。它所以称为诗话是因为书中有不少的诗，而这类诗又是通俗的诗赞。所以它和词话中诗赞体是同类，应属于词话范围，并非和词话对立的另一种。这书也并非如一般人所说是小说一类，而是仅存的一部讲经作品。评话是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如明蒋大器《三国志演义序》所说：“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就说明它的题材和小说不同。元杨维桢《东维子文集》卷六《送朱女史桂英演史序》说：“演史于三国、五季，因延致舟中，为
予说道君艮岳及秦太师事。”这又具体地说明讲说《三国志》、《五代史》和宋徽宗花石纲、秦桧东窗事犯等故事是属于演史一类；而今存的元刊《武王伐纣平话》等五种及《五代史平话》（非宋刊）的讲史又明题为平话，更有力地说明评话是以讲史为限。所以元代称为评话的和宋代说话的讲史一家是完全一致的。评话的“评”是评论、批评的评，用诗文来批评史事；而元人写作“平话”是省笔画的简写。评话是从元代以来就以散说为主，它的话本也以散文为主（其中插用的韵文是念诵而非歌唱的），和讲唱文学的词话是显然不同的两类。直到现在江南、两浙还是称散说的评话为“说大书”，而称有说有唱的弹词（词话的嫡系子孙）为“说小书”，正是元明评话和词话分别的具体说明。元明两代评话虽是以讲史为限，但到清代除了讲史以外，又加入小说的公案、灵怪等类，这虽是沿用元代的称谓，内容却已有变化了。诗话、评话也不见于宋代文
37 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献，它们和词话同是起于元代的。
把元明的词话和宋代小说一家相比，虽然两者大体是一致的，但体制长短，题材和唱词形式却各不相同：（一）宋代小说全是短篇讲唱文学，元明词话虽也是讲唱文学，但其中只有短篇的《快嘴李翠莲记》和叫做陶真的《红莲》《柳翠》等四种原文和宋代小说相当；经过明人改编的一般的短篇散文小说，就不是讲唱的词话了。而词话中又有《水浒传词话》等长篇的，它和宋代短篇小说不同。（二）宋代小说专以一人一事的故事为题材，元明词话中只有上列五种短篇和宋小说相同，而以李世民和唐代史事为题材的《大唐秦王词话》，以历代史事为题材的《十段锦词话》，相当于宋代讲史，不是小说。（三）现在所见的宋代小说的韵文唱词都是用词调的乐曲，而元明词话是以诗赞为主体。末了一项是两者最大的差异所在。明清人把两者视为一物，便是由于不明白这几方面的不同所致。虽然两方面有上列几项不同，然而两者都是讲唱技艺或文学，彼此不能完全绝缘，而是必有传承的关系。从上列几项差异明显可以看出，宋代讲唱的小说发展到元明词话阶段时，已有下列的种种变化：在篇幅上是由短篇发展为长篇；题材是由一人一事的故事进展到讲史的范围；在文体上是把一部分散说的讲史韵文化，又把讲唱的小说散文化，而唱词由于词调已经不能歌唱就改用通俗的诗赞。
词话名称的使用是开始于元代，首先见于元宗颜纳丹等纂《通制条格》卷二十七《搬词》：
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中书省大司农司呈：河南河北道巡行劝农官申：顺天路东鹿县镇头店聚约伯人，搬唱词话。社长田秀等约量断罪外，本司看详：除系籍正式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正业，习学散乐，搬唱词话，并行禁约。都省准呈。
至元十一年是元世祖前至元甲戌（1274），那时已有词话的名称，而词话的搬唱是在大都附近的农村中。这禁令又见于《元史》卷一百五《刑法志》第五十三《刑法》（四）禁令：
诸民间子弟，不务生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
从禁令中可以窥见元初词话流行的情形：小市镇的镇头店搬唱词话一次，听众竟达百人之多，可见当时民间对词话的爱好之深。
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杨叔能小亨集引》论作诗禁忌俚俗，举了两项具体例子：
无为琵琶娘“人”“魂”韵词，无为村夫子兔园册子。
按诗韵“人”字属“真”韵，“魂”字属“元”韵，而弹琵琶说唱的人把两部不同的韵混押起来。琵琶娘便是以说唱为职业的妇女，所唱的“词”或是歌曲，或是通俗的词话。又雪蓑钓叟夏庭芝《青楼集》
（不分卷）记伎女时小童伎艺说：
善调话—即世谓小说者—如丸走坂，如水建瓴。
39 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按“调话”疑是“词话”的形误，而下面所说正是形容说唱词话流利的神情。元好问所记是金末元初的事，夏庭芝所记是元末事。因此，可以说明从元初到元末词话是一直流行着。
可是元代词话也无完整的作品可见，但却有不少间接资料。
第一是散见于杂剧中的元代词话。杂剧中常有整段的七言或十言（间用五言、八言、九言等杂言）诗赞体的唱词，或用“诗云”、“词云”，或是“诉词云”、“断云”。它的作用主要是叙述和总结，其次是形容。如《张鼎智勘魔合罗》第三折“旦诉词云”：
哥哥停嗔息怒，听妾身从头分诉：李德昌本为躲灾，贩南昌多有钱物；他来到庙中困歇，不承望感的病促，到家中七窍内迸流鲜血，知他是怎生服毒？进入门当下身亡，慌的我去叫小叔叔。他道我暗地里养着奸夫，将毒药药的亲夫身故。不明白拖到官司，吃棍棒打拷无数。我是个妇人家，怎熬这六问三推，葫芦提屈画了招状。我须是李德昌绾角儿夫妻，怎下的胡行乱做？小叔叔李文道暗使计谋，我委实的衔冤负屈。
又《临江驿潇湘夜雨》第四折张天觉的白：
……一者是心中不足，二者是神思恍惚，恰合眼父子相逢，正诉说当年间阻，忽然的好梦惊回，是何处凄凉如许？响玎珰铁马鸣金，只疑是冷飕飕寒砧捣杵，错猜做空阶下蛩絮西窗，遥想到长天外雁归南浦；我沉吟罢仔细听，原来是唤醒人狂风骤雨。我对此景无个情亲，怎不教痛心酸转添凄楚！孩儿也你如今在世为人，还是他身归地府？也不知富贵荣华？
也不知遭驱被掳？白头爷孤馆里思量：天那！我那青春女在何方受苦？我分付兴儿来：你休要大惊小怪的，可怎生又惊觉老夫！
其中虽有不少杂言，但基本上是以七言句为主。又三、三、四的十言，在第一例有三句，第二例有六句，此外还有全部用十言的，如《醉思乡王粲登楼》第四折蔡相词云，《王月英月夜留鞋记》第四折词云等。这类十字句通常以为始于俗讲，其实习见的几十卷俗称中并没有这句式，而是始见于元杂剧中词话的。它是明代词话、宝卷“攒十字”的始祖。
这类七言或十言诗赞的词话，明是被戏曲吸收去的，而词话的盛行据此更可证实。现存元及明初杂剧144本，极大多数是有词话的。姑以最能通行的《元曲选》为例，100种中有词话的计92种（未用的只8种），占90％以上。92种内每种都不只一见，每折也不只一处，共计有188处。它们的分布是：（一）仅见于一折的，计57种，65处；（二）全剧的剧中和剧末都有的，计34种，121处；（三）散见于全剧中间两折的只有1种，2处。而最值得注意的是：见于全剧之末的第四折或第五折的，计有87种，119处（在其他各折的只有69处），占60％以上。这全剧末引用词话的风气，在明代永乐、宣德间（1403—1435）朱有燉著杂剧时还继续用。他在剧中都注明“念云”，可证元剧中的词话也是干念的。
从上面的统计，发生了下面两个问题：元杂剧中引用词话何以这样多？叙述体的词话如何侵入代言体的戏曲中？而这两个问题又是联系着的。民间文学和伎艺互相借用虽是常事，但像词话这样大量被杂剧所借用，却和一般情形两样。所以，这不只是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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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者必然是有传承和发展的关系存在着。叙述体的词话和代言体的戏曲的分别虽然十分明显，但两者并不是绝缘的。如上述宋代傀儡戏虽是戏剧，而脚本却是用叙述体的涯词。按宋元南戏和元杂剧本是从说唱诸宫调及词话改变而来（演出又受影戏等影响），其中保存许多变而未化的叙述体的遗迹。如南戏的“家门”，杂剧的最后当场脚色置身剧外的叙述（《承明殿霍光鬼谏》第四折），探子的报告（《汉高皇濯足气英布》第四折）以及说话人口吻的保留等等。这类僵化了的化石说明戏曲是从叙述体的说唱发展而来的有力证据。元杂剧中大量应用叙述体的诗赞证明它是从词话而来，所以保存了所由蜕化而来的词话成分。而《通制条格》和《元史》的《禁令》不称“说唱词话”，而说“搬唱词话”、“演唱词话”也必有缘故。所谓“搬”和“演”明是戏曲的演出，然而又不说“搬唱杂剧”而说词话，是说虽是戏曲的演唱而仍沿用词话的名称不改。按元杂剧的兴盛是元贞大德间（1295—1307）的事（明钞本《录鬼簿》附贾仲明吊词），在至元时（1264—1294）方产生不久，所以仍然袭用词话旧称，而杂剧由词话蜕变而来又是确然无可置疑。至于全剧之末应用最多，是由于利用词话作为全剧结束之用，而这用长篇诗赞作结束也必是因袭词话固有的习惯。这儿只附带叙述杂剧由词话蜕化的涯略，主要是以元剧中例证说明元代词话流行之盛。
杂剧中除说白外，曲文中也常常引用词话的唱文。关汉卿《赵盼儿风月救风尘》第三折〔滚绣球么篇〕曲云：
那唱词话的有两句留文：“咱也曾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
曲文引词话原有文句，所以诗赞体的句式也显然可见。元明杂剧中还有：戴善甫《陶学士醉写风光好》第三折〔滚绣球〕曲：“咱正是武陵溪畔曾相识。”吴昌龄《花间四友东坡梦》第二折〔乌夜啼〕曲：“你与我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又第四折白云：“武陵溪畔曾相识，今日佯推不认人。”王子一《刘晨阮肇误入桃源》。第三折〔要孩儿〕曲：“我和他武陵溪畔曾相识。”李唐宾《李云英风送梧桐叶》第一折〔寄生草〕曲：“多管是武陵溪畔曾相识。”以上五例虽没有明说引自词话，但据关剧曲文可知确出同一来源。按元曲中武陵溪的故事，实是刘阮遇天台二女事（见《裴少俊墙头马上》第一折〔赚煞〕，《风雨像生货郎旦》第三折〔随尾〕和《北词广正》谱卷三引今本所无的《留鞋记》〔醉扶归〕曲），而非陶潜《桃花源记》武陵渔人事。本事既是煊赫，所以常被引用，成为恒言。至于所谓“留文”，本无深意，只是说这两句是词话中常用而留在人们口头上的成语。但日本人却别有解释：青木正儿《中国文学发凡》（郭虚中译本一六五面）说：“于说话的主要处及篇末引诗之两句或四句。”京都帝国大学《东方学报》第十二册第二分别册吉川幸次郎等《读元曲选记》（四）说：“案今所传宋元小说，每以七言二句为结束，两句留文殆谓此。”两说大致相同，但解释都不妥。按宋元话本用七言诗赞，除篇末结束处及篇中主要处外，又用于篇首，如《京本通俗小说·西山一窟鬼》叙吴洪云：“离了乡里，来行在临安府求取功名，指望：“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这类诗赞通常都是流行于大众口碑上的习用成语。关剧引词话文句而称为留文，正因为它已成了成语缘故。但所有的诗赞并非都可以成为留文。所以留文是指其性质和作用而言，并非指它在话本中的地位。它和“话文”、“戏文”的“文”同是指文词，但前两项是指其体，而留文
43 上篇 宋元明讲唱文学
是指其用。
第二是《水浒传词话》。按梁山泊及宋江36人故事，在南宋时已成为说话人常用的题材，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记小说的名目就有：《石头孙立》《青面兽》《武行者》《花和尚》四种，各个故事是独立的。元代也同样流行，《宣和遗事》记宋江的一段，就是当时话本的提纲。到了元末，经过施耐庵的“集撰”，把许多短篇《水浒传》故事集合为长篇小说，是把以前“书会先生”的创作集合成为一
个整体。宋元时短篇小说话本原是讲唱的，施耐庵集撰时似仍用词话体，到明代嘉靖（1522—1566）前后就逐渐删改为散文本。但现在所见经过明代屡次修改的各种散文本《水浒传》，还或多或少地保存词话的面目。如：一百十五回的简本第二十二回叙武松打虎一段有“景阳冈头风正狂”一篇诗赞，李卓吾评本（容与堂刊）和钟伯敬评本（四知馆刊）的百回本第七十回有老郎做的夸赞张清的“祖代英雄播英武”一段诗赞，都是删削未净的词文。但上列还是插用的词，不能证明它是夹说夹唱叙事的。最重要的是有大涤余人序的百回本第四十八回有“独龙山前独龙岗”一段诗赞，和上下散文连用叙述宋江所见祝家庄的情形。孙楷第先生由《高阳李氏藏百回本水浒传推测旧本水浒传》（香港《俗文学》第二十五期）曾据此推论原书必是词话本，这保留的一段正是删改未尽的遗迹。由于十多年前明嘉靖刊残本第十一卷及三年前嘉靖刊本全部的发现，这推测得到更有力的证明。嘉靖刊本保留唱词较多，每回前有诗赞一篇作为入话，如第五十一回云：
龙虎山中走煞罡，英雄豪杰起多方。魁煞飞入山东界，挺挺黄金架海梁。幼读诗书明礼义，长为吏道走轩昂。名闻四海称时雨，哕哕朝阳集凤凰。运蹇时乖遭迭配，如龙失水困泥冈。曾将玄女天书受，漫向梁山水浒藏。报冤率众临曾市，扶恨兴兵破祝庄。谈话西陲屯介胄，等闲东府到刀枪。两赢童贯排天阵，三败高俅在水乡。施功柴寨辽兵退，报国清溪方腊亡。行道合天呼保义，高名留得万年扬。
这本每回开首既保留了旧本词话的形式，由此推知，从元末到明嘉靖以前的《水浒传》，应是全部为韵散夹用的词话本，虽然这种本子现在无法可见。
《水浒传》在明嘉靖间已渐成散文本，到万历时各种繁本和简本都改为全部散文了。然而在嘉靖前后，也还有弹唱的词话和少数嘉靖本流传着。徐渭《徐文长佚稿》卷四《吕布宅》诗序云：
……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
是说吕布和貂蝉故事不足置信，它是村瞎子本《三国演义》的说法为说唱词话。又以《水浒传》为例，可证在徐渭时（1521—1593）《水浒传》还是可弹唱的词话。又钱希言《戏瑕》（1613年自序）卷一说：
词话每本头上有请客一段，权做过（个）“德（得）胜利市头回”，此政是宋人借此形彼，无中生有妙处。游情泛韵，脍炙人口，非深于词家者，不足与道也。微独杂说为然，即《水浒传》一部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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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
钱氏记他幼年听讲《水浒传》时，在正文之前有“摊头”一段，这正和嘉靖本每回开首的诗赞符合。又泛论词话的开始有“得胜头回”，说《水浒传》每回都有。他所见的必是嘉靖本，因为今存各种万历刊本每回都没有诗赞。这旧本《水浒传》的说唱，到明代末叶万历时已濒绝境，代之而起的是全部散文化和散说的技艺。
以上从现存《水浒传》中保存词话本的残迹推论元代《水浒传词话》，自然这些残迹未必全是元末施耐庵的原文，其中也有经过明人改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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