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纳里·奥康纳

D. H. 劳伦斯是一位卓越的短篇小说作家，他用一句简短的话，告诉读者一个永恒的真知：“相信故事，不要相信讲故事者。”这在我看来，似乎是阅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的一个根本性原则。她可能是自海明威以来美国作家中最富原创性的讲故事者。她的感受力是南方哥特风格与严峻罗马天主教的非凡混合。奥康纳是一位如此猛烈的道德主义者，以致读者需要为她的倾向性捏一把汗；她想以暴力震撼我们，使我们觉得需要传统信仰，但她施加给我们的设计实在太明显了。作为讲故事者，奥康纳非常敏锐，然而我觉得她最好的故事还要敏锐得多，并且不强加给我们道德教训，除了一种觉醒的道德想象力。

奥康纳的南方是一种野性地清教式的南方，不是欧洲那种清教主义，而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宗教”，不管它自称为浸礼会、圣灵降临派或无论什么。那个宗教的先知们——“甩蛇者、自由思想基督徒、独立先知、骗子、疯子，以及有时候是真正受神灵启示者”——被奥康纳称为“自然天主教徒”。除了这一小撮“自然天主教徒”外，拥挤在奥康纳那些令人惊叹的故事中的人物，都是被罚入地狱的人——弗兰纳里·奥康纳乐呵呵地把她的大多数读者都包括在这个类别里。我觉得，读她的小说的最好办法，是一开始就承认我们自己是她那些被罚入地狱的人物之一，然后从那里开始痛痛快快地享受她那怪异而难忘的讲故事的艺术。

《好人难寻》依然是奥康纳的最佳入门作品。一位祖母、她儿子和儿媳妇以及他们的三个子女，开车旅行时，遇到一名逃犯“不合时宜”和他两个同伙杀手。祖母一见到不合时宜，就愚蠢地宣布他的身份，从而导致她自己和家人遭灭顶之灾。当家人就要被带去枪毙时，老奶奶向不合时宜求情，但奥康纳在这个自然神学家似的杀手的身上贡献给我们一篇杰作。不合时宜宣称，在一个“没有乐趣只有卑劣”的世界，耶稣使死人复活乃是“使一切失去平衡”。恐慌的祖母头晕目眩、陷入幻觉，她碰触不合时宜，喃喃地说：“你可是我的孩子呀。你是我自己的孩子！”他吓得往后退，朝她胸部连开三枪，然后宣读她的墓志铭：“要是她一生中每分钟都有一个人向她开枪，她会成为一个好女人。”

在这里，故事和讲故事者合而为一，因为不合时宜显然代表着奥康纳本人某种猛烈而滑稽的东西。奥康纳给了我们一个伪善而陈腐的老太婆，还有一个杀手，这个杀手在奥康纳看来是天主教恩典的一件工具。这个用意，是要令人愤慨并且也确实令人愤慨，因为作为被罚入地狱的人，我们感到愤慨。奥康纳觉得，要是我们一生中每分钟都有一个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就会成为好人。

为什么我们不会对奥康纳施加给我们的明显设计感到气恼呢？一部分答案，无疑是她的喜剧天才；一个能够如此深刻地娱乐我们的人，可以随她喜欢叫我们下地狱。在她的《善良的乡下人》中，我们遇见不幸的乔伊·霍普韦尔〔19〕，她同时拥有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和一条木腿，还给自己加了一个花哨的教名“赫尔珈”。一个咄咄逼人的年轻《圣经》推销员，他有一个不大可能的阳具崇拜的姓名曼利·波因特〔20〕。他在干草堆里卸下赫尔珈的木腿，然后拿着它跑掉了。赫尔珈准确地知道她自己是一个被罚入地狱的人（她不是一个哲学家吗？），而我们可从她那残酷地令人捧腹的命运中得出我们想要的道德教训。我们是否可以说“要是她一生中每分钟都有个人来引诱她然后拿着她的木腿跑掉，她就会成为一个好女人”？

奥康纳大概会鄙视我的怀疑主义，我也知道我的戏仿不堪一击。但她的早期小说，虽然有活力，却还不是她最伟大的。她最伟大的小说见诸她的后期作品，例如《眺望林景》和《帕克的脊背》和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暴力者夺走它》。《眺望林景》是一篇崇高地丑陋的故事，讲的是七十九岁的福琼〔21〕先生和他的九岁孙女玛丽·福琼·皮茨。两人都很糟糕：自私、执拗、卑劣、闷闷不乐而又傲气十足。故事结尾，两人之间发生一场惨烈的打斗，结果老头把小女孩杀了；他掐死她，又把她的脑袋砸在石头上。激动而疲累，福琼先生在一次致命的心脏病猝发时最后一次“眺望林景”。这一切都使人沮丧地印象深刻，但我们应如何解释它？

奥康纳说过，玛丽·福琼·皮茨得救，而福琼先生则下地狱，但她无法解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同等令人憎恶的人，那场斗争导致的死亡，有可能是任何一方。奥康纳如此愤慨，实在太妙了，因为我们的怀疑主义激怒了她，并激励她的艺术。然而，她那着魔般的灵性和绝对的道德判断，不能仅仅靠损害读者来维持。但是当我考虑这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她的文学趣味与我自己的文学趣味是多么接近：她对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和纳撒尼尔·韦斯特的《寂寞芳心小姐》的喜爱，远甚于所有美国现代小说，而我也是如此。阅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的短篇小说和《暴力者夺走它》，我简直激动得近于恐惧，与我读福克纳和韦斯特最伟大的作品和科马克·麦卡锡的《血色子午线》时一样——要是奥康纳活到有机会读《血色子午线》，她肯定也会大为激赏。屠格涅夫和契诃夫、莫泊桑和海明威都不是教条家，现代短篇小说的主流传统肯定是他们的，而不是奥康纳的。然而，她的热忱与驱动力，她那喜剧精神喷发的推进式精力，却是令人欲罢不能的。就她的小说美学效果而言，她的天主教也完全有可能是“摇喊”教〔22〕。我们可在这里为她天生的敏锐定位：她那些疯狂而下地狱的美国偏执教徒是可以戏仿的，但是这种戏仿动摇不了她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她不止是个天才的喜剧家，她还具有透彻的洞察力，看到宗教对她的男女同胞而言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人民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