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

《一位女士的画像》是亨利·詹姆斯所有小说中我最喜爱的，最初出版于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一年。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的一九〇八年，詹姆斯对它进行大幅修改，收入纽约版的确定本《亨利·詹姆斯长篇小说和故事集》。詹姆斯初次描绘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画像时，是三十七岁，当他修改它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

两个版本描绘的，几乎是两个伊莎贝尔·阿切尔，因此读者最好是小心选择一个版本，后一个版本更可取。没有任何长篇小说家具备詹姆斯那样广阔的意识，就连塞万提斯或奥斯汀或普鲁斯特也不具备。我们得回到莎士比亚那里，才能够找到埃米莉·狄金森所称的更大的展示，展示头脑比天空更辽阔。伊莎贝尔·阿切尔永远是一位意识的女主人公，而她在一九〇八年的修改版中所显现的，是一种可触摸的扩大的意识。

为什么读《一位女士的画像》？我们应为了很多目的而读它，以及为了获得丰饶的裨益，但培养个性意识无疑是深入阅读的一个主要目的和一个重大裨益。兴味和洞见是孤独读者的意识的属性，而这些属性最能够通过阅读来加强。社会信息，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当代的，在我看来似乎只是阅读的边际利益，而政治觉悟则是摊得更薄的股息。

随着詹姆斯修改《一位女士的画像》，他对伊莎贝尔·阿切尔的近于认同又进一步增强。由于伊莎贝尔是詹姆斯最莎士比亚式的人物，因此她的身份认同就在于读者对她的看法中。在修改版中，我们受到詹姆斯更明显的引导，因此可以说，一八八一年版中的伊莎贝尔是一个比一九〇八年版中的伊莎贝尔更加丰富、更加像谜一般的人物。换句话说，随着詹姆斯对伊莎贝尔的看法改变，这位美国所有长篇小说家中技艺最精湛的小说家，对读者的信任似乎减少了，而对自己的信任则似乎增加了。

在一八八一年版中，伊莎贝尔是她自己追求自主权的受害者。在一九〇八年版中，詹姆斯把她因判断错误引起的自主权的局部丧失，转化为她的意识的增加。她看得更清楚，其代价是明显失去她的大部分自由。如果采用我们现时流行的一个模式，则一位女权主义读者可能会更满意一八八一年版的伊莎贝尔，而不是一九〇八年版那个更詹姆斯式的人物，在后一个版本中她主要关注的是站在超越被欺骗的位置上。伊莎贝尔在前一个版本中尝试依靠自己，这尝试是勇敢又错误的，而在后一个版本中，则是强调自己更高的眼光。依靠自己是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至尊信条，而伊莎白贝·阿切尔则是爱默生的孩子之一，如同詹姆斯在某个内在层面上也一定意识到的。由于老亨利·詹姆斯〔10〕从未达到独立于爱默生，因此，他儿子对康科德圣人的一些评论尤值得小心谨慎地细读：

可以一点不太多也不太少地说，爱默生的著作总的来说根本不是写出来的。

但是，没有人具有如此稳定、持久，尤其是如此自然的视域，看到我们在志向和独立性方面所需要和所具备的东西。

……爱默生的天才的罕见性，对那些留心的民族来说，已使他成为文学中第一个也是真正罕见的美国精神……

第一段评论是荒谬地居高临下的，读读爱默生的《自然》，你可能就不会同意亨利·詹姆斯了。但第二段评论则是纯粹的伊莎贝尔·阿切尔：这正是她的视域。至于第三段评论，是不是詹姆斯的本意，我很怀疑；他更喜欢霍桑，后者是爱默生的不安的散步同伴。在霍桑的《红字》中，充满激情的赫斯特·普林在我看来似乎是一个比伊莎贝尔·阿切尔更爱默生式的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逃离激情，如同亨利·詹姆斯。爱默生爱着两个妻子，埃伦和利迪安，也许更激情地爱如此早逝的埃伦。伊莎贝尔压抑她的性欲本性，责任在詹姆斯而不在爱默生。爱默生不太读小说，他读《红字》但低估了它；而我猜他大概不会欣赏《一位女士的画像》。然而，他会在理想化的伊莎贝尔身上辨认出一个真正的孩子，而且会贬低那种导致她选择讨厌的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做丈夫的唯美主义。奥斯蒙德是对爱默生和沃尔特·佩特的戏仿，后者是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大祭司。

第一次读《一位女士的画像》，有一点对你也许有用，就是要明白伊莎贝尔·阿切尔总是由叙述者亨利·詹姆斯和她的仰慕者们——拉尔夫·杜歇、沃伯顿勋爵和卡斯帕·戈德伍德（无可饶恕地肆无忌惮的名字！〔11〕）——做中间人介绍给你的。在伊莎贝尔作为一个莎士比亚意义上的戏剧性人物方面，詹姆斯可以给我们的少之又少。我们是凭信用接受她，既因为詹姆斯在研究她的意识时，其技术是如此精密和灵巧，也因为她对小说中每一个无论是男性或女性人物的影响是如此强烈，除了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例外，就是她那个装腔作势的丈夫奥斯蒙德。对奥斯蒙德来说，她应仅仅是一幅肖像画或一尊雕塑；她灵魂的宽广冒犯了他的狭窄。相信每个读者都明白，小说最重要的谜团是为什么她竟会嫁给令人厌倦的奥斯蒙德，更有甚者，为什么她最终又回到他身边？

为什么如此多的读者，无论是男读者还是女读者，都爱上了伊莎贝尔·阿切尔？如果你是一个够热情的读者，又还很年轻，你的初恋情人就较有可能是虚构的而不是真实的。伊莎贝尔·阿切尔被亨利·詹姆斯著名地称为“所有时代的女继承人”，她如此吸引我们大家，是因为她是所有这样一些不管是虚构或真实的年轻女子的原型，她们实际上都拥抱厄运，因为她们都寻求完全实现她们的潜能，同时又要保留一种拒绝自私的理想主义。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奇》中的多萝西娅·布鲁克有着勇敢的抱负，但是她那超越的热望并不具备伊莎贝尔·阿切尔的爱默生主义所添加的一个元素，就是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努力要获得内在的自由。

由于伊莎贝尔是亨利·詹姆斯把自己当成女士来描绘的自画像，因此她的意识就必须非同寻常地广阔，几乎足以跟她的创造者匹比。这就使得任何读者对她的性格的道德判断都变得无关宏旨。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是一位詹姆斯信徒，他坚称詹姆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道德激情是以背叛这一理念为中心的，其典范人物是梅尔夫人，她成功地策划阴谋，使伊莎贝尔嫁给奥斯蒙德，以便奥斯蒙德和她（梅尔夫人）与奥斯蒙德所生的女儿帕茜享用伊莎贝尔的财富。但是梅尔夫人尽管欺骗，却几乎没有在伊莎贝尔那大容积的意识中留下印记。格雷厄姆·格林执著于背叛，其程度远甚于亨利·詹姆斯。

虽然《一位女士的画像》是某种悲喜剧，但是很少有读者会在读这本书时发笑。尽管面目可憎的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尽管以伊莎贝尔的仰慕者为典型的那些不同类型的人物——杜歇、沃伯顿、戈德伍德——也都被刻画得活灵活现，但是詹姆斯小心地确保伊莎贝尔·阿切尔永远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实际上，她的画像才是重要的；其他人只是因为她的关系才存在。伊莎贝尔这个人物对詹姆斯和对读者都太意义重大了，任何对她的滑稽看法都是不合适的。同样地，在詹姆斯对她的意识的苦旅的描述中，也不允许让反讽取得支配性地位，尽管她的处境是荒谬得近于反讽的。她选择奥斯蒙德是因为她有一个错觉，以为她是在选择——和获得——自由。她以为，他知道一切值得知道的东西，因此他也会希望她知道人生中一切可以知道的东西。她可怕的错误可能令人觉得几乎是詹姆斯对她残忍，但是詹姆斯与她一起受苦并为她受苦，而她的错误绝对是这本书的中心。“人生的错误对人生是必要的。”尼采说。亨利·詹姆斯和伊莎贝尔·阿切尔都绝不是尼采式的人物，但是尼采这句格言很好地说明了伊莎贝尔的巨大错误。

到底是什么蒙蔽了伊莎贝尔？或者，换一种方式问，为什么詹姆斯要给他把自己当成女人来描绘的自画像带来这样一场灾难？在詹姆斯一九〇八年的修改版中，奥斯蒙德颇大程度地黯淡成真正的势利、无用和欺诈，从而使得伊莎贝尔的坏判断变得更怪异。詹姆斯对吉尔伯特·奥斯蒙德的第一次描述，已足以警告读者，伊莎贝尔未来的丈夫是非常坏的消息：

他是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有一个高但形状好看的头，头发依然浓密，但过早地灰白，削得很短。他有一张雅致、狭长、极其模型化和镇定的脸，唯一的不足是稍微有点儿尖；而他的胡须对他这个外观贡献不少。这胡须，修剪得像十六世纪肖像画，一撮漂亮的髭尤为突出，髭的两端有一抹浪漫的翘势，使留髭者有一种异国的、传统的外观，表明他是一位研究风格的绅士。然而，他那双刻意、好奇的眼睛，那双既模糊又有穿透力，既聪明又坚固，露出既是观察者又是做梦者的神色的眼睛，却会向你保证他只是在经过精挑细选的范围内研究它，而且只有在他想要它时才发现它。你会感到疑惑，难以确定他原籍是哪个地方和国家；他没有通常可以乏味地轻易回答这个问题的那些表面特征。如果他有英国血统，那么这血统很可能有若干法国或意大利混杂；但是，虽然他可以说是一块好金币，却令人觉得缺了用于一般流通的硬币都有的戳记或徽章；他是为特别场合而制造的典雅复杂的勋章。他身形轻盈、消瘦，样子有点慵懒，明显地不高不矮。他穿得像一个对衣着的考究仅止于不要粗俗的男人。

奥斯蒙德是一个永久定居于意大利的美国人，他“研究风格”，但“只是在经过精挑细选的范围内……而且只有在他想要它时才发现它”。这是绝妙的詹姆斯手笔，告诉读者奥斯蒙德是多么狭窄和靠不住。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小说开头对伊莎贝尔·阿切尔的描述：

她再次环顾四周——草地，大树，长满芦苇的、银闪闪的泰晤士河，这座美丽的老房子；在进行这番勘察时，她仍有余裕留意她的同伴们；很容易设想这是一位显然既聪慧又激动的年轻女子所具备的全面审视。她坐了下来，把小狗打发走；她洁白的双手，交叉地搁在双腿间的黑裙上；她昂着头，眼睛明亮，灵巧的身子轻易地随着她显然用来捕捉印象的注意力转来转去。她的印象多不胜数，而它们全都反映在一个清晰、宁谧的微笑上。“我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景色。”

伊莎贝尔研究的，不是风格，而是人物和地方，而且永远不是在自己选择的范围内。聪慧又激动，心照不宣地美丽，留意她多不胜数的印象，和蔼可亲地愉悦：难怪拉夫尔·杜歇、沃伯顿勋爵和老杜歇先生都对她一见钟情，而随着我们更清楚地看见她，我们也将如此。一九〇八年版的上述两处最初描述，相距一百七十页，但是两者之间的并置，虽然是迟来的，却是直接而不协调的。崇高的伊莎贝尔·阿切尔——如同莎士比亚女主人公罗莎琳德、维奥拉、比阿特丽斯、海伦娜等等——不得不委身下嫁不如她的人，但是拉夫尔·杜歇、沃伯顿勋爵和卡斯帕·戈德伍德都不是潜在的灾祸；吉尔伯特·奥斯蒙德才是凶星。每个读者都必须自己去判断到底亨利·詹姆斯使伊莎贝尔选择奥斯蒙德是不是真的够说服力地不可避免。虽然我深爱詹姆斯、伊莎贝尔和《一位女士的画像》，但是我从未被说服，而且在我看来，这是该小说的唯一缺点，否则就完美了。如果要让小说推进，就非让伊莎贝尔盲目不可，但是一九〇八年修改版中那个更加詹姆斯式的伊莎贝尔似乎实在太过有洞察力了，不可能被奥斯蒙德所骗，尤其是詹姆斯在修改版中已很明确地把他变成一个不是“所有时代的继承人”。

詹姆斯是所有长篇小说大师中最微妙的（除了普鲁斯特），他动用他所有的艺术来使伊莎贝尔的错误判断显得有道理。奥斯蒙德如他所说，是“常规本身”，其理论上的功能是把我们从混乱中解放出来，但其实际上的效果却是窒息伊莎贝尔的种种可能性。他的女儿帕茜对他而言，主要是一件可以出售的艺术作品，最好是卖给“一个富裕而高贵的丈夫”。奥斯蒙德是一枚走路的“金币”，他在伊莎贝尔身上看到的不只是她的财富（她的亲戚杜歇家族馈赠给她的），而且是“用来制作的材料”，是一幅要画的肖像。但是伊莎贝尔对此一无所觉，直到太晚了，已救不了她。为什么？詹姆斯给了我们很多暗示，但无一样是明确的。这包括帕茜，她唤醒伊莎贝尔的母性本能（伊莎贝尔为奥斯蒙德生的儿子，在半岁时夭折，而詹姆斯暗示说，奥斯蒙德与伊莎贝尔的性关系不久也死去了）。还有伊莎贝尔日益着魔于“选择”一种生命形式：拉夫尔·杜歇是她的亲戚但他生病；沃伯顿勋爵代表着英国贵族，而她的美国性回避这点；她早年在奥尔巴尼的求婚者卡斯帕·戈德伍德占有欲太强和太激情，太过爱她。像亨利·詹姆斯一样，伊莎贝尔想被爱，但不想成为另一个人难以抵挡的性爱激情的对象。

此外，詹姆斯还把伊莎贝尔接受奥斯蒙德（他的品味很昂贵但他的收入很低）归因于女孩子（她仍然很年轻）慷慨的理想主义，归因于她继承杜歇家族遗产的内疚感。这一切足够吗？我想不足够，一如我已说过的，但詹姆斯在婚姻选择的谜团这个问题上，是很莎士比亚式的，也许还是现实主义的。莎士比亚与安妮·哈瑟维结婚，然后住在伦敦，与她分开生活二十年，寄钱到斯特拉特福给她和孩子们，但尽可能少回家。詹姆斯是十足的同性恋者，但没有付诸实行，他曾对异性恋婚姻的价值和神圣表达非凡的敬意，同时淡淡地说，他本人对生活的考虑太少了，不宜冒险闯入这种幸福状态。

我觉得伊莎贝尔在小说结尾时回到罗马和奥斯蒙德身边，较容易解释，尽管依然令人迷惑。她再次拒绝戈德伍德，然而她体验到（并害怕）他的激情的力量：

他透过黄昏瞪着她一阵子，下一个瞬间她已感到他的双臂抱着她，他的唇在她自己唇上。他的吻像白色电光，闪一下，扩散，再扩散，然后停住；它是如此非同寻常，当她接下它时，她仿佛能感到他坚硬的男性里每一样最使她不快的东西，他的脸、他的身形、他的存在中每一样进逼的事实，都把它们一致的紧张合理化，并与这种占有行为合而为一。就像她听说过的溺水者，先见到一系列影像，然后沉没。但是，当再度暗下来时，她便自由了。

她自由地踏上“一条非常直的途径”，返回罗马和奥斯蒙德身边。这将使她摆脱戈德伍德，但与奥斯蒙德一起生活充其量只是一次全副武装的停火。这就是詹姆斯的所有时代的女继承人的最后命运吗？詹姆斯不会告诉我们，因为他在小说中的工作已完成了；他知道的并不更多，而且在结尾时，伊莎贝尔很可能也不知道。但是，她那达至精神的伟大性，达至意识的广阔性的潜能将有什么结果？要知道，如果没有这潜能，这部小说就必定沉没。詹姆斯拒绝给予她奥斯蒙德之外的选择；戈德伍德威胁她的自主感，而不知怎的，讨厌的奥斯蒙德却不会构成这样的威胁。但即使是在一九〇八年版中，伊莎贝尔也仍有可能成为她自己的另类选择：离婚，以及分家产，将使她摆脱奥斯蒙德。这也许会发生，但詹姆斯在这方面没有给予我们任何线索。奥斯蒙德，不管多么卑鄙，却并不像伊莎贝尔那么令人生畏。我猜，她回去，是为了解决她那理想主义的错误的后果，从而在她自己的意识中维持一种延续性。这是颇詹姆斯式的，尽管如果读者对此提出抗议，也并没有错。修改版的《一位女士的画像》要求仔细而投契的阅读。我们也许对伊莎贝尔的选择感到不满意，但是她的故事再次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读的一个动机：更好地了解意识，它对我们太有价值了，是我们所难以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