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何地置老夫？
——杜甫《草堂》
公元762—766年
梓州—绵州—汉州—梓州—阆州—梓州—成都—戎州—忠州—夔州云安
杜甫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赠别严武的诗句“愁杀锦城人”，会成为不好的预兆。就在杜甫送别严武回来之后不久，成都爆发了叛乱。叛乱头子是剑南兵马使徐知道，762年7月31日，他宣布自己任节度使。城中发生了战斗，然后迅速蔓延开去，严武被阻隔在路上，直到九月之后才回到成都。【189】
战斗一开始，杜甫就逃到了成都东边约100英里远的梓州，此地后来成为东部的首府——杜甫逃难是如此的急，他甚至都没有时间带上妻儿。为什么？大多数注家都认为徐知道与我们的诗人在760年春天曾向之觅果树栽种的年轻朋友徐卿是同一个人。如果一个朋友变成了叛乱头子，杜甫最好还是明智地逃走，免得把自己牵扯进去。这个理由很对，但论证是错的。高适在给皇帝的奏表中报告说，徐知道是成都的少尹。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徐知道正是那个去年冬天来拜访杜甫的新任少尹（《徐九少尹见过》［213］ ）。因为此人似乎对杜甫的天才有很高的敬意，这就更使得杜甫必须在自己被召唤之前赶紧逃走。当两年之后杜甫回到草堂，他在回忆中描述了叛乱期间都发生了些什么（《草堂》［247］ ）。关于他逃到梓州的过程，杜甫仅仅在《从事行赠严二别驾》［223］ 一诗中有所涉及 [1] 。这位严二别驾是梓州当地的豪门望族。诗中提到的赀衣、绯衣分别是不低于从第八品上阶和从第六品上阶的官员服色。不过，自从安禄山叛乱以来，没有实际职位的官阶被大量滥赐给那些在朝廷兴复事业中作战或捐资助军的人们。【190】
《寄题江外草堂》［224］ 表明，我们的诗人在全家都离开了草堂之后，非常怀念四棵小松。他召唤家人，然后安排他们到梓州和自己会合了吗？还是他自己返回成都，然后带着家人一起离开？杜甫的家人在他抵达梓州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草堂，还是两个月之后才离开？这些疑问都很难回答。在现存杜诗中有一首诗，杜甫在其中提到他将在秋天结束时往东去，没有计划要返回草堂。这也许可以用来证明杜甫曾经返回成都，在秋天结束时带着家人离开。不过，我觉得这首诗是伪造的。第一，成都的叛乱在秋天结束前就被扑灭了。据记载，徐知道被自己的一个部将（李忠厚）杀死，叛乱于9月5日结束。又有一个记载说，这件事发生在9月15日。即使按照后一个日期，那还有一个多月的秋天时光。杜甫为什么要在成都基本上恢复了和平与秩序之后离开呢？第二，这首诗比较拙劣，典故的使用不合适。最后一句说“不辞万里长为客，怀抱何时得好开”，这种情感对我们的诗人此时此地的思想而言显得很奇怪。根据以上原因，我认为这首诗可能不是杜甫的作品。我推测在杜甫到达梓州之后不久，他就安排好了把妻儿召来 [2] 。他们一路上可能是由杜占陪伴，此人我们很快就要在另一首诗中遇到。注家都认为杜占是杜甫同父异母兄弟中最小的弟弟，但他可能只是一个堂弟。大多数注家认为杜占从秦州、成州开始直到成都，都一直和杜甫住在一起。很可能的确如此。
从事行赠严二别驾［223 ］
我行入东川，十步一回首。
成都乱罢气萧飒，浣花草堂亦何有。
梓州豪俊大者谁，本州从事知名久。【191】
把臂开尊饮我酒，酒酣击剑蛟龙吼。
乌帽拂尘青螺粟，紫衣将炙绯衣走。
铜盘烧烛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
黄昏始扣主人门，谁谓俄顷胶在漆。
万事尽付形骸外，百年未见欢娱毕。
神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忧今愈疾。
高视乾坤又何愁，一躯交态同悠悠。
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须向古人求。
寄题江外草堂［224 ］
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
遭乱到蜀江，卧疴遣所便。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
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
台亭随高下，敞豁当清川。虽有会心侣，数能同钓船。
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龙无定窟，黄鹄摩苍天。
古来达士志，宁受外物牵？顾惟鲁钝姿，岂识悔吝先。
偶携老妻去，惨澹凌风烟。事迹无固必，幽贞愧双全。
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堪长，永为邻里怜。
我们不清楚杜甫及其家人住在梓州的哪个地方。他作于762年秋冬的诗歌大多与朋友聚会、社交宴饮和游览风景有关。在梓州的朋友中，汉中王李瑀，已经去世的汝阳王的弟弟，是诗人过去与汝阳王交往时候所熟识的。重新聚首一定相当喜悦。但在杜甫写给汉中王的六首诗中，表达得更多的只是欢乐的亲密关系，看不出更多的深意。杜甫的绝大多数诗览景诗篇都作于冬季，在涪水流域附近地区，例如射洪和通泉，分别距梓州东南20英里和47英里远。在几首游览历史遗迹的诗篇中，我们的诗人对世纪初期在朝中的几位诗歌、书法和绘画史上的伟大人物表示了钦慕之情。其实在这些领域中，杜甫和他同时代的人已经超过了早先的前辈大师。【192】
当杜甫太太平平地在梓州及其临近地区逍遥度日的时候，两个带给唐帝国最坏命运、也带给了我们的诗人很多不幸的大恶棍走到了末日。如果我们能回忆起诗人去年秋天写的那首长诗（《壮游》［211］ ）的最后几行，现在就知道，朝廷中的李辅国，这个我们的诗人一度比作月中捣药的兔子（《月》［79］ ），和玷污衣裳的萤火（《萤火》［146］ ）的宦官，和朝廷外的史朝义，叛军的头子，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对于李辅国，命运女神以令人欣喜的速度给予了回报。在一次大胆的刺杀之后，宦官李辅国在初冬的一个早晨被发现头颅不翼而飞；只好作了一个木制脑袋摆放在尸身之上安葬。
不幸的是，史朝义走向灭亡则经历了一个痛苦和代价昂贵的过程。皇帝的长子，雍王李适，作为天下兵马元帅，到陕州会见回纥可汗，准备从这里展开对僭帝史朝义的一次联合军事进攻。回纥可汗陛下对雍王在会议上不按中原礼节对他拜舞大发雷霆。尽管雍王因为年幼的缘故得到宽恕——他当时二十岁——他的四名属官被重重鞭打，其中两人因此丧命。不过，唐朝军队和回纥部队的联合进攻取得了胜利。762年11月20日，史朝义的部队在洛阳北郊被击溃。回纥入东京，肆行杀掠，死者数以万计，数月以来，幸存者仅能以纸为衣。
随着官军和回纥部队继续东进，大多数叛军将领相继投降，随即被任命为所在光复地区的节度使。763年2月17日，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往长安。至此，安禄山于755年12月16日发动的叛乱就此结束，河南（黄河以南）和河北（黄河以北）现在总算是正式地光复了。【193】
当这个好消息传到梓州时，杜甫的高兴可想而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225］ 一诗末尾有注云：“余田园在东京。”这很可能是指他留在偃师的产业。杜甫在诗中倾吐了自己想要在春天返回家乡的愿望，描绘了回家的路线。他将顺涪水而下，然后转入西汉水（即今天的嘉陵江），共约223英里，到达巴郡（今天的重庆）；然后顺扬子江下行约666英里，穿过夔州巫山地区的峡谷，到达江陵；从这里向北陆行150英里，到达襄阳，再往北约60英里，抵达南阳，最后再走215英里，到达洛阳。杜甫之所以想要回到偃师而不是长安，大概是想和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团圆，因为如今叛乱平定，他们也都应该回到了偃师。因为杜甫在华州放弃了官职，如果他回到长安而又没有获得新的任命，恐怕有些尴尬。杜甫想得到朝廷的新任命这个想法在《甘园》［226］ 一诗中得到集中体现。
不过，杜甫并没有按照构想的旅程去洛阳。也许是洛阳及其附近地区传来的进一步消息打消了杜甫在偃师和家人团聚的希望——我们后面就会发现他的弟弟们并没有回到那里。当然，也有可能杜甫没有足够的旅费回去。当他写《双燕》［227］ 这首诗的时候，他也许期望到了秋天就能和家人离开梓州了。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225 ］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泣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甘园［226 ］【194】
春日清江岸，千甘二顷园。青云羞叶密，白雪避花繁。
结子随边使，开筒近至尊。后于桃李熟，终得献金门。
双燕［227 ］
旅食惊双燕，衔泥入此堂。应同避燥湿，且复过炎凉。
养子风尘际，来时道路长。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
虽然杜甫并没有开始着手实施返家的旅程计划，但他却从梓州向西北旅行，来到43英里外的绵州，又向西旅行70英里来到汉州，这两次旅行都发生在763年春天。我们记得760年秋天之后，杜甫的朋友房琯担任过汉州刺史。但是现在房琯已经离开此地前往长安了，新的刺史取代了他的位置。我们的诗人和汉州的王刺史和绵州的杜刺史在房琯担任汉州刺史时所凿的西池乘舟宴饮。《得房公池鹅》［228］ 一诗中用了王羲之的典故，那是四世纪的著名书法家，他曾用自己的手迹换来一群鹅。看起来我们的诗人认为自己也是一名不错的书法家；这首关于房琯的鹅的诗篇，我倾向于认为，可能是写在西池旁边的亭榭的墙壁或柱子上 [3] 。
得房公池鹅［228 ］
房相西池鹅一群，眠沙泛浦白于云。
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
当我们的诗人回到梓州，他又再次忙碌于夏天的社会交往事务。他写了好些诗篇，其中有《数陪章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229］ ［230］ 。章刺史也许很喜欢杜甫，许多宴会都叫上他。这位刺史可能还在经济上帮助过杜甫。杜甫应当也对这位章刺史颇有好感，所以在第二首诗的末尾他提出了个人的建议。《即事》［231］ 肯定不是在和章刺史一起专门外出的场合写的，因为我们的诗人还参加过许多有歌妓舞女表演的宴会。在杜甫的所有作品中，这一首是专门写给舞女的。我将其选入是为了表现杜甫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据说诗人的生活通常由三个“W”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s）。其他诗人可能如此，但杜甫不是。杜甫的三个“W”是：忧虑（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s）。尽管他对美有着深切的欣赏，也包括美丽的女子，但从来没有证据表明他和女性的关系超过了社会所规定的界限。尽管杜甫多次在诗中感情深挚地提到他的妻子，但他从未为她写过一首情诗。他为人一贯实诚可敬，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都是如此。【195】
数陪章梓州泛江有女乐在诸舫戏为艳曲二首
（其一）［229 ］
上客回空骑，佳人满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旷舞衣前。
玉袖凌风并，金壶隐浪偏。竞将明媚色，偷眼艳阳年。
（其二）［230 ］
白日移歌袖，清霄近笛床。翠眉萦度曲，云鬓俨分行。
立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妇，莫学野鸳鸯。
即事［231 ］
百宝装腰带，真珠络臂鞲。笑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
763年秋天，我们的诗人来到梓州东偏北117英里远的阆州。这次旅行的目的可能是拜访他的老朋友房琯，房琯在前往长安担任新职务的路上，染上疾病，于9月15日在阆州的一个寺院中去世。有一次在阆州，杜甫被王刺史苦劝留下。在杜甫现存的文章中，有一篇为王刺史起草呈给皇帝的奏表（《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如果我们从奏表中所谈到的内容判断，时间可能是在十月。763年，吐蕃屡次骚扰边境。在这年夏天，皇帝派遣御史大夫李之芳出使吐蕃，但吐蕃羁留了李之芳，不让他回来。初秋，吐蕃入侵。九月上旬，吐蕃占领了陇右道全境。然后由此东侵，到11月11日，进至京兆西境。那位权势极大的宦官、骠骑大将军、判元帅行军司马程元振对京城防御毫无办法，也没有警示皇帝即将到来的危险。因为害怕招致程元振的嗔怒，驻扎在其他地区的将领没有一个敢前来救援长安。11月16日，朝廷逃往陕州。两天之后，吐蕃占领了长安。【196】
杜甫为阆州王刺史所写的奏表指出，吐蕃入侵者已经占领了陇右，进逼到咸阳，另外他们还夺取了剑南道西北角的几个州，包括松州。这份奏表的主旨是建议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剑南东、西两川应该合并在一个节度使的统领之下，而出于威望和增强与朝廷的联系的考虑，节度使应该由皇室的亲王担任。这份奏表的第一部分与高适的建议很相似。第二部分则重申了房琯的建议，房琯长期鼓吹防止拥有军队的地方节度使和中央疏离的最好途径就是任命皇室亲王担任这些职位。
感谢这份奏表，我们能估算出剑南道数州陷落的时间。763年3月20日，高适成为驻节成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当吐蕃夺取陇右时，高适试图从南边向他们发起攻击。他的努力并未成功，吐蕃占领了松州及其他数州。这一事件大概发生在九月末十月初。这期间杜甫写过好几首关于剑南军事形势的诗篇，其中一篇名为《警急》［232］ 。题下注云：“高公适领西川节度。”此诗似乎显示了一丝对高适的不满情绪，我们还记得，高适曾在757年削平永王之乱中担任淮南节度使。玉垒山在成都西北，高适的部队可能就在这一山脉的附近地区扎营。【197】
历史记载和杜甫的诗篇都没有告诉我们高适失利的原因。基于杜甫和高适之间的亲密友情，我很困惑地发现他在高适驻节成都期间并未回到那里。是否这意味着高适考虑到自己是一名行政和军事上的天才，认为我们的诗人过于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呢？是不是我们的诗人写给高适一些关于战役的建议，而被高适拒绝了呢？无论如何，我们的诗人在替阆州王刺史起草的表奏中已经清楚地表明他认为为了剑南道的安危，更换节度使势在必行。
警急［232 ］
才名旧楚将，妙略拥兵机。玉垒虽传檄，松州会解围。
和亲知计拙，公主漫无归。青海今谁得，西戎实饱飞。
在阆州，杜甫遇到他的一些亲戚，十一舅和二十四舅。他们应该来自崔氏或卢氏家族，很可能是杜甫母亲或继母的堂兄弟，而非亲兄弟。二十四舅正在前往青城担任县令的途中；而十一舅则显然是一个穷诗人，陪着弟弟或堂弟一起到青城赴职。在几首赠别舅氏的诗中，我们挑选了其中的《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233］ 。
763年11月2日，杜甫肯定还在阆州。那天房琯的葬礼举行，我们的诗人写了一篇优美的颂词（《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现在还保存在他的集子中。他很可能在葬礼之后不久就离开了阆州，返回到梓州家人那里。《发阆中》［234］ 告诉我们家里来了一封急信，里面说女儿病了，所以杜甫才匆忙赶回去 [4] 。
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233 ］【198】
万壑树声满，千崖秋气高。浮舟出郡郭，别酒寄江涛。
良会不复久，此生何太劳。穷愁但有骨，群盗尚如毛。
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赠袍。沙头暮黄鹄，失侣亦哀号。
发阆中［234 ］
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日无村坞。
江风萧萧云拂地，山木惨惨天欲雨。
女病妻忧归意速，秋花锦石谁复数。
别家三月一得书，避地何时免愁苦。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235］ 可能是在秋末作于梓州。杜甫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康的关切在他给路刺史的建议中表露无遗。建议并不新鲜，但总是不能遵循这些建议的智慧引导才是中国官场的真正灾祸。
杜甫自己并未在梓州停留太久。由《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236］ 一诗可知我们的诗人已雇或买了一只小船。这也许还是在阆州的事，现在他正把家移到此地，计划顺着西汉水（现在的嘉陵江）而下。《桃竹杖引赠章留后》［237］ 是写给章彝作为礼物的，此诗毫无疑问是建议章彝少一点野心，对当前的位置多一点知足。不过，在离开梓州之前，我们的诗人派遣堂弟杜占回到成都去照看草堂（《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238］ ）。杜甫可能有意让这个年轻人留在成都维护草堂 [5] 。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235 ］【199】
王室比多难，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词人。
国待贤良急，君当拔擢新。佩刀成气象，行盖出风尘。
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
霄汉瞻佳士，泥途任此身。秋天正摇落，回首大江滨。
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236 ］
我来入蜀门，岁月亦已久。岂惟长儿童，自觉成老丑。
常恐性坦率，失身为杯酒。近辞痛饮徒，折节万夫后。
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既无游方恋，行止复何有。
相逢半新故，取别随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眷眷章梓州，开筵俯高柳。楼前出骑马，帐下罗宾友。
健儿簸红旗，此乐或难朽。日车隐昆仑，鸟雀噪户牖。
波涛未足畏，三峡徒雷吼。所忧贼盗多，重见衣冠走。
中原消息断，黄屋今安否。终作适荆蛮，安排用庄叟。【200】
随云拜东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即寄书，无使长回首。
桃竹杖引赠章留后［237 ］
江心蟠石生桃竹，苍波喷浸尺度足。
斩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
梓潼使君开一束，满堂宾客皆叹息。
怜我老病赠两茎，出入爪甲铿有声。
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枻白帝城。
路幽必为鬼神夺，杖剑或与蛟龙争。
重为告曰：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
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
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
噫，风尘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
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238 ］
久客应我道，相随独尔来。孰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
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
《巴山》［239］ 一诗或者作于杜甫及其家人正在梓州和阆州之间旅行的时候，或者作于正要到达阆州的时候，或者作于杜甫和某人在阆州附近地区旅行的时候。我们的诗人用“巴山”一辞指代剑南东部的丘陵地区，以及陕南一带，例如阆州和巴州。准确地点已经很难确定了。写作时间大概在764年1月，因为其时尚在冬天，从陕州来的朝廷信使带来了流亡朝廷尚处于不安全境地的消息。我们的诗人显然十分担心皇帝的安危，希望每个臣子都能赶紧对此施以援手。【201】
就在同时，忠诚的将军郭子仪从半退休的状态复出，再一次拯救唐室。一开始他仅仅带领了一小支骑兵，通过收拢溃散的部队，终将吐蕃驱逐出长安。奸邪的太监程元振被流放，764年2月2日，皇帝和流亡朝廷回到长安。在二月下旬或三月初之前，这些消息都不可能传到阆州。当我们的诗人写下《伤春》五首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京城已经被收复。但他在最后一首诗后面加了个注说：“巴阆僻远，伤春罢始知春前已收宫阙。”这里选了其中两首［240］ ［241］ 。
巴山［239 ］
巴山遇中使，云自陕城来。盗贼还奔突，乘舆恐未回。
天寒召伯树，地阔望仙台。狼狈风尘里，群臣安在哉。
伤春
（其二）［240 ］
莺入新年语，花开满故枝。天青风卷幔，草碧水通池。
牢落官军速，萧条万事危。鬓毛元自白，泪点向来垂。
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巴山春色静，北望转逶迤。
（其三）［241 ］
日月还相斗，星辰屡合围。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
大角缠兵气，钩陈出帝畿。烟尘昏御道，耆旧把天衣。
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202】
自然，我们的诗人觉得像他这样正直的人应该被朝廷任用，以便向皇帝进言如何击退敌人，重建朝纲。杜甫的确得到了一份新任命，可能就是在他得知朝廷返回长安之后不久——杜甫的某些朋友毫无疑问向朝廷推荐了他。在《奉寄别马巴州》［242］ 一诗的附注中，杜甫说：“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 [6]
这首诗说得很清楚，我们的诗人并不打算接受这个任命，他不准备前往长安，而是计划乘舟南下洞庭湖。诗中提到“浮云”，是暗指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事实上，这次任命是一次升迁。京兆功曹比我们诗人五年前担任的华州司马的品阶高两级。既然他从未喜欢前面的那个职位，那他自然也不想接受这个新的任命。
不过，《忆昔》二首［243］ ［244］ 表明杜甫对这次任命并非毫不领情。但他总认为自己的能力只在于对政策和原则问题提供谏议，对日常办公事务并不感兴趣，哪怕这个职位可以让他回到长安。在第二首诗中，杜甫把自己年轻时候经历的和平繁荣境况和现在国家人民的可悲情形加以比较。叛乱和战争的确毁掉了这个国家。我们可以回忆起在第三章里，742年的人口普查数字是8 525 763户、48 909 800人。754年的数字分别是9 619 254户和52 880 488人。那么764年呢？2 933 125户、16 920 386人！可怕的人口剧减不完全是因为战争带来的实际死亡，相当大程度可能是因为人口迁移，而人口统计对迁移人群难以作出普查。但是整个帝国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变得无家可归。这样的景象实在太悲惨了！
奉寄别马巴州［242 ］
勋业终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203】
扁舟系缆沙边久，南国浮云水上多。
独把鱼竿终远去，难随鸟翼一相过。
知君未爱春湖色，兴在骊驹白玉珂。
忆昔（二首）
（其一）［243 ］
忆昔先皇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
阴山骄子汗血马，长驱东胡胡走藏。
邺城反覆不足怪，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
至今今上犹拨乱，劳身焦思补四方。
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肃不可当。
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
犬戎直来坐御床，百官跣足随天王。
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
其二［244 ］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204】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杜甫顺西汉水而下的计划并未付诸实施。764年2月11日，严武被任命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奉待严大夫》［245］ 表明正是严武再次来蜀的消息使得我们的诗人取消了到南方的预计旅程。在告别了房琯的墓地之后，杜甫带着妻儿回到成都。《春归》［246］ 《草堂》［247］ 和《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248］ 可见出杜甫旧居的情况和他归家的心境。
奉待严大夫［245 ］
殊方又喜故人来，重镇还须济世才。
常怪偏裨终日待，不知旌节隔年回。
欲辞巴徼啼莺合，远下荆门去鹢催。
身老时危思会面，一生襟抱向谁开。
春归［246 ］
苔径临江竹，茅檐覆地花。别来频甲子，归到忽春华。
倚杖看孤石，倾壶就浅沙。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
世路虽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复醉，乘兴即为家。
草堂［247 ］
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堂，成都适无虞。【205】
请陈初乱时，反覆乃须臾。大将赴朝廷，群小起异图。
中宵斩白马，盟歃气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断剑阁隅。
布衣数十人，亦拥专城居。其势不两大，始闻蕃汉殊。
西卒却倒戈，贼臣互相诛。焉知肘腋祸，自及枭獍徒。
义士皆痛愤，纪纲乱相逾。一国实三公，万人欲为鱼。
唱和作威福，孰肯辨无辜。眼前列杻械，背后吹笙竽。
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衢。到今用钺地，风雨闻号呼。
鬼妾与鬼马，色悲充尔娱。国家法令在，此又足惊吁。
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弧矢暗江海，难为游五湖。
不忍竟舍此，复来薙榛芜。入门四松在，步屟万竹疏。
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酤酒携胡芦。
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
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
于时见疣赘，骨髓幸未枯。饮啄愧残生，食薇不敢馀。
王录事许修草堂赀不到聊小诘［248 ］【206】
为嗔王录事，不寄草堂赀。昨属愁春雨，能忘欲漏时。
杜甫并不只关注自己的居住问题。《登楼》［249］ 可能作于他在成都时一次对严武的拜访。他仍关注着国家的麻烦，尤其是吐蕃占领西山和西北边境几个州郡的事情。当诗人从高楼上观望蜀先主祠庙时，他再次追忆起伟大的丞相诸葛亮，蜀国的后主尽管孱弱，却也知道依靠诸葛亮来捍卫自己的国家。我们的诗人想到了自己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能人来抵御吐蕃对国家的进攻。
在杜甫心目中，严武就是这样一个人，而杜甫也很愿意帮助他。不过，严武此人虽然有能力，缺点也很明显。注家们一般都猜测《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250］ 就是写给严武的警诫。诗中提到了李鼎和来瑱之死。后者是一名勇士，绰号来嚼铁，曾任山南东道节度使，为国家立过赫赫战功。他因为傲慢自大招致朝廷的猜疑，在763年被赐自裁。李鼎在761年被任命为陇右节度使。关于他的结局史无明文记载，从杜甫这首诗中我们得知他死于岐阳，以及他的死因。我们的诗人特别仔细地强调了骄傲和奢侈带来的危害。这可能恰恰就是严武的两个缺点 [7] 。
某些作者留下了某些关于严武性格的不良记录。据说，在七岁的时候，因为父亲喜欢一个年轻的侍妾胜过喜欢严武的母亲，严武一怒之下，用铁锤打碎了这个女子的头，在为自己的行径辩护时还指责父亲的偏溺。
据说，当严武还是个年轻人时，他和一个重要将领漂亮的女儿私奔。被官吏追捕之后，他扼死了这个女孩，把尸体扔到河里，企图掩盖私奔的痕迹。这个故事还说，正是这个女孩的鬼魂导致了严武若干年之后的突然死亡。
又有传言说，严武最初进入仕途是靠房琯的提拔眷顾，但后来当房琯担任汉州刺史、成为他这位节度使属下的时候，他却对年迈的房琯蛮横无礼、忘恩负义。【207】
甚至还有传言说，严武几乎谋杀了杜甫——他父亲的朋友和他自己的忠实顾问。这个故事有好几个细节略有出入的版本，描述了他嗔怒醉酒后的诗人的场面。酩酊大醉的杜甫登上严武的几案，盯着这位节度使，说：“严挺之乃有此儿。”在儿子面前提到其父亲的名讳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对此严武始终不能释怀。有一天他打算将杜甫和梓州刺史章彝鞭笞致死。他的母亲出来干预，杜甫得以幸免于难，刺史章彝一人丧命。据说这位可敬的女士因为严武的傲慢、奢侈和暴躁脾气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麻烦当中。直到这位年仅三十九岁的节度使在765年去世时她才松了一口气。
这些关于严武的传说有多少真正可信是个问题。明智、正直和宽厚的杜甫和这样一个残忍的人有着如此亲密的联系，这让人难以想象。即使在严武死后，杜甫还饱含钦羡和感激之情地追忆他，这件事使得杜甫的大多数研究者都不相信严武曾经有过杀死杜甫的企图。章彝何时以及为什么死去乃是一个谜。杜甫写给章彝的诗篇使我们得以窥见此人不可靠性格的一面。严武也许是要除去一个帝国潜在的叛乱者，这并非没有可能。在唐代逸闻轶事的记载中有一个传说，章彝的家族对严武恨之入骨，他们竭尽全力地毁坏严武的声誉。大部分关于严武的恶毒传说是不是出于报复严武、玷污对他的回忆的诽谤之口呢？话又说回来，不难理解一个很早就获得权力和成功的显赫的年轻人，可能会很容易成为骄傲和奢侈这些诱惑的牺牲品。朋友的责任就是给他所需要的建议。杜甫在《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这首诗中正是这样做的，尽管方式间接而不冒犯，但意图十分清楚。
登楼［249 ］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太子张舍人遗织成褥段［250 ］【208】
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开缄风涛涌，中有掉尾鲸。
逶迤罗水族，琐细不足名。客云充君褥，承君终宴荣。
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领客珍重意，顾我非公卿。
留之惧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饰定尊卑，大哉万古程。
今我一贱老，裋褐更无营。煌煌珠宫物，寝处祸所婴。
叹息当路子，干戈尚纵横。掌握有权柄，衣马自肥轻。
李鼎死岐阳，实以骄贵盈。来瑱赐自尽，气豪直阻兵。
皆闻黄金多，坐见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贶情。
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
《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251］ 可能作于杜甫担任严武幕僚的764年，尽管大多数注家将其系于762年。不过，如果在762年，这次宴集就只可能发生在明皇和肃宗死后的几周之内，但这对严武和杜甫而言就不适合了，因为两人都曾任朝廷近臣，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公开地参加到欢快的宴饮集会中。如果放在764年，就比较合适，诗中提到的信使毫无疑问是指严武派遣来反复劝告我们诗人接受节度使府正式任命的送信者。可能正是尊贵的节度使的亲自造访最终劝动了杜甫接受节度参谋的任命。有一首关于军事方面的评论诗歌 [8] ，其中带有附注，使得我们可以将它的日期定位于7月4日到8月1日之间。因为这个线索，杜甫的传记作者一般都将杜甫入严武幕府的时间定在七月。然而，我倾向于认为这个时间应该在六月。【209】
节度使幕府的参谋需要一个朝廷的官阶。由于严武的奏请，朝廷授予我们的诗人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头衔。这使得杜甫在三十级的官阶体系中获得了一个品阶为从第六品上阶的职位。安史之乱后，旧的与官阶相应的俸禄和土地划拨制度早已废弃不用。764年8月6日，代宗下令“税天下地亩青苗钱，给百官俸料”。我们不知道这些俸禄如何分配。但是作为一名幕僚，仅仅具有非正式的头衔，我们的诗人恐怕很难有资格获得这样的俸禄。不过，作为节度参谋，毫无疑问杜甫会得到报酬——但我们不知道具体数目。
由于身居从第六品上阶，杜甫可以穿上绿服色的官袍。但他被获准穿绯色的官袍，佩银鱼袋，这是从第五品下阶到正第四品上阶的官员才享有的荣誉。我们的诗人在官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获得了这个荣誉。这可能是因为他于秋季在严武对吐蕃的胜利中有所贡献的奖赏，而严武本人则被封为郑国公。
作为节度参谋，我们的诗人一定在严武对吐蕃的远征中提出了不少建议。在杜甫现存的文章中有一篇（《东西两川说》），可能就是作于杜甫刚刚正式进入幕府的那些日子里。其中，我们的诗人提出此前的军事失利与其说是出于军事原因，不如说是由于经济原因。由于地方官员的腐败，军队的粮草供给不足。他提倡更好地对待和利用羌人土著首领，增加农业垦殖，减轻富家对穷户的剥削。
杜甫的职责使得他必须要长期待在成都城中。在城中某位朋友家中，杜甫可能遇到了老画家曹霸，并为他的作品写下两首诗歌。我们挑选了其中更著名的一首（《丹青引赠曹将军霸》［252］ ）。
杜甫在幕府中写的好几首诗歌都带着悲哀的调子。最悲哀的一首当属《宿府》［253］ ，这首诗描述了我们的诗人在月光之下，梧桐树旁，独自低语的情景。杜甫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他意识到严武幕府中有些年轻同僚对他怀有嫉妒。在《莫相疑行》［254］ 中，杜甫对自己背后的嘀咕声表现出了相当的敏感。还有一首诗的结尾是这样说的：【210】
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贵和》书有篇。
丈夫垂名动万年，记忆细故非高贤。 [9]
杜甫并不只是自我克制而已。在他的《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255］ 中，他责怪自己年老体弱，不能和同僚处好关系。他请求节度使能让他更多地待在村野中草堂里。可能严武的确批准他长时间离开公署病休，因为我们发现杜甫有相当多晚秋和冬天的诗篇是写于江村的，其中包括《村雨》［256］ 和《倦夜》［257］ 。被雨水洗过的清新的松树、秀竹和菊花确实能慰藉老眼，但就算它们也不能缓解因为失望、焦虑和思乡而带来的长夜难眠。
另外还需提到，杜甫在764年还因为几个最亲近的老朋友的辞世而倍感悲哀。他的酒友和早年的良师益友，广文博士郑虔和国子监司业苏预（762年之后改名苏源明），在同一年去世——前者尚处于贬谪中未被召回。杜甫甚至还发现他的南邻斛斯融，也不在了；空荡荡的房中只有一具无人过问的棺椁，在寒冷的秋风中摇动。也许，杜甫处在太多的麻烦和太悲哀的情绪中，以致于他都无法写一首诗来欢迎同父异母弟弟杜颖了，杜颖是从遥远的齐州来短暂地看望他的。只有三首感情真挚而调子悲哀的诗留下来，这就是《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在其中一首（其三）［258］ 里，杜甫回忆起一些亲友的下落，其中所说的两个同父异母弟弟是杜丰和杜观，他们会在下一章中被再次提及。
尽管在江村中度过了大部分时光，杜甫作为节度参谋，还是有责任得回到公署中去。在一首作于初冬的诗中（《初冬》），他描述自己是“垂老戎衣窄”，在公务的催促和退隐的愿望之间挣扎。不过，在《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259］ 一诗中，他宣布说既然刚来临的初春如此怡人，博学的同僚们就别指望自己这个白头老汉出现在幕府中了。这首诗可能是要安抚某些年轻同僚对他的嫉妒和猜疑。【211】
《百舌》［260］ 和《花鸭》［261］ ，尽管通常被系于其他年份，看起来似乎更适合杜甫在765年春天的心境，他待在江村，即使不是完全杜门独居，那也是很少外出前往节度使府中。百舌鸟的鸣叫是否逐渐黯淡下去了？无论如何，黑白太过分明的花鸭下定决心决不第一个发出声音。不太清楚这位说话坦率的诗人幕僚关注的是诗歌，抑或军事政策，还是两者兼有？在《戏为六绝句》中，杜甫面对野心勃勃的诗坛新贵对前辈诗歌大师的嘲弄，挺身捍卫，如果这组诗写于764年或765年，它们倒可能真是因为诗歌问题、我们的诗人背后的嘀嘀咕咕而引发的一场争吵的起因或结果呢。
不管是背后的嘲弄还是诗人的缄口不言，都不可能完全停止。不过，当我们的诗人忙碌于江村，修补草堂，清除花园树丛，他确实享受到了片刻的慰藉。周围有好客的邻居和怡人的环境，他准备带着最近刚得到的荣誉头衔就此退休了，这个头衔还要感谢拿他当朋友看待的节度使，和那些容忍他的同僚们。这些念头在《春日江村五首》的其中两首［262］ ［263］ 中表露无遗，第一首诗提到的“石镜”是成都附近的一个地名，那里有一块巨大的石板，据说是神话传说中蜀王妃的墓碑。我们的诗人以此暗示人间荣耀的无常。
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得寒字）［251 ］
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鞭。
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
百年地僻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
看弄渔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252 ］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
英雄割据虽已矣，文彩风流犹尚存。【212】
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熏殿。
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
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
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
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
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澹经营中。
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
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
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
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将军画善盖有神，必逢佳士亦写真。
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
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
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 缠其身。
宿府［253 ］
清秋幕府井梧寒，独宿江城蜡炬残。
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213】
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
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莫相疑行［254 ］
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
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
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
往时文彩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
晚将末契托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
寄谢悠悠世上儿，不争好恶莫相疑。
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255 ］
白水鱼竿客，清秋鹤发翁。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
黄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
平地专欹倒，分曹失异同。礼甘衰力就，义忝上官通。
畴昔论诗早，光辉仗钺雄。宽容存性拙，剪拂念途穷。
露裛思藤架，烟霏想桂丛。信然龟触网，直作鸟窥笼。
西岭纡村北，南江绕舍东。竹皮寒旧翠，椒实雨新红。
浪簸船应坼，杯干瓮即空。藩篱生野径，斤斧任樵童。
束缚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214】
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
乌鹊愁银汉，驽骀怕锦幪。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
村雨［256 ］
雨声传两夜，寒事飒高秋。挈带看朱绂，开箱睹黑裘。
世情只益睡，盗贼敢忘忧。松菊新沾洗，茅斋慰远游。
倦夜［257 ］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
（其三）［258 ］
诸姑今海畔，两弟亦山东。去傍干戈觅，来看道路通。
短衣防战地，匹马逐秋风。莫作俱流落，长瞻碣石鸿。
正月三日归溪上有作简院内诸公［259 ］
野外堂依竹，篱边水向城。蚁浮仍腊味，鸥泛已春声。【215】
药许邻人㔉，书从稚子擎。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
百舌［260 ］
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知音兼众语，整翮岂多身。
花密藏难见，枝高听转新。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
花鸭［261 ］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
不觉群心妒，休牵众眼惊。稻粱沾汝在，作意莫先鸣。
春日江村五首
（其三）［262 ］
种竹交加翠，栽桃烂熳红。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
赤管随王命，银章付老翁。岂知牙齿落，名玷荐贤中。
（其四）［263 ］
扶病垂朱绂，归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计，幕府愧群材。
燕外晴丝卷，鸥边水叶开。邻家送鱼鳖，问我数能来。
765年5月23日，节度使严武在成都去世。当七月荔枝成熟的时节，我们发现杜甫在戎州参加宴会，席间上了荔枝（《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他和他的家人结束了在成都的第二次居留，沿着大江顺流而下，前往东方 [10] 。我们的诗人究竟是在严武去世之前还是之后离开的成都，这仍然是一个未曾解决的问题。如果赞同前者，那么需要考虑到，顺流而下253英里不需要长达一个月又若干天的时间。从另一方面看，杜甫可能病了，因此前往戎州的旅程在半路上暂时中断。如果赞同后者，就会引起争论，因为杜甫没有任何悼念严武之死的作品，这可能表明我们的诗人是在节度使去世、甚至患病之前离开成都的。当然，换个角度，这些诗篇也许在流传过程中散佚了。【216】
从戎州开始，扁舟载着杜甫一家顺着扬子江向东南方向前行。不超过两周就抵达忠州，这里的刺史是我们的诗人的亲戚。除了一场欢迎宴会，这位亲戚没有为杜甫作其他任何事，杜甫在一座寺院中安身——也许待了好些天，因为他还花了些时间来观光游览。《禹庙》［264］ 写到伟大的古代皇帝禹（不确切的年代是公元前2205—2198年），大禹被认为治理了大江，解决了中国大洪水时期的水患灾难。
杜甫一家从忠州乘舟前往云安，此地属于夔州。《别常征君》［265］ 作于765年初冬。疾病把我们诗人留在了云安，这一年的秋天和冬天，甚至还包括766年的整个春天，杜甫都停留于此。《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一）［266］ 表明，尽管长期患病，杜甫还是希望回到长安为皇帝效劳。
在云安，一家人离开船只，住在山脚下一处借来或租来的房子里。杜甫可能在春天临近结束时写了《客居》［267］ 这首诗 [11] 。诗中提到的“大将”是指郭英乂，他代替严武镇抚剑南，与一个部将崔旰反目，于766年1月9日被后者击溃，郭英乂逃走，最终被崔旰的部属（普州刺史韩澄）杀死。接着几个牙将——邛州柏茂琳、泸州杨子琳、剑州李昌巎——开始攻击崔旰。整个剑南道都受到影响。766年4月10日，朝廷任命我们的诗人的一个亲戚——杜鸿渐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兼山南西道、剑南东、西川副元帅。我们的诗人大概在四月底、五月初听到杜鸿渐已经前往成都的消息。事实上，老迈、狡诈而怯懦的杜鸿渐根本不急于启程，直到八月才到达成都 [12] 。
禹庙［264 ］【217】
禹庙空山里，秋风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
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早知乘四载，疏凿控三巴。
别常征君［265 ］
儿扶犹杖策，卧病一秋强。白发少新洗，寒衣宽总长。
故人忧见及，此别泪相忘。各逐萍流转，来书细作行。
十二月一日三首
（其一）［266 ］
今朝腊月春意动，云安县前江可怜。
一声何处送书雁，百丈谁家上水船。
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楸花媚远天。
明光起草人所羡，肺病几时朝日边。
客居［267 ］
客居所居堂，前江后山根。下堑万寻岸，苍涛郁飞翻。
葱青众木梢，邪竖杂石痕。子规昼夜啼，壮士敛精魂。
峡开四千里，水合数百源。人虎相半居，相伤终两存。
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西南失大将，商旅自星奔。
今又降元戎，已闻动行轩。舟子候利涉，亦凭节制尊。【218】
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论。卧愁病脚废，徐步视小园。
短畦带碧草，怅望思王孙。凤随其皇去，篱雀暮喧繁。
览物想故国，十年别荒村。日暮归几翼，北林空自昏。
安得覆八溟，为君洗乾坤。稷契易为力，犬戎何足吞。
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藩。箧中有旧笔，情至时复援。
[1] 此诗题下有注曰：“时方经崔旰之乱。”这一注文是鲁訔错误地添加上去的（参见《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16.3b，《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25.16a）。崔旰之乱始于766年1月；杜甫并未亲身经历，因为他那时身在云安而非成都（参见第十章后半部分），仇兆鳌卷11.32b。我们不清楚严二的确切身份，不过他被认为是盐亭当地望族严氏家族（在梓州东北30英里处）的一员，杜甫也曾拜访此地。参见《九家注杜诗》384／24／26—27，141／10／14；仇兆鳌卷12.12a—b，37a—b；《盐亭县志》（8卷，1786年）卷2.27a—b，36a，卷3.15a，卷6.4a；《盐亭县续志》（4卷，1872）卷1.32a—33b。
[2] 我猜想此诗作于杜甫抵达梓州之后不久——在成都的法律和秩序得以重建之前——它被杜占带到成都，杜占将陪伴杜甫的妻儿前往梓州。鲁訔和黄鹤（见张溍卷9.10a）认为杜甫自己在秋天回到成都，然后将妻儿带到梓州；朱鹤龄认为此事发生在冬天。仇兆鳌和杨伦则认为杜甫并未回到成都，只是遣杜占回去，将妻儿带到梓州。闻一多（692—693页）对旧说提出质疑，因为认为诗篇《寄题江外草堂》［224］第25行（“偶携老妻去”）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杜甫自己将妻子带离成都。这种读法似乎不必要，而且它和诗题的意思相反——如果杜甫自己前往草堂，他没必要将此诗寄去，然后写在草堂墙上。对我来说，杜甫在秋天回到成都这个假说的唯一支持证据是那首伪作《秋尽》（见《九家注杜诗》411／26／41）。（【译者按】《秋尽》：“秋尽东行且未回，茅斋寄在少城隈。篱边老却陶潜菊，江上徒逢袁绍杯。雪岭独看西日落，剑门犹阻北人来。不辞万里长为客，怀抱何时独好开。”）
[3] 如果联系到房琯的迁谪，那么这首诗在编年上会遇到一些难点。《旧唐书》卷111.9a记载房琯在四月（5月18日—6月15日）拜刑部尚书，随后在前往长安的路上染疾，九月十五日卒于阆州僧舍。似乎在夏天的时候房琯就离开了汉州。显然是汉州的王刺史和绵州刺史杜济在春天里接待了杜甫（《九家注杜诗》378／23／35），而房琯已经离开了。这个谜团可以由诗篇的第3行揭开。杜甫一般用“凤池”来指中书省（见《九家注杜诗》307／19／29.8，309／19／34.8）。似乎在春天的早些时候，房琯被任命为中书省的某个职务，在5月18日和6月15日之间，在房琯抵达朝廷之前，他被任命为刑部尚书。《旧唐书》忽略了前面的中书省任命，这可能是一个疏忽，也可能因为房琯并未到职，而是在刑部尚书的头衔之下去世的。
[4] 此诗有助于分辨一首伪作（《九家注杜诗》411／26／40），那首诗因其中的第3、4行而有名，但是它将杜甫在梓州和阆州之间的行踪弄得一团迷雾。此诗名为《九日》，其中说：“去年登高郪县北，今日重在涪江滨。”这意味着762年10月1日、763年10月20日，杜甫在梓州（参见《九家注杜诗》380／24／7—8）。但是763年11月2日，杜甫一定在阆州房琯的葬礼上。而《发阆中》［234］一定是在秋末，11月9日左右写的，其中说他已经离开梓州三个月了。这意味着763年10月20日杜甫不可能在梓州。正是因为同时读到《九日》和《发阆中》这两首诗，朱鹤龄才说杜甫在晚秋时节前往阆州，然后在晚冬时候返回梓州。正是由于《发阆中》的提示，仇兆鳌卷12.29a纠正了朱鹤龄的错误，认为杜甫一定是在初秋时节离开梓州，而在晚秋时候返回。闻一多（695页）支持仇兆鳌关于房琯葬礼日期的说法。但是无论是仇兆鳌还是闻一多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说法想要成立，得把那首伪作《九日》清理出去。
[5] 杜占此人仅见于此诗。学者们据此认为他是杜甫同父异母弟弟中最小的一个，他们还根据第2行诗句认为杜占跟随杜甫从同谷一直到成都。杜甫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三）［156］中说他有三个弟弟，都不在身边：注家赵子栎（见《九家注杜诗》95／6／16c.2）认为杜甫想到的是四个弟弟中的三个，而最小的一个即杜占，正在同谷和他在一起。艾思柯不但让杜占在成都和同谷都一直伴随着杜甫，甚至还加上了756年的奉先（见艾思柯〔2〕201；〔3〕56）。对我而言，此诗的第2行仅仅意味着杜占在762年从成都到梓州期间跟随杜甫。我有点怀疑杜占是杜甫的同父异母弟弟。如果这个弟弟在同谷时就和杜甫在一起，那么他应该在从华州到秦州的途中也跟随了杜甫。那么赵子栎该如何解释《月夜忆舍弟》［124］的第5行诗句“有弟皆分散”呢？而且，《九家注杜诗》347／21／19.2写到，“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这作于760—764年期间的成都。《九家注杜诗》362／22／23.3又说：“我已无家寻弟妹。”这作于761年秋天的蜀州。《九家注杜诗》371／23／7.3—4又说：“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这可能作于763年成都。如果杜甫有一个弟弟就在江村的草堂和他一起，那么，写这些诗句不觉得奇怪吗？而且，杜甫夔州时期（766—768）或是江陵、湖南时期（768—770），这位杜占又在何处？如果他和杜甫在一起，为何这些年中没有关于他的些许暗示呢？如果他没有和杜甫在一起，那么为什么杜甫在表示思念杜颖、杜观和杜丰的时候，一次也没有提到他呢？对我来说，最好的解决困难的办法就是将杜占视为杜甫的堂弟（杜甫通常将堂弟也写做弟弟），杜甫某个叔叔的儿子，762年他突然出现在成都，和杜甫待在一起一年多。仇兆鳌卷12.53a认为，由此诗的第3、4行可知，杜甫此前就遣杜占从梓州前往成都，将妻儿接到梓州。我认为这一推测完全可以接受。
[6] 此诗题下注曰：“时甫除京兆功曹，在东川。”我相信后半句是后来的某个注家添加上去的——很可能是王维桢——以表示此诗作于阆州，然而，根据杜甫为王刺史所作的表奏，阆州在那时应该属于山南，而非剑南。参见《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卷18.12a，《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19.11b，蔡梦弼卷20.9a。《九家注杜诗》卷25—26曾经散佚和被替换（见《杜诗引得序》79—80）；此诗文本与《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卷8.13b—14b颇相似。关于京兆功曹的官阶，见《旧唐书》卷42.15a，44.51a；《新唐书》卷49下.6b；des Rotours（3）864页。
[7] 关于严武，参见诗篇《奉赠严八阁老》［80］的相关注释。关于醉酒的场景有好几种不同版本（《国史补》卷1.7b—8a；《云溪友议》卷1.12b；《唐摭言》卷2.5b；《旧唐书》卷190下7b；《新唐书》卷129.12a，卷201.12a）。这些不同说法或者说杜甫发出了很不适宜的惊叹，或者说他问了不得体的问题，要不就说他对严武加以了赞美。据说他爬上了严武的床，另一种说法是他赤脚爬上严武的桌子。据说严武对此一笑置之，又有说法是严武愤怒地要加以报复，甚至几次想要杀死杜甫。关于对此事的反驳意见，见《容斋续笔》卷6.1a—b，《困学纪闻》卷14.4b；仇兆鳌卷10.53a—b，《李杜诗话》卷3.15a—17b。关于章彝，参见朱鹤龄卷10.28b—29a、30b的相关看法。
[8] 这首诗是《扬旗》。题下原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严公置酒公堂，观骑士，试新旗帜。”
[9] 【译者按】出自杜甫《赤宵行》。按，万曼《读杜札记》指出，幕僚中“和老杜不能合作的，便是老杜的从孙杜济”。他根据颜鲁公为杜济所作的神道碑得出结论，“严武再入蜀，便是和杜济一路由长安同来，杜济是行军司马，杜甫是节度参谋。所以杜甫从一入武幕，便感到不甚如意”。（《万曼文集》第65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原载《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1期。）
[10] 关于严武去世，见《新唐书》卷223.11a。关于杜甫于765年7月在戎州的情况，见《九家注杜诗》413／27／4；参见仇兆鳌卷14.31b。新、旧《唐书》都记载说杜甫在严武去世之后还在成都待了一段时间，但两书在此问题上都有严重错误。《旧唐书》载：“武卒，甫无所依。及郭英乂代武镇成都，英乂武人粗暴，无能刺谒，乃游东蜀依高适。既至而适卒。”这段记载的错误很明显：第一，高适去世于765年2月17日，比严武早三个多月。第二，杜甫在凤翔时就和郭英乂很熟，还为他写过一首激励的长诗（《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新唐书》载：“武卒，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这一记载同样有明显错误，因为第一，杜甫到达云安几个月之后崔旰才叛乱；第二，杜甫在766年晚春到达夔州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梓州。另外，关于杜甫在严武去世之前就离开成都的传说也是不能接受的。《成都县志》（1813年，六卷本）引用《云溪友议》说严武的母亲把杜甫从严武的死刑中解救出来，让他乘舟东下三峡。这个故事不可信，因为第一，杜甫在诗中始终都表达了对严武的钦佩和深情，没有任何关于友谊破裂的证据。第二，《成都县志》中据说从《云溪友议》引用的部分实际上是《云溪友议》和《新唐书》相关记载的杂糅——两段不真实的记载并不能构成一个真实的记载。重修的《成都县志》（1873年）就正确地删除了这段记载。但不幸的是，艾思柯（Ayscough）相信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并且把它翻译出来。如今，它甚至还被非常不错的《科里尔百科全书》（Collier's Encyclopedia）的“杜甫”辞条所引用。
[11] 云安已经不记得杜甫的居处了。《云安县志》（12卷，1851年）卷1.70a记载说，县城北边的一块岩石栖息着杜鹃，杜鹃在晚春时节啼叫，杜甫于是写了云安杜鹃的诗篇（《九家注杜诗》147／11／1，不过其中并未提到任何关于岩石的事情）。新版《云安县志》（44卷，1935年）删掉了这一条目，也许认为这种企图以杜甫的短暂居留来夸耀地方的行为很没有意义。
[12] 关于郭英乂和崔旰之间的争斗，见《新唐书》卷224.1b—2a。关于郭英乂，见《旧唐书》卷117.2a—3b；《新唐书》卷133.3b—4b。关于杜鸿渐的剑南任命，见《新唐书》卷224.2b、3a。关于杜鸿渐抵达成都的大概时间，见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清华学报》第八卷，1933年）第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