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骑驴三四载
第三章 骑驴三四载 [1]
——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公元745—749年
长安
[1] 【译者按】杜诗原作“骑驴三十载”，一作“十三载”。洪业先生改为“三四载”，其说见本章末。
李隆基（685—762）在历史上以其死后的庙号“玄宗”闻名，更普遍的称呼是“明皇”。710年夏天，他还仅仅是一名二十四岁的王子，就领导了一场为叔父中宗复仇的政变，杀死了中宗的妻子，也就是凶手韦后，以及韦后的情人和同谋者。然后他拥戴自己的父亲睿宗登基。睿宗皇帝是一个好脾气的谦退之君。睿宗的大儿子宋王李成器和父亲的性格一样，他坚持说弟弟李隆基应当立为太子。712年9月8日，睿宗宣布退位，太子继登大宝，尽管太上皇已经退位，但还有相当部分的重要权力掌握在他手里。【41】
那时国家中权势最大的人既不是皇帝，也不是退位的太上皇，而是太平公主，也就是太上皇的妹妹，皇帝的姑姑。七位国家的宰相中，有五位完全承仰她的鼻息。因此，年轻的皇帝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策划另一场政变，最终这场政变上演于713年7月末 [1] 。野心勃勃的太平公主及其党羽被朝廷军队镇压之后，她和家人被恩准自裁。这时退休的太上皇才交出了朝廷的一切权力，以完全退休的方式度过了馀生最后的三年，也许忙于注释儒家经典，练习书法，在这些方面他被誉为行家里手。
明皇在位共四十三年。在其执政的前半个时期，他全身心投入到治国事业中，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军事上的内卫外防，提高普通人的生活，繁荣文学艺术。作为拥有无限权力的绝对君主制的帝王，他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他也的确做了很多。有性格、有能力的人被任命为宰相。其中一位住在庙宇中，只为了节约房费开销，另一位去世时一贫如洗，以致于他的老仆要卖身为奴，以便筹集到足够的钱给主人下葬。在唐代的官员酬劳制度下，很难看到一名宰相会如此之穷，除非他拒绝接受他的分内所得或者放弃他的收入。这种节俭和自我牺牲的极端例子无疑是不寻常的，但的确会对朝廷的官僚作风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这个时期，腐败实在是例外而非惯例。【42】
由于皇帝挑选勇敢的良将去边塞任职，蛮族的入侵逐渐被赶回去。在742年，帝国拥有了362个州郡（这还没包括800个羁縻州），1528个县，16 829个村镇，8 525 763户家庭，48 909 800人口。在边境地区还有大量的重要军事前哨镇，每一个都由一名将军镇守。在东北方向，由范阳节度使、平卢节度使镇守，首府在范阳和（营州）柳城，监控着奚、室韦、靺鞨、契丹等蛮族的所在区域，即后来的满洲和内蒙古地区一带。高丽人在七十年前就已经臣服于中国，承认其宗主权，就不需要朝廷军队的戒备了。在西方，由河东节度使、朔方节度使镇守，治所在太原和灵武，主要负责击退来自蒙古的突厥人的进攻。在明皇执政的初期，突厥人对北部边境造成过相当大的破坏，但随着突厥内部的纷争和中国军队的打击，这种破坏逐渐减弱了，721年之后他们就很少引起麻烦。到了743年，突厥的绝大部分势力被回纥部落统一，而这个部落与唐帝国的关系保持着友善。
在西南方向，由河西节度使镇守，治所在武威，其边境一直延续到西北，大致与今天甘肃省相对应，其主要职责是防止突厥部落从北部进攻、吐蕃部落从南部增援袭击。再往西南延伸，由陇右节度使镇守，治所在西平，主要职责是防止吐蕃部落的主力进犯。再往南，由剑南节度使镇守，捍卫蜀郡，同样是防止吐蕃从西面进犯，附带宣抚南方边境一带（今云南省）的蛮族。尽管吐蕃首领赞普在707年与唐朝金城公主成婚，成为唐朝廷的女婿，但这个部族好战，并未减少对边境的进犯。不过，他们败多胜少，到了730年，他们更渴望和平而非战争。在唐帝国的南海岸，由岭南节度使镇守，治所在南海，主要负责镇静山夷，其地相当于今天的广西和广东西部；另外还负责南部沿海的防务，因为此时南海已经是国外贸易的一个繁荣中心了，无数的外国商人往来于城市，许多阿拉伯商船在港口停泊。【43】
这八个重要的军事前哨镇，以及三个较为次要的卫戍区（主要防卫东南和东部沿海的海盗入侵），构成了现代所谓“中国本土”（China Proper）的军事防卫链条 [2] 。另外两个重要的节度军镇在广大的西北边境地区，所谓东突厥，即今天的新疆。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北庭，距离长安西北约1 760英里，镇守这一广大地区的北方部分，监视如今完全臣服于唐帝国权威之下的西突厥，并将军事力量向西延伸到国境之外的巴尔喀什湖和伊赛克湖之间的地区 [3] 。北庭西南100多英里，则是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掌控着四支著名的驻军，分别驻扎在塔里木盆地的龟兹、鄢耆、于阗和疏勒四地，此地的印欧文化聚集区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佛教和希腊—印度（Greco-Indian）艺术传入中国的中转站。安西都护府同样将自己的势力向西扩张到帕米尔高原，以保护拔汉那（Ferghana）、河中地区（Transoxiana），以及乌浒河（River Oxus）以南地域，在这些地区的人民看来，与其受到阿拉伯或吐蕃的征服，他们更愿意承认中国宽大仁厚的宗主权。
这一边境防卫体系的建立需要490 000名战士和80 000匹战马。明皇意识到机动性对于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十分明智地关注于获取并饲养良马。据说，到725年时，帝国的马厩中饲养了430 000匹骏马，其中大部分在陇右地区。
与和平接踵而至的是繁荣。朝廷慷慨地分配土地，减轻赋税。日用品充足，价格也低廉。人人都很容易谋生，很多人安乐地颐养天年。旅行者一路上都能受到善待。交通也很发达，在客栈中有许多驴子等着被雇用。没有盗贼，一个人大可以独自旅行数百英里，无须携带武器自卫。犯罪很少发生；公元730年，整个帝国仅有24桩死刑。尽管赋税很轻，但唐帝国的收入每年达到了2 000 000 000文，19 800 000斛（这是一种不太能确定准确数量的计量方式），7 400 000匹绢（42英尺约合1.89匹），10 800 000两丝（ 盎司），10 350 000端亚麻布（约合52.5英尺）。【44】
和平与繁荣之后，文化也走向辉煌。皇帝本人就是一名学者，他自然对教育极其重视。他下令建造新的学校，增加政府出资的注册学生人数。在每年的常规考试之外，他还时常增加特科考试；通过这些考试，他想让更多有天赋的人找到进入官员体制的路径。此外，当他听说某人不寻常，他还会不经过任何考试直接征召，李白就是一个例子。有些学者仅将自己的作品呈给他，如果他感到满意——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杜甫的例子——他会下令对这些作者进行考核，然后给他们任职的机会。实际上，他很愿意表现出他总是时刻准备任用贤才，并对嫉贤妒能的情况感到憎恶。有一个传说，隐士诗人孟浩然前去拜访大诗人、大画家王维（701—761）——后者此时已经身居高位、很得明皇宠幸，明皇忽然来到王维房间，孟浩然只好藏身床下。明皇命这位隐士出来，表示想听听他写的诗篇。当孟浩然念到“不才明主弃”这一句时，明皇很不高兴，“卿不求仕，”他说道，“奈何诬我？”
这位学者皇帝很遗憾始于曾祖父的收藏多年的皇家图书一直被忽视了，715年他任命了一个机构整理这些图籍，又从私人收藏中抄录副本，向其中添入新的著述。数年之后，这一工作宣告完成，四部（经、史、子、集）收藏共3 600部、51 852卷，其中包括2 500部、9 500卷佛道著述。每种著述都有两份蜀笺手抄卷轴的副本，分别置于长安和洛阳的皇家图书馆。
明皇还是两所重要文学机构的创建者。集贤院主要负责书籍的编撰，其主管官员常常要向皇帝诵读书籍并与他相互讨论。翰林院则是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由最优秀的诗文作家组成，为皇帝起草文件诏令。周围簇拥着这么多来自集贤院、翰林院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文学名流，明皇经常举办一些宴集，这种场合下产生了大量的纪念诗篇。宴集唱和在此之前很早就产生了，但只有在明皇的时代，这种文学形式的庄重和优雅才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45】
明皇还是一位伟大的艺术赞助者，他自己也是天才音乐家。在他的机构中雇用了一些最优秀的画家：王维善于山水，吴道子长于人物，韩幹精于骏马，他们都被认为在技法上达到完美境界。明皇还寻访一些有前途的童男童女进入宫廷，他自己与一些器乐和歌唱大师亲自教授他们。戏曲和舞蹈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功。各种游戏和体育活动也得到皇室的赞助，尤其是斗鸡和舞马。明皇的奖赏出手一般都很大方。
简而言之，尽管玄宗在晚年做了一些不可原谅的糊涂事，但他的人民依旧怀念，把他看作圣明皇帝。他们怀念他给予的多年和平、繁荣的生活，辉煌的文化。他们记得他是天才、慷慨、和善而快乐的君王。历史上很少有君王能得到人民这样的爱戴。这种对皇帝的忠诚和热爱可以帮助说明杜甫接下来的十年蹉跎岁月，在这十年间，杜甫不能果断地下定决心是还要在京城等待一个为皇帝服务的机会，抑或干脆离开。这也能帮助解释杜甫许多晚年的诗篇中，他会带着罕见的怀念和遗憾的混合情绪去回顾明皇在位的初期。
745年下半年，我们的诗人再次回到京兆，这时唐帝国灾难的种子已经播散开来，有些已经开始萌发。这个八世纪最为辉煌的大帝国的急剧衰落和濒临崩溃给史学家提供了道德训诫的绝佳题目。儒家正统的史学家抨击那时文学不断增长的声誉，认为它们妨碍了正统经典的学习。频频发生的叛乱和谋反被归咎于野心和欲望导致的伦理纲常的失位。皇帝不断增长的对道教的迷信成为一个事例。通过炼金术和道教仪式去获取长生不老的自私愿望使得皇帝疏于朝廷事务。对于超自然神迹的进献，不加辨识地接受并予以嘉奖，这自然刺激人们为了爵禄而背信欺诈。【46】
另一些寻找经济原因的史学家则发现，明皇在位期间经济增长，生活富足，富足导致了浪费，浪费则使得人们担心匮乏，而担心匮乏并没有反馈到经济增长上，反而造成了囤积聚敛。说到铺张浪费，明皇大手大脚的赏赐和维持乃至增加边防的巨额开销已经使人印象深刻。官僚体系的规模也成为一种负担。唐代初期，明皇的曾祖父试着以730名官员治理全国。这很快就被证明不切实际。在明皇执政的733年，这一数量大量增加，包括17 686名官员和57 416属吏。
政府里敲诈性的度量标准变得司空见惯，而这本来是以惩治逃税者的形式实施的。但在增加收入上取得的成功，使官员得到升职和权力，于是这些经济专家们开始相互竞赛，发明和推行新政策，以维持朝廷进一步的铺张和特权，当然，负担这一切的是人民。一位儒学家曾经说过，一个为政府而穷征暴敛的宰相远比一个为私利而贪污的官员要危险。事实上，一个能够有效地为皇帝增加国库收入的宰相，他决不会忘了填满自己的小金库。
752年，就有一个这样的宰相遇到麻烦被赐死，财产充公 [4] 。清查官员花了好几天才仅仅编排完他家房产的清单。铺张、勒索和腐败会像瘟疫一样传染蔓延。人民自然受到伤害。如果说，在明皇执政的中期，人民还对可以维持的舒适生活感到十分满意，到了末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我们可以从杜甫的诗篇中找到社会不公平导致的权贵和弱者之间、暴富与赤贫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个舞台已经为明皇朝廷准备好了一出叛乱和崩溃的大戏。
那些强调军事局势重要性的史学家则将帝国力量的衰落追溯到722年的一次变革，即征召（府兵）制改为佣兵制。府兵制的兵士源于农村，也返回农村。经过长期的和平之后，这一制度变得效率低下，到处是逃避服役、冒名顶替和开小差。雇用强壮男子担任兵士被认为较为容易，国家还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作为激励。激励很快就显得不那么吸引人，而当兵的风险增加之后，军队不可避免地走向孱弱。无论何时有需要，例如边境防卫，而征兵都不得不通过强制手段。没过多久，边镇节度使的势力就强大起来，因为他们可以自己征收赋税，装备、训练军队。唯有京城的防卫变得越来越脆弱。当最强大的边镇节度使安禄山在755年叛乱时，皇帝为自己安全而建构的防御体系被击得粉碎。【47】
不管归咎于道德沦丧还是制度缺失，抑或两者都需要对朝代的衰落负责，中国史学家们一致同意最早的失策是朝廷任用了奸人。明皇犯下的不可挽回的错误是任用了一个极其狡猾的骗子去担任宰相。宰相李林甫不是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人。尽管他热衷于舞文弄墨，但大家很快就发现他在措辞上犯下了可笑的错误。虽然他在书面表达中辞不达意，但他通过异乎寻常的能言善辩加以弥补。据他同时代的人统计，有大量的牺牲者倒在他具有说服力的、迷人而置人于死地的言辞之下，大家把这叫做“口蜜腹剑”。
皇帝也是李林甫阿谀奉承的心甘情愿的牺牲品，734年，他任命李林甫为三宰相之一。两年后，李林甫成为首相，占据此位七年，直至752年病逝。通过巧妙的行贿，李林甫买通重要宦官，完全掌握了皇帝的一言一行。由于预先知道明皇的意图，他使得从前英明的皇帝渐渐变成一个被他玩弄于股掌的傻瓜。无论事情多么糟糕，只要明皇想要去做，就会得到李林甫的撺掇和支持，而他也看出这个帝国中没有人敢于反对这一切。
737年，皇帝处死了自己的三个儿子，包括太子。737年之后不久，他又把自己另一个儿子的妻子纳入后宫，745年则公开将她册封为贵妃。这个女子，历史上称为杨贵妃，据说丰满美丽，极富音乐天分，具有异于常人的敏锐，很快就借此俘获了皇帝的爱情。她很快就被宫廷中的每一个人视为皇后，她的三个天生丽质的姐姐，崔氏、裴氏和柳氏，以姨姊的身份频繁出入宫廷，实际上也成了皇帝的新宠，分别被册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杨贵妃有三个从兄，一个娶了皇帝女儿，做了驸马；一个做了皇帝的侍御史，身居从第四品上阶的高位 [5] ；第三个就是后来的杨国忠 [6] ——一个没有受什么教育，四处游荡，但长得颇为英俊、口齿伶俐、十分聪明的无赖，寡居的虢国夫人的情夫——一开始作为皇帝的博戏伙伴，后来成为掌管公共财政的判度支郎，同时还身兼多职，最多时达到四十馀职，最后做到首相，超越了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最后也成了他的竞争对手和敌人的李林甫。【48】
明皇是否曾经停下来想过这样下去离末日还有多远？在他执政的初期，他对自己的兄弟和子侄十分亲切而且慷慨大方，关心他们，并且不吝赏赐他们许多贵重礼物。但他决不允许他们在朝廷中担任一官半职，他特别注意不让他们对任何朝廷官员产生影响。他很清楚裙带关系的危害性。如今，杨家四姐妹和杨氏三兄弟在朝廷中拥有了巨大影响，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他们随意接受贿赂，行止居处都极其僭越逾制。他们对自己的权力和财产毫不掩饰，与之相反，他们大胆而骄傲地炫耀自己。皇帝有没有反省自己？他应当意识到他自己犯了中国史学家经常谴责的裙带关系中最差劲的一种——因女性而产生的裙带关系。不过，明皇没有时间去反省自己。他太忙了，忙着和他那迷人的伴侣游戏、赌博，一起求仙拜佛，希望能永远保持这种充满欢乐的生活。744年，他的确说过，因为这个世界如此和平，处在最好的时代，他不妨享受自我，而朝廷事务有李林甫去办理就行了。
这对李林甫来说真是如鱼得水。这个辉煌一时的骗子主要担心的只是他的位置不会永远牢固。他已经注意到，所有他支持或默许的腐败分子，包括朝廷中和受到皇帝宠幸的，施展阴谋诡计的能力都比不上他。他已经铲除所有出于这个或那个原因不够尊重、抑或不够害怕他的人，还有那些可能被提拔到能够挑战他权威的位置上的人。这些人中，新的太子，后来的肃宗皇帝，是他的肉中之刺。如果太子没有被叮嘱要万事谨慎，如果他没有得到宦官首领高力士和皇帝驸马张垍的暗中斡旋，他很可能会和他的三个兄弟一样招来杀身之祸。
韦坚，太子妃的哥哥，就是那些立志要成为一名经济专家以获得皇帝青睐的人物中的一员。因为他的妻子是李林甫的堂妹，他最初也得到了这位首相的支持。韦坚作为江淮租赋、水陆运使，大获成功：他凿潭通漕，引入扬子江流域的船只，满载富饶而令人眩目的远方货物，沿着水路来到长安的皇宫之前。接踵而至的数百艘船只秩序井然，载歌载舞，壮观华美，韦坚因此大得皇帝宠幸，被擢至高位 [7] 。李林甫懊丧自己没有早看出一直倚仗自己的韦坚有这样的能力。韦坚会成为宰相的可能性成了李林甫休戚相关的事情，不但因为韦坚是太子的小舅子，还因为他结交了一些很有权势的朋友，如河西、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宰相李适之（此人在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李林甫）。李适之，杜甫《饮中八仙歌》所咏八人之一，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诗人，他交游广阔，所交多正直勇敢之人。因为李适之拥有皇帝的信任，并且是反对势力的中心人物，李林甫首先谗谏皇帝疏远他。【49】
某一天，这个大骗子装着很随意地对李适之提到华山可以开采矿石，而皇帝并不知道。李适之这位品酒行家可不是一个政治策略的鉴别能手，他中了圈套，于是到皇帝那里建议一项开采计划。当皇帝和首相李林甫商量此事时，后者说：“臣知之旧矣，顾华山陛下本命，王气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闻。”皇帝对次相李适之的热切一下子就变得冰冷，以致于李适之觉得最好辞职。这事发生在746年夏天。许多常常去享用李适之美酒佳肴的客人们由于惧怕李林甫，再也不敢登门。于是这位眼下无足轻重的前宰相写了一首诗：
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
这首诗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因为它巧妙地把饮酒和政治的相关性联系起来。可是，在这些俏皮话中，李林甫的愠怒并没有被意识到。到了747年春天，皇甫惟明、韦坚、韦坚的兄弟、李适之以及他的儿子都被处死或是下令自裁。甚至年迈的北海太守李邕也被杖杀。李适之和杜甫的朋友，给事中房琯，也被流放出京城。【50】
当奸邪的首相正在谋划陷害杜甫的这些杰出的朋友时，我们的诗人在哪里？他又在做些什么呢？我们既不知道745年冬天杜甫从东边回到京兆之后他如何谋生，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我猜他很可能依靠写作得到的润笔过活，居住在长安和咸阳附近的旅舍中。不过，《冬日有怀李白》［14］ 这首诗写于某个朋友或亲戚的房宅，可能他们给了杜甫一两个房间让他居住。《今夕行》［15］ 作于阴历的除夕之夜，按照西历应该是746年1月25日。《春日忆李白》［16］ 可能作于746年晚春，此时这位年长的诗人已经在东南沿岸了。《临邑舍弟书至……》［17］ 一诗，注家要为它找到一个合适的系年位置，颇为困扰。我发现这首诗所说的洪水应该是746年初秋的那一次。此诗的最后两行暗示因为他和京城的显贵们（李适之、房琯等人）在一起，他可以进言说明堤坝坍塌是由于异乎寻常的洪峰造成的，像他弟弟杜颖这样的低级官员不会因此受到斥责 [8] 。《饮中八仙歌》［18］ 作于李适之罢职和自杀之间。如果此诗作于朝廷清洗发生之后，那么以欢乐的笔调描述宰相李适之就未免堕入恶趣 [9] 。八仙无疑是当时身在长安的八个酒友。因此时间有所限定，我们还知道李白到长安的时间不可能早于742年，贺知章则于744年春天离开了长安。还有一点不吻合的是苏晋去世于734年。可能这是杜甫的笔误，也可能是文本传抄时的疏漏。
冬日有怀李白［14 ］
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
裋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
今夕行［15 ］
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51】
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
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
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春日忆李白［16 ］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17 ］
二仪积风雨，百谷漏波涛。闻道黄河坼，遥连沧海高。
职司忧悄悄，郡国诉嗷嗷。舍弟卑栖邑，防川领簿曹。
尺书前日至，版筑不时操。难假鼋鼍力，空瞻乌鹊毛。
燕南吹畎亩，济上没蓬蒿。螺蚌满近郭，蛟螭乘九皋。
徐关深水府，碣石小秋毫。白屋留孤树，青天失万艘。
吾衰同泛梗，利涉想蟠桃。赖倚天涯钓，犹能掣巨鳌。
饮中八仙歌［18 ］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52】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或许在746年，杜甫还未曾意识到李林甫造下了多少罪孽。然而，当747年到来，他不仅见到朋友们被流放、被逼自裁，或杖击而死，自己也亲身体味到这个骗子酿造的苦酒。
皇帝希望给那些在此前科举考试中失利的学者们一次机会。即使一个人只通一艺，他现在也会受到皇帝召试的激励，前来参加这次特别的制举考试。李林甫害怕某些试卷会涉及他不想让皇帝知道的内容，因此他劝说皇帝不必亲自主持考试，而是任命其他官员主持。结果，李林甫上表说，所有的考生都未能通过，他祝贺皇帝“野无遗贤”。具有文学天赋的元结（723—772）也是这批失利考生中的一员。从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25］ 一诗的几句中我们得知他是第二个。我还倾向于认为孔巢父是第三个失利者。
在杜甫赠别孔巢父的诗歌《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21］ 中，我们了解到孔巢父似乎决定离开长安，而没有听从朋友的恳请继续留下来。也许这不但因为孔巢父对这次特别考试的失望，还由于他对这个时期政治上的道德沦丧感到极度厌恶，这使得他最终在748年春天下决心离开。我们发现在747年冬天，当李林甫尚未结束清洗韦坚、李邕及其朋友们的案子时，他又着手开始了新一轮的迫害。他有能力让他的党羽们背弃自己的亲朋好友。这可能是杜甫《贫交行》［20］ 一诗的写作背景。【53】
像杜甫这样一个本性忠诚、感情真挚的人，面临这样的时代，他只能在希望和失望、快乐和沮丧、意欲出仕与担心迫害、感激友谊与愤慨背叛的种种极端变化的情感起伏之间感到震惊。《渼陂行》［19］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变动不居的情绪起伏。我们的诗人写过关于渼陂的好几首诗，至少两次是和岑参一起；尽管岑参比杜甫年轻，但他此时已经担任官职，并且是一名声名在外的诗人了。我大胆将此诗系于747年初秋，部分原因在于诗中表现出来的情绪波动，部分原因还在于它看上去似乎是我们的诗人第一次寻访这个距长安西南23英里的著名湖泊。
渼陂行［19 ］
岑参兄弟皆好奇，携我远来游渼陂。
天地黯惨忽异色，波涛万顷堆琉璃。
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兴极忧思集。
鼍作鲸吞不复知，恶风白浪何嗟及。
主人锦帆相为开，舟子喜甚无氛埃。
凫鹥散乱棹讴发，丝管啁啾空翠来。
沉竿续蔓深莫测，菱叶荷花净如拭。
宛在中流渤澥清，下归无极终南黑。
半陂以南纯浸山，动影袅窕冲融间。
船舷暝戛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54】
此时骊龙睡吐珠，冯夷击鼓群龙趋。
湘妃汉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无。
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
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
贫交行［20 ］
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
君不见管鲍贫时交，此道今人弃如土。
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21 ］
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
诗卷长流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
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
蓬莱玉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归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
蔡侯静者意有馀，清夜置酒临前除。
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
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如？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25］ 是杜甫写给自己年长的朋友韦济的三首诗之一，韦济于748年由河南尹拔擢至尚书左丞（正第四品上阶），担任这个京城中很重要的职位，监管吏部、户部和礼部事务。这一特别的诗篇作于748年终或749年初。我更倾向于后一个日期。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骑驴三十载”。一个十七世纪的注释者注意到，即使是杜甫三十岁时，他也不可能有三十年骑驴的经历，他认为应该改为“十三载” [10] 。尽管这个修订被普遍接受，但我发现还是很难将十三年乞食生涯与八九年的快意日子调和起来，要知道这八九年可占了十三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因此我建议将“三十”读为“三四”，这是杜甫说“三年多”的惯用方式。这首诗概括了我们诗人从745年下半年至749年上半年在长安附近的生活。我们不太能确定《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22］ ［23］ 和《乐游园歌》［24］ 是否作于此时。当然，也没有任何可以反对将它们系于此年的证据。无论如何，它们有助于解释我们诗人在写给韦济诗中表达的情绪。【55】
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
（其一）［22 ］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其二）［23 ］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
缆侵堤柳系，幔卷浪花浮。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乐游园歌［24 ］
乐游古园萃森爽，烟绵碧草萋萋长。
公子华筵势最高，秦川对酒平如掌。【56】
长生木瓢示真率，更调鞍马狂欢赏。
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
阊阖晴开詄荡荡，曲江翠幕排银榜。
拂水低回舞袖翻，缘云清切歌声上。
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已先悲。
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
圣朝已知贱士丑，一物自荷皇天慈。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25 ］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四载，旅食京华春。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
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
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57】
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谓滨。
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1] 【译者按】1952年初版作“8月”，1969年第二版改为“7月”。
[2] 【译者按】所谓的“中国本土”是西方汉学中的一个概念，指历史上中国的心脏地带，或传统范围的中国领土，它相对于不断变动的中国外围边疆地区（亚洲内陆地带及东北亚、东南亚等地域）而言。
[3] 【译者按】在今天的中亚地区。
[4] 【译者按】此指王鉷。
[5] 【译者按】史载杨玉环从兄杨铦任鸿胪卿，杨锜任侍御史，为太华公主驸马。洪业先生此处叙述微误。
[6] 【译者按】杨国忠最初名“钊”，因避图谶“金刀”之说，改名“国忠”。
[7] 【译者按】见《新唐书》卷一百三十四《韦坚传》，这是大唐盛世的有名场面，兹引如下：“坚为使，乃占咸阳，壅渭为堰，绝灞、浐而东，注永丰仓下，复与渭合。初，浐水衔苑左，有望春楼，坚于下凿为潭以通漕，二年而成。帝为升楼，诏群臣临观。坚豫取洛、汴、宋山东小斛舟三百并贮之潭，篙工柁师皆大笠、侈袖、芒屦，为吴、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产暴陈其上。若广陵则锦、铜器、官端绫绣；会稽则罗、吴绫、绛纱；南海玳瑁、象齿、珠琲、沉香；豫章力士瓷饮器、茗铛、釜；宣城空青、石绿；始安蕉葛、蚺胆、翠羽；吴郡方文绫。船皆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绝。关中不识连樯挟橹，观者骇异。先是，人间唱《得体纥那歌》，有‘扬州铜器’语。开元末，得宝符于桃林，而陕尉崔成甫以坚大输南方物与歌语叶，更变为《得宝歌》，自造曲十馀解，召吏唱习。至是，衣缺胯衫、锦半臂、绛冒额，立舻前，倡人数百，皆巾㡚鲜冶，齐声应和，鼓吹合作。船次楼下，坚跪取诸郡轻货上于帝，以给贵戚、近臣。上百牙盘食，府县教坊音乐迭进，惠宣妃亦出宝物供具。帝大悦，擢坚左散骑常侍，官属赏有差，蠲役人一年赋，舟工赐钱二百万，名潭曰广运。”
[8] 这首诗有两个问题：写作日期和弟弟的身分。大多数编纂者将此诗系于740年，因为史书记载是年初夏有一场大洪水。不过，某些编纂者不太喜欢这个系年。诗中提到黄河泛滥，但740年的洪水是在伊洛地区。而在740年，杜甫就应该在这一地区，但诗中所说似乎又表明他在一片干燥的土地上。因此，一些学者如黄鹤就质疑系年的问题，他们指出，黄河泛滥是常有的事情，并不一定就在这一年。不过，从《高常侍集》可以得知，高适在744年晚秋前往南方，次年秋天回到北方，746年秋天，在从济郡前往鲁郡的途中，经过东平旁边的黄河时，遇到了洪水。因为东平离济南（临邑就属于其辖区）很近，所以高适遇到的洪水也很可能就是杜甫从弟弟那里听说的这次洪水。这是杜甫的哪一个弟弟？注家一般认为是杜颖，我们还可以从后面的《送舍弟颖赴齐州三首》（其三）［258］一诗中得知，杜颖还在764年到成都看望杜甫，然后返回济州（济南在758年改名为济州）。我支持这一看法，而且我还认为杜甫在745年前去看望杜颖，而杜颖这个官职乃是通过杜甫让给他的荫补机会而得到的。
[9] 【译者按】关于《饮中八仙歌》的思想基调，程千帆先生提出了新的创见，参见《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读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收入《被开拓的诗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0] 【译者按】此指清朱鹤龄（1606—1683）及其《杜工部诗集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