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快意八九年
——杜甫《壮游》
公元736—745年
长安—兖州—偃师—洛阳—陈留—兖州
在杜甫的时代，唐帝国有前途的学者们都立志要通过进士科考 [1] 。科考告捷之后会有官方任命，由进士科入仕通常会在官僚体系中升迁较快。每年，仅仅只有大约三十人能够从好几百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功的难度极大地增加了进士科的荣耀和诱惑力。【25】
一个学者必须首先申请参加州郡举行的初试，从而获得参加全国考试的候选人资格。州郡试的科目与全国考试的科目类似：首先是诗赋；然后是五篇策论，以当下政府面临的现实情况为主题；接下来是一些儒家和道家经典中的问题。地方官在选拔时会极其审慎，因为一旦他们不能选拔真正优秀的举子，或者经他们选拔的举子有太多人在进士科考中表现欠佳，那么他们的磨勘考评会被记过。仲冬时节，通过州郡考的举子们要到政府的相关部门登记造册。全国科考将在第二年春天举行，由吏部分管科考的部门的主要长官（吏部考功员外郎）担任主考。
在举子们被锁入贡院进行考试之前，他们在长安如何打发时间呢？我们也许以为他们能忙着温习书本。事实上，很少有人会这么勤奋。一般来说，当时的风气是举子们会忙着作自我宣传。若干世纪之后，对考卷进行糊名的措施才开始实行。因为考官能够直接在卷面上看到举子姓名，所以很自然，如果他们碰巧认识举子本人，或者认识举子的权贵亲属、引荐者，或者了解此人的文学声名，他们的判卷就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影响。这样的风气助长了举子们提升自己声名的行为。在长安，春天成为一个寻欢作乐的季节，无数的宴会在举行。如果一位才学之士写出了一首敏捷之作，它很快会被传诵在歌妓们嘴边；这是获得名声的最好途径之一。不过，大多数学者们会把时间用来拜谒达官贵人，他们有着或真或假的文学兴趣。以寻求批评和指导为借口，一个举子可以向官员行卷，卷中抄录了他的诗文之作。如果这位显贵碰巧被一段文字、一联诗语所打动，他可能会对朋友们引述，而作者的声名就这样很快传开了。【26】
那么，735年的晚冬和736年的初春，举子杜甫在长安做些什么呢？我倾向于认为他没怎么宣传自己。他可能觉得没必要这么做，因为他完全有信心以真才实学在考试中赢得至高荣誉。后来的两首诗告诉我们 [2] ，在考试之前，杜甫就已经读破万卷书，下笔行文，如有神助。杜甫只拿自己与前代最优秀的作家相比，对于与同时代的人竞争，他毫不畏惧。当然，这些回忆可能会有诗歌的夸张。至少，环境会赋予他这些少年轻狂。难道他不是杜审言的孙子吗？那可是以文学技艺自诩、瞧不上一切对手的大诗人。难道他不是京兆选送的举子吗？京兆的中心城市长安可是整个帝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来自这座伟大城市学术和智慧宝藏之外的“蛮荒之野”的举子就有八千之众。自然，京兆的选拔考试极其严格。事实上，成为代表京兆的举子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杰出荣誉了，京兆举子很少听说不能通过全国科考的。再说了，我们的诗人在这座城市并不缺乏声名。在老辈官员中，有李邕和王翰，两人都是成名已久的文人。杜甫并未拜访二人，但李邕自己要求与他见面（“李邕求识面”），王翰甚至希望能与这位骄傲的举子住得近一些（“王翰愿为邻”）。
736年的科举考试颇为有名，因为一次激烈的争论导致了后来的科考改由另一个部门掌管。这次科考的主考官是考功员外郎李昂，此人性格刚急，想标榜自己完全以卷面的优劣来评判试卷。他毫无必要地将举子们聚集起来，批评那些试图通过其他途径影响他的举子的文字疏漏。其中一名被他批评的举子请求道，对于这样尖锐的批评，可否采取“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回应。李昂怒气冲冲回答说：“有何不可？”这名举子引用了下面两句：【27】
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
并问道，这著名的两句是否是这位大主考所写。“是的。那又如何？”举子继续说，洗耳的故事来自古代隐士许由，他洗耳是为了不想听到皇帝将禅让帝位于他。举子问道，一个人是否可以假设当今皇帝会传位给他？主考官又怒又怕，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李昂转而向朝廷抱怨，而这导致了那位不顺从的举子被关押。但皇帝也因此觉得考功员外郎的声威不足以使举子们敬畏，他下令从今以后由一名礼部副长官（侍郎）担任科考主考官 [3] 。
杜甫某句诗曾透露，他在这次人事变动之前就已经参加了科考（“忤下考功第”）。他还进一步说，这次科考失败之后，他曾经“快意八九年”，之后才于745年再次返回长安。我们这里把此次考试的时间放在736年，而不是通常的735年。
杜甫没有通过科考。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倾向于相信我们的诗人自己也难辞其咎。杜甫生在这样的时代，唐代伟大的文艺复兴正在形成。散文方面，古文复兴运动尚未达到其顶峰，那要到杜甫之后的半个世纪。杜甫本人受新潮流的驱使，正试着用汉代（前206—前220）文学大家的文体写作。保留在杜甫集子的三十二篇散文中，确实有一些在思想和形式上都充满活力。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因为尝试而显得不够流畅、过于枯涩，有些段落几乎难以句读。在诗歌方面，杜甫取得了最高成就，在他的笔下，激情升华崇高，痛苦愈转深沉，他的诗歌变化多方，格律森严，用事精准，他还创造性地采攫俗语入诗。但是，他的大部分诗歌缺乏那些易受欢迎的通俗特质——简单的措辞，流畅的意思，迅疾的节奏——这些因素容易立刻被人关注，引发赞美。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研习之后，读者才能学会欣赏杜甫的诗歌。杜甫广泛的阅读经验也助长了他使用隐晦典故的习惯。有许多诗行经过上千年的博学之士的努力也仍未能被读解。【28】
杜甫在考试中如何写作他的诗赋呢？难道他只写自己想说的和自己擅长写的吗？或者他只写主考官能够理解和愿意阅读的吗？我恐怕他选择的是前者。在这种情况下，杜甫的成败就必须取决于他的主考官是不是碰巧有学识，并且愿意耐下性子去评判他所写的诗赋。
当然，失败是始料未及的。《壮游》中有一句诗说到：“独辞京尹堂。”这里的“独”包含了沉痛的哀伤。所有其他来自京兆的举子都通过了考试；一些人已经接到了任命，其他人正在等待任命；他一个人却失败了，玷污了京兆举子那令人艳羡的声望。
这不仅是对京兆说再见，还是对一切朝廷事业和科考的告别。尽管杜甫怀着极其沉重的心绪离开了京兆，这之后的生活仍然经历丰富，使得他在晚年仍怀着眷恋追忆。他把离开长安到再次回来之间的这段时期称为“快意八九年”。因为我们知道杜甫后来回到长安是在745年初冬，因此这次离别可能在737年初。在科举失败和最终真正离开之间的这段时间，杜甫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一点也不清楚。
当然，他得面对失望的父亲和继母。这次见面应该发生在737年春夏的兖州（在长安东北大约632英里），杜甫的父亲是此地的司马。这是杜甫集子中可以系于此年的一首诗。
登兖州城楼［2 ］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
杜甫很可能没有在兖州逗留多久。他常常离开父母去漫游遣兴。这里我们要停下来问了：费用是家里提供吗？他父亲的收入足以供他在南方漫游数年；没有理由揣测家庭收入现在会减少。事实上，我们可以作一个大略的估计，这个时候杜甫的家庭与唐代一般家庭的经济状况相比如何 [4] ？【29】
一般家庭可能是七口务农之家，有田地300亩，年产谷物160斛左右。其中三分之一的谷物作为食物，剩下部分换成货币，用来买其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用来交纳国家的各种捐税。杜闲的家庭是官员家庭，免去了捐税和服役。作为兖州司马，杜闲可以拥有两份田产，得到两份收入。如果我们计算他从田租中得到的收入，如果我们以谷物为单位计算他的所有现金收入，那么杜闲从自己职位得到的收入大约是1796斛——换句话说，是一般正常家庭收入的11倍 [5] 。
这个计算还没包括当地政府提供给杜闲的房舍——或者马匹，办公费用，以及其他特权和服务。我们还没有算上杜闲从父祖那里继承来的土地和财产，以及他自己的积蓄和投资；我们猜测他从这些资源中获得的收益足够负担生活在汴州（陈留）的继母卢氏，以及她的孩子，可能还有杜闲的两个寡居的弟妹。杜闲在兖州的家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许现在有五个孩子。让我们推测他有五个奴仆，依靠他的收入生活。因此，兖州家中应该有十二个人，但杜闲的收入足以负担这个数目的好几倍。当然，他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大儿子杜甫的旅行费用。
杜闲的资助一定非常大方，因为我们知道杜甫以一种相当奢华的方式旅行。他衣轻裘、策肥马。在兖州北部和西北部，杜甫花了大部分时间去观光和狩猎，这一带在黄河峡谷的两岸，在战国时代（前403—前222）被称之为齐、赵。这些地区今天不是狩猎的好场所，但在杜甫的时代，中国人口只有现在的十分之一（74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是48 143 609）。乡村地区一定还被浓密的森林覆盖。在《壮游》一诗中，杜甫回忆自己射飞鸟、逐走兽、呼猎鹰，纵横山林间。很可能在这段时间里杜甫学会了马术和箭术，这两项技艺都不是学校的科目，他颇为自得，直到晚年身体欠安时都还想要展示一番。正是这个时期他与一位年长的学者——苏预（源明）——结下友谊，苏预带他狩猎，并且认为他是一名令人愉快、技艺精湛的好猎伴。【30】
再一次很不幸，我们没有更多杜甫写于这一时期的诗歌。下面三首诗歌可以系于此年。杜甫可能在离开兖州之前、或者在他开始北行之后，就写了《望岳》［3］ ，因为泰山距兖州北边仅10英里之遥。在诗中，杜甫暗示了自己攀登绝顶的愿望。这一愿望，根据后来的一首诗歌回忆，他确实完成了。但在现存杜诗当中，找不到一首作品能够描述他在泰山绝顶上的所见所闻。
《房兵曹胡马诗》［4］ 与《画鹰》［5］ 可以归在诗人生平的其他某些阶段，但它们看上去最好还是放在这段呼鹰走马的漫游时期。
望岳［3 ］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房兵曹胡马诗［4］
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
画鹰［5 ］
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竦身思狡兔，侧目似愁胡。
绦镟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
当然，杜甫并未将八九年时间都花在观光和狩猎上。我们不能确知他的这种生活何时不得不告一段落。我推测，他父亲在740年去世。因此，杜甫不得不返回兖州，处理父亲的事物，张罗葬礼的安排。最适当的安葬地当然是在偃师的家族墓地，他的祖父母，也许还有他的母亲，都葬在那里。现在，作为一家之长，杜甫不得不为他的继母和家庭其他成员找一个地方安置。偃师自然是首选。这个家一定在那里已经有了一些产业，因为那里是家族墓地所在，儒家信条中对先祖的祭祀需要经常拜谒墓地，尤其是在头二十七个月的服丧期中。【31】
这个假设有助于说明为什么杜甫出现在偃师，并在首阳山下修筑了房舍。741年，新舍落成，杜甫写了一篇《祭远祖当阳君文》，祭祀祖先杜预。这篇文字似乎能说明，他现在是一家之长，他和弟兄们正居住在偃师。因为偃师距洛阳东北仅23英里，杜甫深爱的姑姑，裴荣期的夫人，也在那里生活，这很自然使人推想杜甫会时常前去拜望她，当然，这位姑姑可能已经年老羸弱了。如果杜甫从偃师到洛阳，他很容易就会经过一座著名的为太上老君而建的寺庙。我们在杜甫作品中发现了《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6］ 一诗。他何时写作此诗很重要。我们想要知道在杜甫一生中，他最早于何时就开始在内心斗争，试图在入世的儒家信仰和神秘宗教之间保持平衡，这在此诗中表现得颇为明显。我们想知道这一时期杜甫遇到什么样的个人问题，使得他在这首诗的最后几行中暗示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1226年的注家将此诗系年于749年 [6] ，并得到了普遍接受，我仍认为其论据并非无懈可击。一方面，诗题提供了确凿证据。如果此诗作于749年，就会引起一个疑问，杜甫应该称玄元皇帝庙为太微宫。仅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即741年初春至742年晚秋之间，这座建筑的官方名称才是我们诗人在诗题中采用的“玄元皇帝庙”。杜甫的拜谒一定在741年岁末，因为这首诗很明显作于冬季。
这是一系列“劝百讽一”诗歌当中的一首。道教受到唐代皇帝的一贯支持。早在620年，唐代第一个皇帝就被告知他是老子的后裔，根据传说老子被认为姓李。到了666年，这位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而稍年长、著有《道德经》的古代哲学家被赠予“玄元皇帝”的称号。唐明皇在733年还刊行了他自己对此书的注释，并下令在所有学校中学习。正史中的第一部、司马迁（前135—前87）的《史记》没有给老子一个显耀的位置，被认为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因此在735年皇帝下令对此书的章节顺序重新加以编排。老子学派地位的逐渐提高，随之带来了欺世盗名之徒伪造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奇迹和神谕。【32】
杜甫，一位伟大的儒家经典学者杜预的后裔，会怎样看待老子学派呢？他不会对它有敌意？但杜甫永远不会是那种正统的儒家学者，他们对一切其他学说都皱起眉头。再说了，杜甫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道教炼金术和寻求长生流行在每个人的思想中，我们很快就能看到，杜甫自己有一段时间也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但是作为一名勤勉且敏锐的学者，杜甫不可能不知道，正如《道德经》所说，清空了一切实在与虚无的“谷神”对于整个大唐帝国的尊严和财富而言并无用处。这首诗的最后两句带有迷人的暧昧意味。“拙”字更像是诗人的夫子自道。他已经开始想到要离开偃师的家了吗？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6 ］
配极玄都閟，凭高禁御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
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
仙李蟠根大，猗兰奕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
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33】
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皆秀发，旌旆尽飞扬。
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
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
742年，我们再次在洛阳看见诗人。裴荣期夫人在这年秋天或冬天去世，杜甫前往参加葬礼。就在同一年，他可能还旅行到东边约120英里远的汴州（同年改名陈留）去看望继祖母。在那里杜甫写了一首小诗，对象是一座没什么特别意义的假山，那是一个亲属修筑以愉悦老太太的。
在接下来两年（743—744）的大部分时间中，杜甫寄居在洛阳，试着谋生——可能通过教授学生，更有可能是为东都洛阳的某位达官显贵作私人秘书或文字枪手。杜甫开始体味到贫穷。但他为什么不留在偃师呢？我的猜测是在父亲去世之后，不但家庭收入大幅度减少，另外葬礼、移居、修筑房舍又花去了不少积蓄。杜甫的继母对生活质量下降会感到满意吗？因为服丧期到742年就结束了，为什么杜甫不去寻求个一官半职呢？尽管他没有通过736年的进士考试，也拒绝参加后来的科考，他至少还可以通过荫补方式进入官僚体制，毕竟杜闲的官阶不但达到了从第六品上阶的标准，实际上还高过两级。为什么杜甫没有这样做？这里我冒险作一个推测。杜甫把这种特权让给了弟弟，或者说同父异母弟弟——杜颖。这当然使继母极为高兴，而这种无私的行为也很像我们诗人的行事风格。这个推测就可以帮助解释在746年，可能还包括745年，我们发现杜甫的一个弟弟，很可能是杜颖，作了临邑的簿曹，这是一个正第九品下阶的小官 [7] ，而作为兄长的杜甫却依旧还是一个平民和四处漫游的自由诗人。
这里我们列出两首杜甫作于洛阳附近的诗歌。确切的日期不可考。我倾向于把它们系年于743—744年之间。《过宋员外之问旧庄》［7］ 很少为人所阅读和翻译。宋之问旧庄在伊阙境内的陆浑山下，位于洛阳西南23英里。我们的诗人可能是到陆浑山拜访一位远房兄弟——杜佐，此人我们在后面还会遇到 [8] 。宋之问，曾任考功员外郎，是杜甫祖父杜审言的好朋友，在他那个时代其诗名广为人知。他的两个弟弟在唐代著述中也常常被提及。杜甫此诗的最后两句，据诗人的自注（“员外季弟执金吾见知于代，故有下句”），与宋之问的三弟，一位勇敢的良将有关。但这里有个难点。按照《新唐书》中给出的三兄弟的名字顺序，排行第三的弟弟应该叫做宋之愻，一位天才的书法家。706年发生过一件丑闻，因为刺杀主谋的好友告密，一次刺杀行动失败。据史料记载，这个告密者就是宋之愻 [9] ；其他一些记载则说此事或者为宋之问所为，或者为宋之问、宋之愻两人所为。我们的诗人是一个把忠诚的友谊看作生命中最宝贵之物的人，他怎么会对宋之问的三弟表示含蓄的嘉许，对宋之问并无贬责之意呢？我在编纂于812年的《元和姓纂》中找到了解开谜团的答案，此书记载宋之愻是二弟，宋之悌是三弟。由此可见宋之愻应该为背叛友谊之事负责，杜甫这里提及的是诗人和战士，并没有提到那位书法家。【34】
过宋员外之问旧庄［7 ］
宋公旧池馆，零落守阳阿。枉道祗从入，吟诗许更过？
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
我们的诗人是否敏锐地感受到权力和影响力——甚至包括成就与声名——的空虚无常？在《游龙门奉先寺》［8］ 一诗中这种感受可能更多。龙门，也在伊阙境内，距洛阳南部大约10英里，黄河在这里从两座绝壁之间奔腾而过——所以诗中有“天阙”一辞，这里也是佛教雕塑的繁盛中心，在大约七十年前，皇后武则天下令在石壁上开凿了许多线条分明的佛像。我们的诗人可能是在前往陆浑山、或从那里返回的路上，在这座寺庙停留。【35】
游龙门奉先寺［8 ］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
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杜甫在洛阳的逗留或短期做事，毫无疑问因为继祖母在744年仲夏于陈留去世而中断；仲秋时节，继祖母被安葬于偃师的家族墓地。葬礼结束之后，我们的诗人返回陈留，卖掉一些财产。很可能就在这时他首次遇见了两位杰出诗人，无拘无束、已经是著名诗人的李白，还有野心勃勃、后来也声名显赫的高适 [10] 。
李白比杜甫大十一岁。他在蜀地长大，漫游了整个帝国，手刃仇人，挥霍万金，娶妻纳妾，纵情声色；显示了守护忠诚友谊的胆略才能，沉溺于对道教炼金方术的兴趣，以其醉酒狂傲引起他人的嫉妒和憎恨；也因其纵横俊逸的诗文激起大家的广泛钦佩。大约在两年之前，这位被认为是不朽天才的谪仙人的名声传到了明皇的耳边。于是他被召到长安，授予了翰林院的职位，这是一种皇帝的私人秘书性质的工作 [11] 。有一种说法指出，李白的文采招致了皇帝的驸马张垍的嫉妒。另一则传说认为李白在一次大醉狂兴之后，伸腿让宦官总管高力士为他脱靴。受到侮辱的高力士怀恨在心，撺掇皇帝的爱妾说，李白写给她的《清平乐》诗中隐含了一个侮辱性的历史典故。受到驸马或爱妾的唆使，明皇给了李白一大笔钱，将他遣返。我们不知道此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但是744年初春李白仍在长安。从李白的一首诗可以看出，他在被遣返之后离开长安东行，仲夏时节已经身在陈留了。
高适比杜甫大六岁。735年，高适二十九岁，他应邀到长安，但在仕途上一无所获。回到洛阳，高适把家搬到宋州的虞城，声称要躬耕于此地。事实上，他四处漫游，与官员、学者交往。各种史料的记载都说高适直到五十岁之后才开始写诗。实际上，我们可以在他的诗集中找到一些佳什，它们肯定作于五十岁之前很多年。我们确切地知道高适在744年正在陈留和睢阳（742年前称为宋州），在秋天之前他正沿着帝国的东海岸向南旅行。【36】
比较三位大诗人的时间表，很明显他们在744年晚秋时节相遇于陈留。在多年之后写的一首回忆的诗篇中，杜甫提到他与高、李二人的友谊开始于一家酒肆，这两位文学大师很高兴和他结交，当三人酩酊大醉之后，他们一起登上吹台古迹，眺望远景，陷入对历史的沉思。他们可能从陈留启程，向东南进发，一起旅行了100多英里，来到虞城。在另一首诗中，杜甫追忆他们一同登上为纪念一位良吏所建的单父台。到了初冬，高适可能离开了两位朋友。那么李白和杜甫有没有继续旅行、寻访其他地方呢？我们没有关于这些旅行的记录，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三位诗人所写的除了这两座著名高台之外的其他诗篇。
杜甫的《赠李白》［9］ 可能作于陈留，此时他刚认识这位年长于自己的诗人。
赠李白［9 ］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从睢阳出发往东北方向，大约133英里就到达鲁郡，也就是从前的兖州。在745年的初春，我们的诗人再次来到自己父亲曾经担任司马的州郡。我们不知道这次他住在哪里。可能杜甫租借了城市东郊石门的一所房屋。十八世纪早期，在这附近的一位学者（《居易录》说是孔尚任）说石门的来由是因为此地小山上有两块岩壁像门一样相向而对。杜甫可能住在山脚下的一个村庄，他曾上山去寻访一位张隐士。关于此事他写了两首诗，我们这里只选译第一首。【37】
题张氏隐居二首（其一）［10 ］
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
涧道馀寒历冰雪，石门斜日到林丘。
不贪夜识金银气，远害朝看麋鹿游。
乘兴杳然迷出处，对君疑是泛虚舟。
745年夏天，杜甫在离鲁郡很近的临淄。这里他遇到了儿时的朋友李之芳，他此前在长安官署任职（驾部员外郎），最近来到临淄作（齐州）司马。杜甫还再次遇到李邕，此时任北海（在东边约100英里）太守，恰好来临淄拜访。自然，友人之间的宴饮唱和是少不了的。杜甫又去到临淄下辖的临邑（往北20英里左右），这次行程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看望弟弟杜颖，他现在可能已经担任当地的簿曹。秋天，杜甫又再次回到石门。从这里出发，他和朋友们寻访了不少地方。在石门，杜甫邀请朋友们一起聚餐。而有的访客又召开宴会，大家在一起举办了不少欢乐的聚会。
刘九法曹郑瑕邱石门宴集［11 ］
秋水清无底，萧然静客心。掾曹乘逸兴，鞍马去相寻。
能吏逢聊璧，华筵直一金。晚来横吹好，泓下亦龙吟。
李白可能也是拜访杜甫的朋友们中的一位。两位诗人自然会一起外出去拜会朋友。当然，杜甫会把这些事情写进诗里。下面两首诗的第一首常常被误读和误译。汉语中的诗歌语言总是很简洁，人称代词一般都被省略。这里，不能够加上第二人称，否则看上去好像年长的诗人被当作一个顽劣孩子一样被斥责 [12] 。【38】
赠李白［12 ］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13 ］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
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
向来吟橘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某些批评家试图将“阴铿”的比喻视为杜甫对李白诗歌的隐晦批评。他们说，六世纪的诗人阴铿远没达到李白的诗艺高度。他们忘了杜甫可是阴铿的热切崇拜者，因此这句对年长诗人的赞扬完全是真挚的。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必要跟着那些批评家人云亦云，他们总是揣度两位大诗人之间存在嫉妒。他们总是把“飘蓬”一诗读解为杜甫对李白的严厉斥责。他们甚至还引用《戏赠杜甫》，把它当作李白的作品：
饭颗山头逢杜甫，
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
总为从前作诗苦。
事实是这首诗并未出现在李白的诗集中，它来自一部汇集诗人逸闻轶事的书（《本事诗》），此书编纂于李、杜时代过去一个世纪之后。竹笠代表这是夏天；我们仅仅知道两位诗人有过两次聚会，都在秋天。而此诗的文字拙劣，不值得李白亲自动笔，更不用说它的思想根本配不上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友谊了。因此，我们一定得接受对这些诗人最有研究的优秀学者的判断，即此诗是伪作。【39】
确实有两首李白写给杜甫的诗，都作于745年秋天。其中一首是《……石门送杜二甫》。李白遗憾飞蓬各自被风带走，建议一饮而尽手中的酒盏，因为在石门的这种令人愉快的结伴生活不会重现了。我们不清楚杜甫这次要去哪里？但在同一个秋天的晚些时候，杜甫可能沿着汶水向南进发，回到长安和咸阳，李白又寄给他一首诗，虽然我们不能确知李白此时身在何处，但毫无疑问他在鲁郡附近的某个地方。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诗中，年长的诗人说，酒喝起来味道不那么醇正了，歌声听上去也不能令人振作，当听见沙丘城边古树的秋声，他的情感遂跟随汶水向南奔涌，去追寻他的朋友杜甫。这是对年轻诗人示以尊重的优美表达。
但是什么原因让杜甫不得不西归呢？当然，他并不知道，等待在他面前的将是十年蹉跎岁月。在东部，杜甫的思绪关注于修炼来世的隐者、炼丹求长生的术士。为何他要返回京城这个政治阴谋和竞争的漩涡中心？难道他的旅费花光了？或者西归有一些新的发展机会？我们实在没法知道。然而，在杜甫诗集中，有一篇名为《杂述》的短文。此文一定作于鲁郡附近的某个地方，时间可能就在745年秋天。
杂述
杜子曰：凡今之代，用力为贤乎？进贤为贤乎？进贤贤乎？则鲁之张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聪明深察，博辩闳大，固必能伸于知已，令闻不已，任重致远，速于风飙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饱饭吃，曾未如富家奴，兹敢望缟衣乘轩乎？岂东之诸侯深拒于汝乎？岂新令尹之人未汝之知也？由天乎？有命乎？虽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数十百，填尔逆旅，请诵诗，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夫古之君子，知天下之不可盖也，故下之；又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嗟乎叔卿！遣辞工于猛健放荡，似不能安排者，以我为闻人而已，以我为益友而已。叔卿静而思之！嗟乎巢父，执雌守常，吾无所赠若矣。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弥以清，悠悠友生，复何时会于王镐之京，载饮我浊酒，载呼我为兄？【40】
除了张叔卿，这里提到的其他人将在后面的章节出现。薛据在731年通过了科举考试，岑参则是在744年。他们在当时已经是文学名家，并且毫无疑问担任了官职。我们的诗人是否已经深切意识到，除非一个人在京城取得有效的成功，否则很难依靠地方权贵的关照来维持生计？这可能是杜甫回到京兆的真正原因。
[1] 关于唐代进士科的魅力所在，参见《通典》卷84。
[2] 【译者按】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25］、《壮游》［211］。
[3] 【译者按】此事见于《大唐新语》及《唐摭言》。又，诸家多将杜甫首次参加科举的时间定在孙逖知贡举的735年。洪业先生定其事于736年，是颇具慧眼的创见。
[4] 关于唐代的经济体系，可参见《通典》卷2—12；《旧唐书》卷48—49；《唐会要》卷84—93；《新唐书》卷51—55；以及日本和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等等。
[5] 为了计算737年杜闲一家的经济状况在整个唐帝国当中的层级，我采用了25年后一次廷辩的某些论证（《新唐书》卷54，11b—12a），其中认为每人年平均的谷物消耗量是7.2斛，这是其生活资料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他的东西包括衣物、社会及其他消费。据说，每亩地年产谷物约二分之一斛，而普通农业家庭的人口是7人。因此，一般农业家庭的年消耗量是151.2斛，需要土地302.4亩。据《新唐书》卷52（2a—b）记载，一个七口之家的所得土地是260亩，如果加上40亩继承来的土地，则是300亩。杜闲作为官员，其家庭还可以免除租赋劳役。官员俸禄是随官阶变化的。作为兖州司马，杜闲可以获得两份土地，一份700亩，任期内占有，一份800亩，终身拥有。他每年获得两种俸禄，一是320斛谷物，一是110 400枚铜钱。他还能享有25名仆人的免费服务。如果他用货币折算这些仆人的服务，那他还可以获得额外的49 000枚铜钱。如果把钱币都折算成谷物（普遍价格是每斛130钱，尽管那时在偃师是每斛30钱），并假设土地租金是收益的三分之一，我们认为在杜闲的320斛谷物俸禄之外他还能额外得到1 476斛。总数是1 796斛，这是一般家庭收入的11倍。这个计算当然是粗略的。但是它足以表明杜闲完全能够资助杜甫的生活开支。
[6] 【译者按】即南宋黄鹤《补注杜诗》系年。
[7] 关于此点，可参见杜甫《临邑舍弟书至，苦雨黄河泛滥，堤防之患，簿领所忧。因寄此诗，用宽其意》［17］一诗。
[8] 浦起龙认为杜甫自己在首阳山附近的陆浑庄有房舍。这很明显是为了解决地理上的疑点。但其中包含了两个错误。第一，杜甫在陆浑庄没有任何房舍。在一首题为《忆弟二首》的诗中，1113年的注家王得臣加上注说（《增注杜工部诗》卷8，10b），“甫归在南陆浑庄”。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9（19a）中，这条注释被归到1039年的注家王洙头上，此后，又被归到杜甫本人身上，文字也变成了“时归在南陆浑庄”；蔡梦弼等人的大部分版本都是如此。到了仇兆鳌、浦起龙和杨伦的版本，文字又变成了“时归在河南陆浑庄”。第二，杜甫家人的墓地在洛阳东北的偃师的首阳山麓。而陆浑山在洛阳西南，无法将陆浑山和宋之问旧庄移到偃师地区，也无法将首阳山和杜甫的房舍移到伊阙地区。
[9] 见张鷟《朝野佥载》。
[10] 杜甫是在何时、何地遇到李白？自从钱谦益论证了两位诗人初次相遇于744年，时间的问题可以说就解决了，大多数人也接受了这一看法。但当他们接受钱谦益的看法时，也往往把钱氏的另一个疏忽的意见也照单全收，即李、杜二人首次相遇于洛阳。然而，《赠李白》［9］一诗的第十一行很清楚地表明，两位诗人首次相遇于梁宋地区。古梁地在744年名为陈留（今开封）。《九家注杜诗》219／14／7认为杜甫与李白、高适的友谊开始于陈留的酒肆。
[11] 【译者按】当代学术研究已经指出李白担任的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有很大区别，不宜混同。
[12] 【译者按】为了更明确地显示洪业先生对这首诗的独特读解，我把他的英文译文附在这里：“Autumn again，we are still like thistledown in the wind. Unlike Ko Hung，we have not found the elixir of life. I drink，I sing，and I waste days in vain，Proud and unruly I am，but on whose account？”大意是：“又到秋天，我们依旧像蓬草般飘荡在风中。我们未能如葛洪一样，找到长生的丹药。我痛饮，我狂歌，我白白浪费了每一天。我如此桀骜而不守规矩，这又是为了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