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及其《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代译后记）

1952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洪业用英文写就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William Hung，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2）一书。在这部400馀页、包括一册正文和一册注疏的皇皇著述中，洪业以唐帝国由盛及衰的历史为背景，通过引证、翻译和阐释杜甫的374首诗篇，详尽地讲述了这位诗圣不朽的一生。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第一流的教育家和学者，洪业的一生也同样不朽于世。其功业见于燕京大学与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其德行遗泽于众多卓然成家的门生弟子，其著述如诸种《引得序》《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破斧》等名篇佳什无不为学界所熟知。而《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下文简称《杜甫》）乃是洪业平生中唯一的一部专书著述，其意义尤为切要 [1] 。

杜甫及其诗文何以成为洪业唯一一部专书著述的兴趣之所在？在《杜甫》一书的自叙中，他作了饱含感情的交代：

予年方十三，家父即授以杨伦《杜诗镜铨》，语予云，杜子美志意宏远，心性桀倔，且多谐趣；嘱予曰：“其人也，天假其时，则显；运命未济，亦不衰。”既长，因予所学，遂以《圣经》为绝世之书。而仅次于圣《诗》者，即为杜诗，每能慰予之大悲大喜。四十年来，涵泳其间，其亲近感激之心，沛然而与日增焉。

壬午岁（1942），予缧绁于日寇之囹圄，欲阅《圣经》而不可得，遂索杜诗一部——囊昔文文山（1236—1282）于元人狱中慨然引领而待死，集杜句成诗二百章。予臆可以效法焉——亦不获允。其时于晨昏祷思之中，已默定他日脱身后必所当为之事若干，潜研杜诗即其一也。

丁亥至戊子岁（1947—1948），予再赴哈佛大学教席，授以杜甫行实。诸生喜焉，促予笔削以成编。戊子岁二月，又宣之于耶鲁大学伍德沃（Woodward）讲席。听者亦促予以英文撰为一书。今其书告成，吾之微愿，在增西人于诗圣之新知，借此而于吾国吾民具同情之了解。 [2]

其中所言情、事之深沉曲折，揆诸现代学术著述撰述之“缘起”，实可与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相媲美。实际上，洪业对杜甫的研究应该还可以追溯到编纂《杜诗引得》时期。1940写就的《杜诗引得序》中，他已经表明了全面整理杜甫诗歌与生平的旨趣。在总结了杜诗流传刊刻的重要版本之后，洪业认为：

然杜集之编订，岂已臻至善，而学者固可辍笔哉？间尝论之，考订《杜诗》之事有三：一、搜辑其诗也，宋人诸本已为之矣，后人无以复加焉；二、校勘异文也，黄伯思之校本既不传，而钱谦益之校本又不可据，此后人不可不更勉力焉者也；三、考本事、注典故，以解篇意，此清人已优为之，顾多辗转钞录，鲜覆核原书，此后人尚可改良者也。……然则三事中，尚有二事可为，故谓今尚宜有《杜诗校注》一书。……有《杜诗校注》一书如此，庶可以上对古人、下诏来学，丝毫无遗憾矣。然而谈何容易！一则书不易得，上所举宋、元人编订之本八种，其半尚在秘藏，安得有人影印而传布之，此尚有待于将来者也。二则工具不足，校注《杜诗》必欲得杜甫所习用之字句、《杜诗》中所复见之名物，而前后参照焉，杂书引《杜》则简举篇名，或仅录一句，或仅摘二三字，学者必欲知其各在集中何处；然《杜诗》篇数，千四百馀首，《杜集》各本之都宜检校者十有馀种，而编次卷第又多不相同，校者将望而生畏焉。欲救此弊，故引得编纂处有《杜诗引得》之编制也。……他年如果有新本《杜集》，如业所议之《杜诗校注》者，则今《九家注》本，并《引得》，并《编次表》，并业此序，皆筌蹄可弃也已 [3] 。

很明显，《杜诗引得》的编纂，只是为了覆核、校勘异文的便利，为最终全面整理杜诗、编就集大成性质的《杜诗校注》作工具性的准备。尽管洪业构想中的《杜诗校注》最终未能形成，但是在撰写《杜甫》一书过程中，《杜诗引得》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洪业以回答学生提问的方式，展示了如何通过《引得》的检索功能来判断汉学家杜诗译本中的伪赝之作。而《杜甫》一书中应用《杜诗引得》进行排对、校核、辨伪的例子随处可见。可以说，尽管洪业因撰写《礼记引得序》获得1937年巴黎的茹理安奖金而享誉学界，但在哈佛—燕京学社编纂的诸种《引得》中，《杜诗引得》恐怕才是洪业最具个人关切的一种，因为它的编纂寄托了洪业自身的阅读情感与撰述规划，是其杜甫研究的真正学术起点。以这样的背景来观照《杜甫》一书的写作，才能见出此书在洪业生命中渊源深长的重要性。

然而，此书自1952年出版以来，竟从未被译为中文介绍回杜甫和洪业的祖国。这大概有两个原因。1952年哈佛出版此书时，政权易帜，港台地区惊魂未定，尚无暇顾及学术著述译介；等到八十年代以后大陆开放，九十年代西方汉学著述翻译热兴起，而洪业先生早已于1980年遽归道山。《杜甫》一书出版时间既太早，题目又不够前卫热门，著者也已寂然于世，自然就无人问津了。2008年下半年，我到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作访问学者，观览一干汉学著述，及至展读此书，只觉胜义纷然、生气满纸，惊讶于此前国内学界对此书甚少关注，遂有译介之意。后来作了一番调查，才知道此书迄今为止仍被公认是英语世界中关于杜甫的最重要著述。其实，在2006年，当时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的陆扬教授在《中日中国文学史研究情况对比的一点浅见》一文中就指出：“对杜甫的研究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成果是洪业先生的两大卷杜甫传，但偏偏是这部著作，在中日都没有能产生影响。”这一状况的产生，自然跟缺乏中文译本大有关系。以我的阅读体会，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可与陈贻焮先生完成于1988年的三卷本《杜甫评传》并称东、西方杜甫研究的杰构。当然，堪称汉语著述中杜甫研究集大成之作的《杜甫评传》完成的时间晚于洪业《杜甫》，时光流逝，学术进步，将两书作“关公战秦琼”似的对等比较，对洪业先生来说有点不公平。而且《杜甫评传》字数百万，篇幅远远超出洪书，在细节上更趋于细腻深入，后出转精，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尽管如此，《杜甫》一书仍时时闪烁着洪业探赜索隐、戛戛独造的智慧光芒，更流露出他缅怀故国的厚貌深情。

试举数例，以见一斑。杜甫现存最早的诗是哪一篇？诸家往往以杜甫漫游齐赵之际的《登兖州城楼》为现存杜集中最早之作。而洪业先生别有创见，认为《夜宴左氏庄》是杜甫现存最早的作品，他说：

二十年前，我遵循前人注释，认为杜甫在712年至735年的诗歌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我改变了这个观点，将此诗系年于735年。因为诗中提到了吴地方言（“吴咏”），这使我相信此诗作于东南游历时期。它甚至可能是735年之前写的。杜甫“检书”、“看剑”也许跟他即将返回、准备科举考试有关。

洪业进一步将此诗与杜甫晚年回忆吴越之行的《壮游》相互对应，加以发挥：

这次南方的游历可能花了好几年时间。杜甫甚至想沿着扬子江顺流南下。他还雇了一条船，希望能航行到东海的扶桑岛。但最终不得不放弃了。为什么？难道是家中来信催促他回去，以便准备州郡和全国的贡试？在一切事务中，似乎只有这件事情有足够理由使得他在735年的晚些时候回到长安，参加736年春京兆为选拔参加全国贡试的乡贡进士而举行的解试。

在诗歌竞赛中，蜡烛常常是为了标志时间底线。剑也许是传家之宝，可能还是诗歌吟咏的主题。在诗歌用事中，作为惯例，书、剑常常指一个人做好准备要为他的国家贡献自己的才学与力量。公元前五世纪，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他放弃了对他非凡功业的一切报酬，驾着一叶扁舟离去，从此再没有回来。苏州、杭州和附近州郡的吴方言与首都以及其他北方地区的方言有很大不同。因为杜甫在南方已经游历了好些时候，也许有几年了，他可能已经学会了足够多的吴方言，能够理解吴咏——换句话说，能确切地了解并被范蠡功成身退的故事打动。我们的诗人是否已经想到了科考之后进入仕途的机遇？这次原计划中的浮海之航因科考而被迫推延到不可知的将来，他是否为此感到遗憾？我倾向于认为，如果将此诗系年于南方游历结束的735年暮春，它将变得极富意味。

对《夜宴左氏庄》的这一读解令人耳目一新。日本学者就指出，洪业《杜甫》一书“创获之多，近古莫比。如以《宴左氏庄》诗定为游吴时作，心得之说，碻不可易” [4] 。

又如，杜甫初次参加科举考试在哪一年？诸家多将杜甫首次参加科举的时间定在孙逖知贡举的735年，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亦然。而洪业将其定在考功员外郎李昂知贡举的736年，这一年在科举史上很有名，因为发生了举子与主考的冲突，此后朝廷觉得考功员外郎知贡举“位卑而权重”，就改为由礼部侍郎主持了。洪业先生的编年理由是：

杜甫某句诗曾透露，他在这次人事变动之前就已经参加了科考（“忤下考功第”）。他还进一步说，这次科考失败之后，他曾经“快意八九年”，之后才于745年再次返回长安。我们这里把此次考试的时间放在736年，而不是通常的735年。杜甫没有通过科考。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倾向于相信我们的诗人因为上述事件被惩诫了。

这解释颇令人信服。尤其是注意到了“忤”字与736年科举风潮的关系，并用以解释杜甫落第的部分原因，不能不让人叹服其别具只眼。洪业在此书《引论》中说：“中西诗歌最显著的不同，是中国诗歌普遍的简短。中国诗人仅仅提笔写下迷狂和灵感的最高体验。戏剧能够繁复，故事可以细腻；而在诗人看来，这些细节应该尽可能留给读者去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有时候，洪业也通过对诗歌的翻译来传达其独到的理解，例如《赠李白》：“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洪业指出，此诗“常常被误读和误译。汉语中的诗歌语言总是很简洁，人称代词一般都被省略。这里，不能够加上第二人称，否则看上去好像年长的诗人被当作一个顽劣孩子一样被斥责”。因此，其翻译是：

Autumn again，we are still like thistledown in the wind. Unlike Ko Hung，we have not found the elixir of life. I drink，I sing，and I waste days in vain，Proud and unruly I am，but on whoseaccount？”（“又到秋天，我们依旧像蓬草般飘荡在风中。我们未能如葛洪一样，找到长生的丹药。我痛饮，我狂歌，我白白浪费了每一天。我如此桀骜而不守规矩，这又是为了谁呢？”）

聊聊数语，举重若轻，自成一家之言，足以破宋人以来的纷纭聚讼。又如，杜甫初次授官，被任命为河西尉。河西的地点在杜甫研究史上曾经是一个颇多争议的问题。洪业的解释最为妥贴。在撰写《杜甫》一书的引论中，洪业就指出：“在重建杜甫生平的过程中，我严格使用当时的地名。在杜甫的时代，一个地名一般都经过三次更改。这些更改及其日期、加上地名的今称，都可以在索引中找到。”因此，河西的位置也就迎刃而解，“在唐代，不同时候有好几个地方叫做河西。杜甫被任命的这个地点很明显属于黄河西岸的同州辖区。760年，此地改名夏阳。位于今郃阳东13英里处。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2，11b；《唐会要》卷70，18b；《旧唐书》卷38，15b；《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690页，‘夏阳’条。从奉先往东北方向到河西有50多英里”。

莫砺锋先生在其《杜诗讲演录》中评论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研究的细致深入时举了一个例子，即陈书解释了杜甫从凤翔回羌村途中的步行与骑马问题。而洪业早就解决了这一问题：

9月18日，我们的诗人离开凤翔。向东北方向的三川进发的旅途大概路程是215英里。一名朝廷官员通常可以使用政府的驿马；但是《徒步归行》一诗表明杜甫不得不至少步行头73英里，抵达新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邠州，在那里，我们推测，李（嗣业）将军给了他一匹马。当杜甫写《玉华宫》的时候，他已经走完了回家路程的三分之二还多。

再如对杜甫一篇很少为人注意的短文《杂述》的理解：

（745年）什么原因让杜甫不得不西归呢？当然，他并不知道，等待在他面前的将是十年蹉跎岁月。在东部，杜甫的思绪关注于修炼来世的隐者、炼丹求长生的术士。为何他要返回京城这个政治阴谋和竞争的漩涡中心？难道他的旅费花光了？或者西归有一些新的发展机会？我们实在没法知道。然而，在杜甫诗集中，有一篇名为《杂述》的短文。此文一定作于鲁郡附近的某个地方，时间可能就在745年秋天。

……（按：此处为《杂述》全文，略去不引）

除了张叔卿，这里提到的其他人将在后面的章节出现。薛据在731年通过了科举考试，岑参则是在744年。他们在当时已经是文学名家，并且毫无疑问担任了官职。我们的诗人是否已经深切意识到，除非一个人在京城取得有效的成功，否则很难依靠地方权贵的关照来维持生计？这可能是杜甫回到京兆的真正原因。

杜甫何以于745年西归长安？历来无达诂。洪业此说乃是我所见到的最具“证据性”说服力的阐释。这需要熟知杜甫同时代人的具体情况，才能敏锐地意识到薛据、岑参等人的中举年份与745年之间的联系。真是目光如炬！这种对问题的敏感，其背后是饱览、熟谙，纵横捭阖的联系能力，以及天马行空而操纵自若的想象力。洪业眼光的独到还表现在，他的研究视野极其开阔，总是能想到其他研究者从来未曾想到的问题，而不仅仅限制在文学研究的界限之内。例如，他谈到杜甫青年时代漫游的经济来源问题：

为了计算737年杜闲一家的经济状况在整个唐帝国当中的层级，我采用了25年后一次廷辩的某些论证（《新唐书》卷54，11b—12a），其中认为每人年平均的谷物消耗量是7.2斛，这是其生活资料总量的三分之一，其他的东西包括衣物、社会及其他消费。据说，每亩地年产谷物约二分之一斛，而普通农业家庭的人口是7人。因此，一般农业家庭的年消耗量是151.2斛，需要土地302.4亩。据《新唐书》卷52（2a—b）记载，一个七口之家的所得土地是260亩，如果加上40亩继承来的土地，则是300亩。杜闲作为官员，其家庭还可以免除租赋劳役。官员俸禄是随官阶变化的。作为兖州司马，杜闲可以获得两份土地，一份700亩，任期内占有，一份800亩，终身拥有。他每年获得两种俸禄，一是320斛谷物，一是110 400枚铜钱。他还能享有25名仆人的免费服务。如果他用货币折算这些仆人的服务，那他还可以获得额外的49 000枚铜钱。如果把钱币都折算成谷物（普遍价格是每斛130钱，尽管那时在偃师是每斛30钱），并假设土地租金是收益的三分之一，我们认为在杜闲的320斛谷物俸禄之外他还能额外得到1 476斛。总数是1 796斛，这是一般家庭收入的11倍。这个计算当然是粗略的。但是它足以表明杜闲完全能够资助杜甫的生活开支。

这个计算还没包括当地政府提供给杜闲的房舍——或者马匹，办公费用，以及其他特权和服务。我们还没有算上杜闲从父祖那里继承来的土地和财产，以及他自己的积蓄和投资；我们猜测他从这些资源中获得的收益足够负担生活在汴州（陈留）的继母卢氏，以及她的孩子，可能还有杜闲的两个寡居的弟妹。杜闲在兖州的家包括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许现在有五个孩子。让我们推测他有五个奴仆，依靠他的收入生活。因此，兖州家中应该有十二个人，但杜闲的收入足以负担这个数目的好几倍。当然，他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大儿子杜甫的旅行费用。

从经济层面去理解诗人生活，这种眼光不但在杜甫研究中首屈一指，即使置诸迄今为止的古代作家研究领域，也带有垂范意义。更不用说其推断、论证的精细了。杜甫告身的问题则体现出洪业从唐代文书体制的层面进行文献辨伪的老到眼光。

早在十七世纪，据说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的告身就被发现了。钱谦益给出了这份告身的形制和文字（卷2.4a）。告身的日期是757年6月7日（“至德二载五月十六日行”）。这意味着杜甫的任命是在房琯被贬谪之后六天，而他抵达凤翔可能是在6月1日之后。且不论学者对这一告身的普遍接受，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一件赝品。不必讨论唐代文书的细节问题（参见Niida Noboru，To-So horitsu bunsho no kenkyu，Academy of Oriental Culture，Tokyo institute，1937，pp.793ff），我们可以拿这件告身与韦济的拾遗任命相比较，韦济告身见于《文苑英华》（1000卷，987，1567）卷383.5b；作伪者对唐代用法的无知立刻昭然若揭。此文并未提及杜甫从前的官职，而是一开始就说“襄阳杜甫”！而且，在现存杜甫集子中有一篇《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感谢皇帝宽恕自己免于审判，写作时间是757年6月21日，在署衔时杜甫在自己的官衔前用了一个“行”字，这在唐代的文书用法中表示他现在的官阶要高于左拾遗（参见《旧唐书》卷42.3b；《新唐书》卷203.3b）。而作伪者依照某些无知编纂者的修订，将“行”改为“行在”，把杜甫任命为“行在左拾遗”！

此说证据确凿，可为定案。大概因为未曾翻译的缘故，洪业此说不为国内学界所知，即使是陈贻焮先生《杜甫评传》也还沿用钱谦益根据伪赝的杜甫告身而得的结论 [5] 。类似的文献辨伪不乏其例，如指出河北第一博物馆（天津）在1934年出版的《河北第一博物馆画报》第57期刊载的出自巴郡南山的拓片“杜甫《严刺史武作重九日南山》”为伪作，并从《巴州志》（1833年）卷8中找出题为“万刺史诗：《重九日南山》”的同样文本，从而证明此诗是一位生活在1195年之前的姓万的宋代刺史的作品。并且洪业还指出，在《巴州志》卷5、卷8、卷10中还收有这位万刺史的其他诗文。我查阅了《全宋诗》，其中没有收入洪业提及的万刺史的其他一些诗作，可见洪业先生的这条考证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完成的《全宋诗》也不无裨益。

当然，《杜甫》一书体大思深，智者千虑，手不及心，偶尔出现小小笔误，或者也会有个别考虑未稳的地方。例如第三章说到“杨贵妃有三个从兄，一个娶了皇帝女儿，做了驸马；一个做了皇帝的侍御史，身居从第四品上阶的高位”，据两《唐书》载，杨玉环从兄杨铦任鸿胪卿，杨锜任侍御史，为太华公主驸马。这里的叙述把杨锜的官职误任给了杨铦。又如《杜甫》一书中有一个大胆的假设，杜甫晚婚，婚期是752年。洪业认为：

杜甫在远房堂弟家度过除夕之夜这件事颇能反驳他在752年之前成婚的假说。而且，751年杜甫四十岁时，尽管出身于良好的缙绅之家，但却穷困潦倒，并无仕途前景和固定收入，倒是经常酩酊大醉，想要一个人浪迹天涯，去遥远而不可企及的地方。这些可能都妨碍他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姑娘成婚。到四十一岁，情况有了可观的变化。突然之间他声名大噪：三大礼赋打动了皇帝陛下！不错的任命、稳定的收入想来没有问题，如果再娶得佳妻，他一定不会再想浪迹四方，他甚至还可以节制饮酒。媒人们忙碌起来了。肯定有一些漂亮的良家女子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耽误了青春，尚待字闺中。

他举出一条最重要的证据：

杜甫后来的诗篇显示他是一个情感十分深挚的丈夫和父亲，当他和妻儿分离时，他的诗中也总是洋溢着思乡的情怀。杜甫从745年至752年的作品中对家庭完全保持缄默，只有一首短诗（《一百五日夜对月》）是例外——这首诗我系于755年……

要让这条证据发挥作用，那首短诗《一百五日夜对月》的系年及其解释成为关键：

杜甫的这首爱情诗一般被系于757年春天。我发现有误，因为这一年的寒食夜里，天空中只有半月，但是诗中提到了满月。在杜甫一生中只有三次满月的寒食之夜：747年，755年和763年。763年杜甫和家人在一起。747年，他很可能尚未成婚。因此，我将此诗系年在755年4月1日。

在陈毓贤《洪业传》和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中，都提到过一本对他影响很大的《蚀经》（Th. Ritter V. Oppolzer ，Canon der Fiinsternisse（Denkschr. D. Wiener Akad. D. Wiss.，math. Kl.，Bd. 52，1887））。洪业说：“西人有著《蚀经》者，上自公历纪元前1208年，下及公历2161，举上下三千馀年共八千日蚀而表列之，细计每蚀之起讫，图绘见蚀之地域；凡考史者取征焉。” [6] 洪业对《一百五日夜对月》的系年，就是用的与《春秋经传引得序》中相同的天文历法考证。但是，符合该诗天文历法特征的日期有三个，排除了不符合其他因素的763年，那么还剩下747年和755年，而洪业选择755年、去掉747年的原因是“747年他很可能尚未成婚”。可是，一开始洪业为了说明“杜甫于752年结婚（疑问？）”，举出的证据是“杜甫从745年至752年的作品中对家庭完全保持缄默，只有一首短诗《（一百五日夜对月》）是例外”，为了解决掉这个“例外”，才引入天文历法的考证，现在当这个“例外”仍然可以在天文历法的验证下保持其“治外法权”的时候（747年也符合“从745年至752年”的要求），他却又用需要验证的问题的最初起点——“杜甫于752年结婚（肯定！）”——来否定这个“例外”。且不论洪业对杜甫婚期的假说究竟成立与否，至少就这一阐释过程而言，难免有些循环论证的嫌疑。奇怪的是，对此似乎从未有人提出过质疑。大概是因为婚期的假设叙述于第五章《故山归兴尽》的开篇部分，而《一百五日夜对月》的证明则出现在这一章的结尾部分，很少有人会将两者联系到一起进行考察吧。

再如谈到杜甫《酬高使君相赠》的尾联“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时，洪业认为：“杜甫答诗的最后两句也就可以相应地理解为退休并不真正是自己的最好选择，他还是希望以文学才能为皇帝服务，就像扬雄在汉朝所做的那样。”我认为，此处的“扬雄”似乎应该改为“司马相如”才对。因为，“草《玄》吾岂敢，赋或似相如”一联应该理解为：“我没有扬雄写《太玄》的能耐，但是在作赋方面或许能和司马相如一比高下。”这其中带有某种反讽意味。扬雄其人有“剧秦美新”之论，这种主动附逆之举是杜甫绝不会附和的。另外，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高于扬雄，扬雄的若干作品就是效法司马相如的。杜甫说过“赋料扬雄敌”，又说“臣之述作沉郁顿挫，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正好说明他心目中想要赶超的目标并非扬雄，而是司马相如。司马相如曾为汉武帝作劝百讽一的《子虚》《上林》《大人》诸赋和封禅遗表，这和杜甫作三大礼赋、《封西岳赋》无论在题材还是主旨上都极其相似，故杜甫有此语，恐怕其中既有自豪，也有自嘲，耐人寻味。

《杜甫》一书中还有一些提法，当时未觉不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今天看来就需要修正了。例如书中谈到李白时说“他被召到长安，授予了翰林院的职位，这是一种皇帝的私人秘书性质的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唐代翰林学士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 [7] ，我们知道李白担任的是翰林供奉，与私人秘书性质的翰林学士是差异很大的两种职务。

又如，第十章《何地置老夫》中提到杜甫在严武幕府中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他意识到严武幕府中有些年轻同僚对他怀有嫉妒”，但洪业并未进一步加以发掘。对这一问题，后来万曼先生有精彩的发挥，其《读杜札记》指出，幕僚中“和老杜不能合作的，便是老杜的从孙杜济”。万曼根据颜鲁公为杜济所作的《神道碑》得出结论：“严武再入蜀，便是和杜济一路由长安同来，杜济是行军司马，杜甫是节度参谋。所以杜甫从一入武幕，便感到不甚如意。” [8] 此说颇能启人之思。如果我们还记得杜甫在长安时期所作的《示从孙济》中披露出来的杜济对他那不耐烦的待客之道，可以想见两人之间早就有矛盾了。我的推测，这是性格气质和处事做派的冲突。杜济显然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干才，颇瞧不上老杜的迂阔而不切事情，更何况杜甫很可能还对他摆出从祖的资格，自然使他越发不能容忍。有时候，激烈的冲突反而来自原本关系更近一些的人。生活中往往有这样合理的意外。

和全书的博大相比较，些许瑕疵不足以损其全璧。求全责备，唯对事不对人。百密一疏，易地而皆然。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个不断积累和更新的过程，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曾说过：“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满，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决也。” [9] 日月流逝，学术渐进，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月旦铨评，可不慎欤？我译《杜甫》一书，觉得洪业先生以及他那一辈学者最不可企及者，在其笔端常带感情，而每能以史实为依托，发挥其想象力与价值判断。

第七章《万国兵前草木风》一开篇，洪业通过对11月16日诏书向四方传递速度的详细分析，论证了杜甫757年12月8日随驾返京的可能性。史学考证的能事已毕，他忽然笔锋一转，写到：

不，不能夺去杜甫的这段经历。就像写我们当代英雄乔纳森·温莱特将军（General Jonathan M. Wainwright）令人崇敬的经历，而把他于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上见证日本投降的经历抹杀掉一样。爱国精神是杜甫性格中杰出的一部分。在经受了这么多颠沛坎坷之后，757年12月8日这一天对杜甫来说一定终身难忘。我可以想象杜甫看到长安城前欢呼和哭泣的人群时是如何的喜不自禁、老泪纵横……我们完全可以说，长安光复之后的这几个月是我们诗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唉！就是太短暂了。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想象经历过侵华日军囹圄之灾的洪业的爱国激情！这种情感，在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小引》、冯友兰《贞元六书》诸序中也可以看到。洪业先生的考据名篇《破斧》的结尾同样带有这种想象力和价值判断相结合的深长意味。在几乎“涸泽而渔”了汉人以降对《破斧》一诗长篇累牍的诂训义释之后，他同样笔锋一转，指出“（‘我人’）其所指者为那些亲朋戚好为国捐躯长逝而不返者矣”。因此，归来者“虽都庆幸东征的成功，也许还觉得成功的代价已太重了。如果《破斧》一诗可让我们这样地来解释，那么，作此诗之人，比曹松早了一千九百年，已感觉得：‘一将功成万骨枯。’” [10] 这种“性灵”的解释使人在学理迷宫的曲折摸索之后，顿时有醍醐灌顶的畅快。正所谓彼可学而得，此不可学而得矣。

第十一章《夔子之国杜陵翁》中，洪业描述杜甫旅居之夔州的地理环境和生活状况：“一条褐色、闪着波光的奔腾大江，被两座山峰截断，八阵图在瀼口附近的西边，滟滪堆在东边，夔州城在南边……城池的西南侧位于从江上突然崛起的一块大岩石上。岩石上还有一座木制的建筑物，能居高临下鸟瞰大江和江岸的大部分区域。这可能就是西阁，在其上层也有为官方客人准备的住处……从766年仲秋开始，杜甫的很多诗篇都作于西阁，或者涉及西阁，或者描述在西阁上所见到的情景。这些诗篇都带有孤独的意味，没有提到家人和他在一起。似乎杜甫不愿意让官方的招待惠及自己的家人。他将家人留在瀼东郊外山麓边的房舍中，只时不时回去小聚。”然后他发挥说：

从《西阁雨望》一诗可以推断，西阁上层有一个带朱红油漆栏杆的走廊，走廊也许环绕这个建筑一周。可能就是在这个走廊上，我们的诗人饱览万象，倾听群籁，然后将它们写到这些诗篇之中，如《秋兴八首》《阁夜》。

我得承认，尽管非常熟悉《秋兴八首》，但是读到这里不禁击节，似乎对它们又有了新的阅读感受和理解。洪业先生一定深谙为文之道。试想，当诗人处于创作状态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能够凭栏高阁，寂然独处，胸中往事，眼底山河，内忧外患，相互激发，故国平居有所思，伟大作品在心中潜流暗涌而呼之欲出，这是何等境界！不过，文学创作和论著写作又不一样，后者更需要切磋砥砺，异论相搅，擘绩补苴，臻于完善。就这一点而言，据说洪业先生在哈佛论学的环境似乎稍觉落寞。还好，在寂寥之中，他有杜甫这样古道热肠的敦厚之人相陪伴，我们才有幸读到《杜甫》这本书。

1970年，晚年洪业写成《半部论语治天下辨》，其中一条注释，提到《论语》有一句“其未得之也，患得之”，苏东坡以为后半句有阙文，应当作“患不得之”。洪业先生走笔至此，忽然题外起兴，添了一句：“业案，苏东坡真聪明可爱。”这句对苏东坡的评价，心目中必然有林语堂《苏东坡传》在 [11] 。洪业读《苏东坡传》，觉得苏东坡“聪明可爱”。他写《杜甫》，这样描述诗人的性格：

据说诗人的生活通常由三个“W”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s）。其他诗人可能如此，但杜甫不是。杜甫的三个“W”是：忧虑（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s）……他为人一贯实诚可敬，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都是如此。

对洪业而言，《杜甫》也是他的发愤（worry）之书（words）、忧患（worry）之作（words），他以此书浇（wine）胸中之块垒。不妨说，通过对杜诗的研读和写作，洪业与杜甫相濡以沫，气息共通。因为《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一书，洪业成为杜甫的忠臣；因为一千四百馀首不朽诗篇，杜甫成为洪业的挚友。洪业写《杜甫》，认为杜甫“实诚可敬”；我译此书，对洪业先生的印象也同样如此。

曾祥波

2010年1月5日

[1] 洪业一直计划成书并已着手多年的《史通》笺释与翻译最终未能完成。参见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

[2] 此处及以下所引之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文字皆出自笔者译本，不再一一标明。

[3] 《洪业论学集》，第347—349页，中华书局1981年3月。

[4] 见洪业《我怎样写杜甫》，《南洋商报》1962年元旦特刊，香港《人生》杂志二四卷八、九期转载，1962年9月1、16日。见本书附录二。

[5] 《杜甫评传》上册，第35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6] 《春秋经传引得序》，《洪业论学集》第223页，中华书局1981年。

[7] 相关著述如毛蕾《唐代翰林学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傅璇琮先生的系列考论《唐德宗朝翰林学士考论》（与施纯德合写，《燕京学报》新十期）、《唐永贞年间翰林学士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1年秋之卷）等，以及马自力《翰林学士及其活动与中唐文学》（《国学研究》第九期）等。

[8] 《万曼文集》第652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原载《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62年1期。

[9] 《四库提要辨证》第48页，《二十世纪学术要籍重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0] 《破斧》，《洪业论学集》第375页，中华书局1981年。

[11] 按，余英时《试论林语堂的海外著述》提到：“据洪煨莲先生告诉我，这本书（《苏东坡传》）出版时（1947年）不能畅销，关键在于书名的‘Gay’字引起了误会。”（《余英时文集》第五卷《现代学人与学术》第46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