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术语与要籍解题

【诗经】 第一部诗歌总集。本只称“诗”或“诗三百”，至汉代被奉为儒家经典，始有此名。作者姓名多不传，可知者极少。约为周代史官采编，曾经孔子校订整理。收集自西周初（前11世纪）到春秋中（前6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共四万余字。另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笙诗”，只存篇名。其产生地域在今黄河、渭水两岸及江汉之北。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风”为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分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分“大雅”与“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为王室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这些诗篇，原皆为乐舞歌词，后乐舞失传，唯剩歌词，反映了二千五百年前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其中有周王朝祭祀天地神祇，追颂先王之德业，公卿列士欢聚宴饮，对外征伐用兵，亦有四时稼穑，民俗民情。抒发忧时之思、征戍之苦、离家之悲、劳逸不均之怨、苦乐不平之忿，或刺宫闱丑行，尤多男女恋歌，举凡男女相合之欢、夫妇室家之乐、弃妇悔恨之思、嫠妇悼亡之悲，皆见诸篇什。保存上古史料，则有西周典章制度，尤详于祭祀、祓禊、井田、租役，可补文献之不足；所录丰收饥馑、水旱地震、日月之蚀、天文历法、草木物候、鸟兽虫鱼，颇具自然科学史价值。其艺术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三类，多用重章叠句、双声叠韵，用词精练生动，语汇丰富，形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秦始皇焚书，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得以保存流传。早在春秋时期，不少篇章已流播人口，或作为外交辞令，或作为诲人格言。汉代将之奉为儒家经典后，作为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达二千年。在文学上奠定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与《离骚》同为中国文学之源，后代诗人墨客莫不受其沾溉。对其传注研究，后来亦成为专门学问“诗经学”，著作汗牛充栋。较有影响的有汉郑玄《毛诗传笺》、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宋朱熹《诗集传》、清陈奂《诗毛氏传疏》、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等。

【 三百篇 】 指《诗经》的篇数。后也用以代称《诗经》。孔子云：“《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司马迁云：“《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报任少卿书》）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诗本三千余篇，经孔子删削后存三百十一篇，其中笙诗六篇有目无诗，实为三百零五篇。“三百篇”举其成数。

【 葩经 】 《诗经》的别称。唐韩愈《进学解》云：“《诗》正而葩。”后世因以“葩经”代指《诗经》。如明徐渭《商大公子像赞》:“公子为谁，特专葩经。”

【 笙诗 】 又称“六笙诗”。指《诗经·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据《仪礼》记载，六诗在“乡饮酒礼”和“燕礼”中均用笙奏，故名。自汉代以来，六诗有目无诗。郑笺以为笙诗本有词，经战国和秦火而亡佚。宋代学者则认为笙诗本有声无词。朱熹《诗集传》:“《南陔》以下，今无以考其名篇之义，然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词明矣。”

【 国风 】 又称“风”。《诗经》类名。一般认为多是采自各地的民间歌谣，音乐上则反映了周代各诸侯国的地方乐调。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称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大部分是东周的诗，小部分是西周后期的诗。其中有的反映了先民的劳动生活，有的抒写了人民在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下的痛苦怨愤，有的以男女恋爱婚姻的悲欢离合为题材，有的以讽刺诸侯贵族的荒淫无耻为主旨，也有的表现了士大夫对时势的忧心。比兴的艺术手法在这部分篇章中运用得最多。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世将之与浪漫主义风格的代表作《离骚》并称为“风骚”。参见“风”。

【 小雅 】 参见P317。

【 大雅 】 参见P518。

【 周颂 】 参见P647。

【 鲁颂 】 参见P703。

【 商颂 】 参见P720。

【 周南 】 参见P3。

【 召南 】 参见P26。

【 邶风 】 参见P50。

【 鄘风 】 参见P88。

【 卫风 】 参见P108。

【 王风 】 参见P132。

【 郑风 】 参见P149。

【 齐风 】 参见P187。

【 魏风 】 参见P205。

【 唐风 】 参见P219。

【 秦风 】 参见P241。

【 陈风 】 参见P263。

【 桧风 】 参见P281。

【 曹风 】 参见P288。

【 豳风 】 参见P297。

【 正变 】 “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的合称。首见于《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正，指儒家理想的太平盛世；变，指时世由盛转衰，政教纲纪大坏。郑玄《诗谱序》以为，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时的诗为“正风”“正雅”，而周懿王、周夷王至陈灵公时的诗为“变风”“变雅”。马瑞辰则以为《风》《雅》之“正”“变”不以时间为界，凡讥刺时政者皆属“变风”“变雅”（《毛诗传笺通释·风雅正变说》）。

【变风】 指《国风》中作于周王朝政治衰乱时的作品。与“正风”相对。《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关于区分正、变的标准，郑玄《诗谱序》以为周懿王、周夷王至陈灵公时的诗为“变风”“变雅”；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邶风》以下的十三国风都属变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风雅正变说》则认为《风》《雅》正、变的区分标准是“政教得失”，而不以时间为界，凡讥刺时政者皆属变风、变雅。《诗大序》则强调了变风的特点：“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变而不失其正，正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体现。参见“正变”条。

【变雅】 指“二雅”中作于周王朝政治衰乱时的作品。与“正雅”相对。《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关于区分正、变的标准，郑玄《诗谱序》以为周夷王至陈灵公时的诗为“变风”“变雅”；孔颖达疏以为“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小雅’”；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小雅》自《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大雅》自《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风雅正变说》以为《风》《雅》正、变的区分标准是“政教得失”，而不以时间为界，凡讥刺时政者皆属变风、变雅。参见“正变”条。

【四始 】 始见于《诗大序》。《诗大序》在解释何为“风”“小雅”“大雅”“颂”之后，称“是谓四始，诗之至也”，以《风》《小雅》《大雅》《颂》为“四始”。孔颖达疏解曰：“郑（玄）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笺云：‘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然则此四者是人君兴废之始，故谓之‘四始’。”而《史记·孔子世家》则云：“《关雎》为《风》之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之始，此《诗》之四始也。”此说以《风》《小雅》《大雅》《颂》各自的第一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为“四始”，比较有理。陈奂《诗毛氏传疏》取《史记》之说，并谓“《风》、小大《雅》、《颂》，皆以文王诗为始”。另齐诗的“四始”说附会五行中的水火金木四行，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孔疏引《诗纬泛历枢》）以《大雅》之《大明》，《小雅》之《四牡》《南有嘉鱼》《鸿雁》四诗为“四始”，其说诞妄不可信。

【六诗】 指风、赋、比、兴、雅、颂。《周礼·春官·大师》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诗大序》则称之为“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郑玄经注谓风为“言圣贤治道之遗化”，赋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为“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为“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为“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为“颂今之德，广以美之”。孔颖达《毛诗正义》云：“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文之异词耳。大小不同而得并称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孔疏的三体三用说影响很大，后世多沿用之。也有人对之持不同意见，如近代章炳麟《国故论衡·六诗说》认为“六诗”是六种诗体。今又有人认为“六诗”应是一套对诗的表现形式作解释的完整理论，风、赋、比、兴、雅、颂六类，本是根据歌乐的表达方式的不同，即按风（直诵）、赋（吟诵）、比（和唱）、兴（合唱）、雅（配器乐）、颂（配打击乐和舞蹈）音乐性递增的次序排列，它说明的是诗的原始歌乐形态，当口头传唱的诗被记录成书面文本后，原来用以说明表述方式的六诗名称仍得以保存，但沿用下来的六诗的职能也因此发生了根本变化：赋、比、兴发展为表现手法，而风、雅、颂则成为区分《诗经》内容、体式的类名。

【六义】 参见“六诗”。

【赋】 《诗经》“六义”之一，《诗大序》将其排在第二位。郑玄注《周礼》认为赋就是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孔颖达《毛诗正义》指出：“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言事之道，真陈为正，故《诗经》多赋，在比兴之先。”朱熹《诗集传》也说赋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今人一般取孔、朱之说，认为赋是《诗经》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也有人根据上古诗乐舞合一的事实，从音乐文学的角度立论，认为赋的初义应是吟诵之诗。参见“六诗”。

【比】 《诗经》“六义”之一，《诗大序》将其排在第三位。郑玄注《周礼》认为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朱熹《诗集传》认为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即相当于比喻修辞格（有明暗，也有隐喻）。今人一般取朱熹之说，认为比是《诗经》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也有人根据上古诗乐舞合一的事实，从音乐文学的角度立论，认为比的初义应是合唱之诗。参见“六诗”“比兴”。

【兴】 《诗经》“六义”之一，《诗大序》将其排在第四位。郑玄注《周礼》认为“兴”是“以善物喻事”，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刘勰《文心雕龙》说“兴”是托物起兴，依照含意隐微的事物来寄托情意，“比显而兴隐”，并且指出：“毛公述《诗》，独标兴体。”钟嵘《诗品》则称“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谓“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朱熹《诗集传》又解“兴”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并说“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义”。姚际恒《诗经通论》对朱说后一点作了修正，认为：“兴者，但借物起兴，不必与正意相关也。”对“兴”的解释众说纷纭，反映出“兴”含义的复杂性。唐以后，“兴”更多与“比”合称“比兴”而不单独使用。今也有人根据上古诗乐舞合一的事实，从音乐文学的角度立论，认为“兴”的初义应是合唱之诗。参见“六诗”“比兴”。

【比兴】 《诗经》“六义”中的二义。汉经学家解《诗》，皆比、兴分言，南北朝时，文论家始将比、兴并称。刘勰《文心雕龙》有《比兴》一篇，专论比、兴艺术，提出“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纪讽”。钟嵘《诗品序》又以比兴与赋对举，指出“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专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唐人论诗，多标举比兴，意在发挥诗歌的美刺匡补、讽喻寄托作用，重点在强调诗歌的现实社会内容。宋代以后，比兴说成为诗论的核心之一，各家所论虽或偏重社会内容，或偏重艺术表现，但都将比兴理解为与直接叙述描写相对的，借比喻、象征等手法对某一特定内容所作的曲折委婉的表达。参见“六诗”“比”“兴”。

【南】 舞乐名。《诗经·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毛传：“南夷之乐曰南。”一说诗体名。清崔述《读风偶识》:“南者，诗之一体。”梁启超《释四声名义》也认为：“《诗·鼓钟》篇‘以雅以南’，‘南’与‘雅’对举。雅既为《诗》之一体，南自然也是《诗》之一体。”又一说古国名。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为“南为古国名”,“云周、召取风者，盖二公分治南国之地”。又一说乐器名。现代有学者认为，“南”本是钟镈一类的乐器，后衍变为乐曲名称。郭沫若《甲骨文研究》认为“南”即乐器“铃”。

【二南】 《诗经·国风》中《周南》《召南》的合称。共二十五篇。汉人认为“周南”“召南”均指地域；周南大致在今陕西、河南之间，召南大致在今河南、湖北之间。宋代有人据“以雅以南”（《小雅·鼓钟》）等诗句，认为“南”是诗之一体，而朱熹则认为“南，南方诸侯之国也”（《诗集传》）。现代有学者认为，南是一种类似钟镈的乐器，后演变为乐曲名称，故“南”是一种曲调。关于作品年代，《毛诗序》说产生于周初，现代有学者认为是在东周，也有人认为西周、东周的作品都有。参见“周南”“召南”。

【四家诗】 “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的合称。汉代传《诗》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是今文学派，西汉时皆立于学官，置博士。魏晋以后，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是古文诗学，较晚出，系私学相传，后盛行于东汉。魏晋以后，直到现在，通行的《诗经》即为“毛诗”。四家诗均在注释中力图宣扬儒家思想，但对诗之解释大同小异。清陈乔枞《四家诗异文考》可资参考。

【三家诗】 《诗经》今文学派“鲁诗”“齐诗”“韩诗”的合称。三家对《诗经》的解释十之七八同，十之二三异，西汉时皆立于学官，置博士。魏晋以后，三家诗逐渐亡佚。“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习者，至南宋亦亡佚，仅存《外传》。三家诗的遗说散见于魏晋以前的古籍中。清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范家相《三家诗拾遗》、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把三家诗的佚文大致收集无遗。

【齐诗】 《诗经》今文学派三家之一。汉初齐人辕固生所传。景帝时，立为博士。后传于夏侯始昌、后苍、翼奉、萧望之、匡衡、伏黯等。喜以谶纬说诗，以阴阳灾异附会时政。《汉书·艺文志》称辕固生曾为《诗经》作传，又著录《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等。至三国魏时皆亡佚。清人陈乔枞著《齐诗遗说考》，曾加辑释。

【鲁诗】 《诗经》今文学派三家之一。汉初鲁人申公（名培，或称申培公）所传。文帝时，立为博士。在三家诗中最为先出。申公受诗于浮邱伯，又以诗故训传授弟子。西汉时传授最盛，瑕丘江公、刘向、孔安国、司马迁、褚少孙等均治《鲁诗》。《汉书·艺文志》谓申公曾为《诗》作故训，又著录《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至西晋时皆亡佚。清人陈乔枞著《鲁诗遗说考》，曾加辑释。

【韩诗】 《诗经》今文学派三家之一。汉初燕人韩婴所传。文帝时，立为博士。此后传“韩诗”者有淮南贲生、蔡义等。《汉书·艺文志》著录《韩诗内传》四卷、《韩诗外传》六卷，另有《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南宋后仅存《外传》。清人赵怀玉曾辑录《内传》佚文，附于《外传》之后。清人陈乔枞著《韩诗遗说考》，曾加辑释。

【毛诗 】 《诗经》古文学派。相传为秦汉间人毛亨、毛苌所传。《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但称毛公，不著其名。东汉郑玄《诗谱》始称大毛公、小毛公。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始称大毛公为毛亨，小毛公为毛苌。《毛诗》自称源于子夏，用战国时大篆书写，取儒家政教合一之理，不杂谶纬神异、阴阳五行，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西汉时，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立于学官，而毛诗不得立，独为河间献王重视。东汉时，经学家郑众、贾逵、马融、郑玄均治《毛诗》，而郑玄《毛诗传笺》问世后，学《毛诗》者渐多。魏晋以后，今文三家诗渐次散亡或无传，独《毛诗》大行于世。唐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于《诗经》取毛、郑所传，从此《毛诗》为后世所宗奉。

【风】 《诗经》“六义”之一。《诗经》类名。《诗大序》云：“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其解说着眼于封建教化。朱熹《诗集传》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也有人据《诗经》内证和《左传》记事，认为风是地方乐调。今人多综合民俗歌谣、地方乐调立论。近代章炳麟《国学概论》演讲则说“所谓风者，只是口中所讴唱罢了”，梁启超《释四诗名义》也说“风即讽字，但要训讽诵之讽”。参见“国风”“六诗”。

【雅】 《诗经》“六义”之一。《诗经》类名。大多是周代朝廷上的乐歌。包括《小雅》和《大雅》，故又称“二雅”。共一百零五篇。其中《小雅》七十四篇，分七什；《大雅》三十一篇，分三什。“雅”本义为正，又与夏通，周王畿一带原为夏人旧地，周人有时也自称夏人，其地则称夏地，王畿为国之政治中心，其言为雅言，即标准语，称正声，“雅”就是正声乐歌。雅诗作者大多是统治阶层人物，但有小部分是下层人民。雅诗为何有小大之分，前人异说甚多。《诗大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朱熹《诗集传》云：“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清人惠士奇《诗说》则谓小、大雅当以音乐来区别，如律有大、小吕，诗有大、小明。《小雅》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时作品，反映了社会变革的现实；《大雅》的大部分和《小雅》的少数篇章是西周初社会比较繁荣时的作品。后期雅诗艺术上有很大进步，其篇幅较大，句法整齐，辞气畅达；且受民歌影响后，有些诗善用比兴，有较强的形象性。《大雅》中《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等，开后世叙事诗之先河。参见“六诗”。

【颂】 《诗经》“六义”之一。《诗经》类名。多为庙堂祭祀乐歌。包括《周颂》《鲁颂》《商颂》，故又称“三颂”。其中《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诗大序》谓“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玄笺谓“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阮元《揅经室集·释颂》说：“所谓《商颂》、《周颂》、《鲁颂》者，若曰商之样子，周之样子，鲁之样子而已。……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颂》均为贵族统治者的作品。其内容多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但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参见“六诗”。

【三颂】 《诗经》中《周颂》《鲁颂》《商颂》的合称。共四十篇。《周颂》篇目较多，分三什；《鲁颂》和《商颂》皆不足十篇，不分什。

【二雅】 《诗经》中《小雅》和《大雅》的合称。共一百零五篇。古文经学派以为此外另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笙诗，但有目无诗。雅诗多是西周王畿之诗，只有少数是东方诸侯国之诗。

【诗序】 《毛诗序》的简称。《诗经》今文学派三家诗都有序（据清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但久佚，而《毛诗序》独存。前人认为现存《诗序》有大、小之分。列于各诗之前解释各诗主题的为“小序”；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有一大段文字概论全部《诗经》，为“大序”。关于作者，郑玄《诗谱》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也有认为《大序》《小序》都是子夏所作（王肃、孔颖达），还有认为是诗人自作（王安石）。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的《诗序》提要及清崔述《通论诗序》可资参考。

【诗小序】 《毛诗》中列于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往往先列教义，从美刺立言，以见诗人之情；随附史事以明之，材料则多取自《左传》。其论各篇之主旨，除《颂》之外，《国风》一百六十篇中，美诗仅十六篇，刺诗七十八篇；《小雅》七十四篇中，美诗仅四篇，刺诗四十五篇；《大雅》三十一篇中，美诗七篇，刺诗六篇，故后人有“强分美刺”之评。朱熹云：“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朱子语类》）然《诗序》的讽刺之说于后人作诗多寄托、言于此而意在彼不无影响。

【诗大序】 《毛诗》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一段概论全部《诗经》的文字。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应自其中的“风，风也”句起。《大序》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揭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学】 对《诗经》及其研究史作阐释和研究的学科。先秦时的孔子诗教和孟子的一些论《诗》观点，为封建时代的《诗经》研究奠下了理论基础。之后历代的《诗经》研究大体包含了以下内涵：《诗经》的体制与性质，产生的地域与时间，最初的编订、流传与应用，孔子删诗说，“诗序”及其作者，诗与音乐的关系，总体内容与艺术特征及其分类，具体各篇的旨意与艺术形式，史料的考订辨析，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等的考证，传授流派与研究流派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这些内容基本上属经学、史学与文学三大范畴。由于历史与时代因素，封建时代的《诗经》研究较多地局限于经学范围，旨在为封建统治与儒家说教服务。自汉代始的两千多年《诗经》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汉至唐的汉学时期，宋至明的宋学时期，清代的新汉学时期和“五四”以后的新时期。汉代出现了四家传《诗》者：鲁、齐、韩三家为今文经学，毛亨的毛诗为古文经学。西汉武帝时，三家诗立，毛诗不兴；东汉时，郑玄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诗，使今古文合流；此后，毛诗盛行，三家诗渐趋衰亡。但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对立与论争还在继续。到唐初孔颖达完成《毛诗正义》（毛传、郑笺、孔疏），才正式确立了毛诗在《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六朝文人和唐代诗人分别从文学角度总结了一些《诗经》创作经验。宋代兴自由研究之风，对汉学的训诂、诠释尤其毛诗大小序，提出了怀疑与批评，其集大成著作是朱熹的《诗集传》，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重义理，略训诂，杂采毛传、郑笺，间取三家诗义，成为宋学的一大里程碑，其影响波及元明两代。清代考据学兴起，提倡复兴汉学，冲破宋明理学桎梏，斥宋学空疏，尊毛郑传笺和《诗序》，从而产生了新汉学；其中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对新汉学的建立颇有贡献。新汉学内部也展开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派的斗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等为古文经学代表，陈著是集大成者；魏源《诗古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是今文经学代表，王著是辑录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者。此外，清代还出现了不依附于汉宋学派、今古文经学派的独立思考派，姚际恒有《诗经通论》，崔述有《读风偶识》，方玉润有《诗经原始》。“五四”以后，经学彻底没落，鲁迅对《诗经》的一系列论述，开新时期诗经学风气之先。胡适对《诗经》的训诂、解题等提出过一些新见，但不免附会曲解之处。“古史辨”派学者对《诗经》做了大量辨伪、辑佚、考证工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扎实研究为其阐发认识《诗经》价值提供了充实的证据，其《诗经》今译，既开风气之先，又是新时期《诗经》研究的新尝试。闻一多的《诗经新义》《风诗类钞》等，显示了厚实的学问功底和敏锐的识见，同时开创了用新训诂学与民俗学研究《诗经》的路子。朱自清《诗言志辨》功力深厚，精见迭现。陈子展在50年代与80年代先后出版《国风选译》《雅颂选译》和《诗经直解》，是近四十多年来的重要诗经学著作。这一时期，余冠英《诗经选》、张西堂《诗经六论》、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高亨《诗经今注》，以及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向熹《诗经语言研究》等，均各显特色，具有一定价值。1993年成立了中国诗经学会，举行学术研讨，定期编辑出版《诗经》研究丛刊，《诗经》研究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新世纪后，《诗经》研究更生机勃发，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选题范围不断扩大。研究对象往往打通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文化的界限；研究方法注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纸上文献与新出土文献相结合。在《诗经》与先秦典章制度与文化研究、《诗经》的文学理论研究、《诗经》的作者和成篇成书研究、《诗经》的接受和传播研究以及《诗经》的综合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成果遍及海内外。

【温柔敦厚】 指诗歌创作立意措辞委婉含蓄，中正平和。语出《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颖达疏曰：“温，谓颜色温润；柔，谓性情和柔。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曰温柔敦厚，诗教也。”这一主张要求作者本着不与礼义相悖的宗旨去写作，既注意发愤抒情，以讽其上；又须止乎礼义，委婉温和。是儒家诗教的主要内容。

【诗教】 诗论术语。本指《诗》的教化作用，后指文学创作所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语出《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本就《诗经》而发，指三百篇之作传播众口，人受其教，积久而致温文尔雅，淳朴敦厚。汉代以来儒家正统派人士即据以为口实，对一切文学创作提出主文谲谏、无违礼义的要求。

【兴观群怨】 指诗的四种社会作用。语出《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中“兴”指引譬连类，感发意志；“观”指观察风俗，考见得失；“群”指群居切磋，使和而不流；“怨”指以诗寓怀，怨刺上政。在此以前诗歌言志、美刺和观风俗、知民情的作用已被人认识，但孔子首次全面系统地作出理论阐述，既指出诗歌有认识风俗盛衰和批评时政的功能，又强调它所特有的启迪陶冶人的情操，使之互相砥砺，增进修养的作用，概括了诗歌的认识、教育和美感作用，故为后世旨趣不同的论者接受。

【美刺】 指文学创作的褒美良善和讥刺丑恶作用。诗歌创作的这两种作用，早在《诗经》中就有明显体现，后孔子提出“诗可以怨”（《论语·阳货》），又明确指出诗可用来批评时政，表达民情。而以美刺二端论诗，更是汉代儒者特点。《诗大序》以“美盛德之形容”释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释风，即是显例。

【思无邪】 指《诗》所表达的情志符合传统道德礼仪规范。语出《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本专指《诗经》内容不涉邪僻，后世论者如汉儒、宋理学家，从维护正统道德礼仪规范出发，突出强调无邪的政治属性，提出类似“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的要求，给文学创作套上了封建礼教的枷锁。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指文学表达佚乐而不至过当，哀怨而不至悲伤。语出《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前，吴季札观乐鲁国，已以“乐而不淫”“哀而不愁”论《豳》和《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为孔子所本。孔子认为，《关雎》一诗写男女情爱，欢乐时钟鼓琴瑟，悲哀时寤寐反侧，虽极尽其情，但不涉于淫放，得中正和平之意。这一评价，与“无邪”和“温柔敦厚”的要求相通。

【郑卫之声】 原指春秋时郑、卫民间俗乐多涉男女情爱，后借指一切浮靡讹滥的文艺作品。语出《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郑卫之声本是民间新起的音乐，曲调轻松婉转，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为大多数人所喜闻乐见。孔子从自己崇尚古制的趣味出发，以为当行三代之礼，听《韶》《武》之乐，而郑卫之声侈溺讹滥，有违典重高华和正闳广之旨，故应予以废斥。汉代以下，历代正统论者援以论文，不但指实《诗经》中《郑风》等为淫，并用以否定一切反映现世生活特别是爱情生活，形式新巧、音调缠绵的文艺作品。

【断章取义】 亦作“断章取意”。谓引用《诗经》述志时，只截取于己适用的片断，而不顾及全文和原意。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盟会赋《诗》或学者著述引《诗》，常根据需要截取其中的某些片断，以应实用。清魏源《诗古微·毛诗义例》谓：“赋《诗》与引《诗》者，《诗》因情及，虽取义微妙，亦止借词证明。盖以情为主而《诗》从之。所谓兴之所之也……则不必拘所作之人，所采之世。”清沈德潜《〈古诗源〉例言》亦云：“《诗》之为用甚广。范宣讨贰，爰赋《摽梅》；宗国无鸠，乃歌《圻父》，断章取义，原无达诂也。”于此可见当时言情达意，自己并不另造篇什，而是简单地从《诗》中截取，几成风气。

【以意逆志】 指从作品的实际内容去推求作者的创作意图。语出《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有人曾将此语解为“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赵岐《孟子注疏》），其实，孟子原意是要人勿拘执作品中个别字句的表面意思，而要从全篇实际内容出发论诗，目的在于“以古人之意求古人之志”（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

【诗无达诂】 诗论术语。指《诗经》中作品的旨意本无明确固定的解释。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董氏从先秦时人赋诗言志多断章取义的实际情况出发，认为要自由表达旨意，可不顾原诗题旨，对《诗》作任意的引用和发挥。由于其全然不理会原作本旨，说诗不免有主观随意之弊。但此说也有其合理成分。唐宋以来，论者要求读诗解诗切勿拘执一端，附会牵强，如谢榛《四溟诗话》所谓“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叶燮《原诗》反对“一一证之实事”，沈德潜《〈唐诗别裁〉凡例》谓“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斯为得之”等，皆本其意而发挥，不失为通达之论。

【风教】 指诗歌的风化教育作用。语出《诗大序》:“《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目的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后人多沿循其义，谓文学创作当有助于教化；而“更尚文词”“竞骋文华”，被称为“风教渐落”（李谔《上书正文体》），可见其影响深远。

【 发乎情，止乎礼义】 指文学创作率性任情而发，但不应越出传统道德礼义规范。语出《诗大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意指《诗经》中那些反映周室中衰、刺怨相寻的作品，既多批判锋芒，又不违背正道。汉以后论者将之用于诗文批评，对文学创作的内容提出了道德要求。【主文而谲谏】 指以相应的文辞婉言讽谏。语出《诗大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主张依违讽谏，用含蓄委婉之辞和比兴寄托之法，在不违反封建礼义、等级制度的情况下，表达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其意义不仅在于论《诗》，还被后世历代论者用为文学须为封建政治服务的理论依据。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具体体现。

【吟咏情性】 指文学创作要抒发人的思想感情。语出《诗大序》:“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毛诗序》作者论诗，既承旧说，讲“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强调诗歌应该抒写情性，从而把言志和抒情统一起来，反映了汉代人们对文学本质特征认识的深入。以后陆机讲“诗缘情而绮靡”（《文赋》），刘勰讲“诗者，持也，持人情性”（《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讲“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诗品序》），皆由此而来。

【采诗】 关于诗的来源的一种说法，认为诗是由周王室派专门官员到各地收采而来。周代时保存着这样一项上古传存下来的制度：王朝派出官员到各地采集民间歌谣，以使王朝能观民俗，知下情，这种制度称为采风。班固《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献诗】 关于诗的来源的一种说法，认为诗是由列国在各地征求后献给周王室的。何休注《公羊传·宣公十五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子六十、女子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

【陈诗】 周代公卿士大夫以诗进谏的一种制度。《左传·襄公四年》云：“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诗经·大雅·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诗经·大雅·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诗经·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这些记载都表明西周确有公卿士大夫陈诗进谏的事实。

【赋诗】 春秋时代诸侯士大夫常在各种社交场合背诵《诗》，借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情感，称赋诗。《左传》引《诗》共一百三十四处，其中关于卿大夫赋诗的共三十一处。赋诗被用来规劝君主，讽刺对手，小国的大夫更通过赋《诗》来讨救兵，解纠纷，向敌国示威。作为一种政治、外交才能，赋《诗》十分重要，不懂得赋《诗》，便会失仪出丑。故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删诗】 关于《诗经》的编纂整理的一种说法，认为今本《诗经》是由孔子删订编选而成的。《论语·子罕》曾记孔子自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则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正式提出孔子删诗说。唐代孔颖达疏对此表示怀疑，宋代持异议者更多。今人一般认为孔子整理删定过《诗经》，但究竟删削了多少古诗，具体的编订情况如何，则无法确知。也有部分学者仍认为孔子没有删诗。

【逸诗】 指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之外的同期诗作。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将古诗三千余篇“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删订成今本《诗经》。逸诗可能就是《诗经》编订者未采录的古诗，也可能是《诗经》编订者未及见的古诗。见于先秦经、子典籍中的逸诗约有数十处，近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较全。

【 什】 《诗经》的《风》《雅》《颂》三大类中，《风》分成十五国风，《雅》《颂》则基本十篇一组，称为“什”。《小雅·鹿鸣之什》毛传：“歌咏之作，非止一人，篇数既多，故以十篇编为一卷，名之为什。”每什的命名则以该什的第一篇篇名拟之。其中《小雅》之末什《鱼藻之什》收十四篇，《大雅》之末什《荡之什》收十一篇，《颂》之末什《闵予小子之什》收十一篇，皆为特例；《鲁颂》《商颂》不足十篇，故无“什”之划分。

【叶音说】 宋代《诗经》研究者创造的一种诵读《诗经》韵脚的方法。《诗经》的语言音韵属上古语音系统，韵部、声纽都与宋代使用的标准诗韵《平水韵》差异很大，用当时的语音去读《诗经》诸篇章，自然押韵不能和谐。宋人不明古今语音不同之理，以为《诗经》许多地方押韵和谐，只有少数地方不和谐，只要临时将押韵不和谐的韵脚改读他音就能求得和谐，这就是“叶音”（“叶”同“协”）。朱熹《诗集传》是采用“叶音说”的代表作。如《召南·行露》第二章“家”注音“谷”，第三章“家”又注音“公”。明末清初古音韵学勃兴后，顾炎武等对《诗经》音韵作了仔细研究，叶音说因为穿凿无据而为人所弃。

【韩诗外传】 西汉韩婴著。今本十卷。三百十章。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婴曾撰《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南宋后仅存《外传》，清赵怀玉辑《内传》佚文，附于本书之后。是书汇集旧闻传说，先讲故事，后引《诗经》句子作证，以诗明故事，而非阐发诗旨，与经义无关，类似诸子百家之书。大旨评论风气厚薄，政治得失，培养情操，开发知识。所载前人嘉言懿行，多具教育意义。保存先秦史料，颇有参考价值。为研究西汉今文诗学的重要资料。其中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逼真，论说犀利明快，言语简洁清丽，多用比喻。

【毛诗故训传】 简称《毛传》。西汉毛亨著，东汉郑玄《诗谱》以为鲁人大毛公作。三十卷。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以为毛亨作，《后汉书·儒林传》谓毛长（《隋书·经籍志》作毛苌）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三十卷。今本同。大旨崇王化，尚诗教，温柔敦厚，不取谶纬神怪。各篇之前，分缀《诗序》，传文与之多合。此书所言，制度与三《礼》合，事实与《尚书》《左传》《国语》《孟子》合，发明意旨同《荀子》。训诂多本《尔雅》，有益于考据者不少。章首标明赋比兴，尤详于兴，辞章家每有所取。西汉古注，存者无多，后得郑玄作笺，相得益彰。为汉学重要文献。

【毛诗传笺】 简称《郑笺》。东汉郑玄著。三十卷。以《毛传》为主，兼采今文三家诗说，加以疏通发挥，以阐扬儒学。《毛传》只限训诂，过于简略，此书既释字义，又讲文理，且通贯章指，足以补其阙漏，发明隐微。如见《毛传》不合经文，则用三家之说，或出己意，以纠其失，有数百处之多。然亦有不及《毛传》精当之处。诗人本诸性情，郑笺几无发明。拘泥于《诗序》，尤为明显。承《毛传》之误，亦时有所见。且有自造之误。说“兴”多与“比”混。然此书一出，“毛诗”日盛，三家诗遂废。尤能与诸经注相沟通，两汉《诗》学，荟萃于此。

【诗谱】 东汉郑玄著。一卷（一作三卷）。《诗》三百篇，非作于一时，郑氏据《春秋》与《史记》年表，纂为此书，篇按时代先后，排列世次，点明其缘起及部分作者，颇有益于理解诗义。书前有序概述源流，有如《诗经》大纲。唐孔颖达《正义》列此书于前，原本已失传，而《正义》所载，亦有缺脱。北宋欧阳修得残本，更加参订，为《诗谱补亡》。清人戴震、吴骞、丁晏、胡元仪都曾从事过《诗谱》的考订和辑补工作。此书与《毛诗》篇次，除《国风》小有出入外，余皆一致。

【毛诗正义】 简称《孔疏》。唐孔颖达著。七十卷。主要阐释《毛传》和《郑笺》，汇集魏、晋、南北朝学者的《诗经》研究成果。然由于此书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因而也承袭了毛、郑注解中的一些错误与曲解。《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融贯群言，包罗古意”。故仍不失为唐代研究《诗经》的集成之作。后人将之与《毛传》《郑笺》并称，名为“孔疏”。唐代列为官书，明经科取士、考试谨遵此书，故影响极大。

【诗本义】 宋欧阳修著。十五卷。不录经文，皆作论体。前十二卷论诗一百余篇。先论《诗序》及毛郑是非，后述篇旨。卷一三《一义解》，凡二十节，各举一篇，解其一义。卷一四为《时世论》等杂论五篇。卷一五《诗统解》六篇，明经之统要，以益《毛传》之略，而志《郑笺》之妄。自来说《诗》，皆遵毛、郑与《序》。此书不守故训，开宋人以己意说《诗》之端。其后新说日出，旧义渐微，实滥觞于此。

【诗集传】 北宋苏辙著。二十卷（一作十九卷）。逐篇为注。本唐成伯玙之《毛诗指说》。以《小序》反复繁重，似非一人之词，因只存其首句，其下疑为毛亨续作，悉从删汰。于成说采其可者，不可则明著见失。其后攻《序》者蜂起，其源盖出于此。

【诗辨妄】 宋郑樵著。以为汉时传诗原有四家，毛诗仅一家之言，不可偏信。指毛、郑之非，斥《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同时又通过考证，指明《诗序》乃汉人所为，揭穿了《诗序》伪托圣贤欺世的实质。原书六卷，已散佚，顾颉刚从其《六经奥论》和其论敌周孚《非诗辨妄》中辑出二卷，1930年由景山书社出版。

【诗辑】 或作《诗缉》。宋严粲著。三十六卷。逐篇为注。以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主，杂采众说，以相发明。旧说有未妥者，则别以己意阐发，运词婉转曲折，能得诗人之意。考证音训名物，尤为精核。于时令地理，则颇失实。在宋代说《诗》家中，与吕祖谦之《吕氏家塾读诗记》同为重要著作。

【吕氏家塾读诗记】 宋吕祖谦著。三十二卷。遵从《诗序》，坚守毛、郑之说，与朱熹相持。博采西汉以来诸家，存其名氏，而剪裁贯穿，使如出一手。训诂具于前，文义陈于后，简要浅近。有所发明，则别出之。

【诗集传】 宋朱熹著。二十卷。杂采《毛传》《郑笺》和今文三家说，务求探明《诗经》本意，往往能突破《毛诗序》的解说，而以己意出之。注释较为浅易，为明清两代最重要之《诗经》传注本。如《卫风·木瓜》，《毛诗序》以为乃“美齐桓公”，此书释为“男女相赠答之辞”；又注《周南·关雎》“窈窕”为“幽闲贞静”。皆中肯綮。于难解之处，亦不为臆断。如《卫风·芄兰》题解云“此诗不知所谓，不敢强解”。对于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时有评析。但仍有一些解释曲从毛氏《序》《传》，特别是将民间爱情篇章斥之为“男女淫佚”之诗，不出恪守封建道德的理学范围。元皇庆二年（1313）试行科举，规定经学用程（颐）、朱传注，考《诗》即用此书。明、清两朝相承，故天下士人皆习之，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达六百年。此书自宋代以来，历代均有刻本。

【诗疑】 宋王柏著。二卷。上卷《诗说》为杂论，分章段而不标目。下卷《诗辨》为《毛诗》《风雅》《王风》《二雅》《赋诗》《豳风》《风序》《鲁颂》《诗亡》《经传》十篇。前有一序。大抵对比各篇及古书所引，据经文推究，证明今本多错简、窜乱及脱佚。自朱熹《集传》攻《序》，学者多宗之。王氏为朱门三传弟子，此书更改篇名，移易卷次，不仅非毁旧义，进而攻驳经文，甚而删改经文。如据理学卫道之义，斥恋诗为邪说恶行，欲删风诗三十二篇。指《小雅》有怨诮之语，欲退《变雅》于《王风》。宋人疑古，此为最甚。

【诗传通释】 元刘瑾著。二十卷。元人学术皆受朱熹牢笼，此书列朱熹《集传》于前，疏之于下。卷首纲领，备录朱氏辨《诗序》之言，多引经传及宋儒之论，且论《诗经》源流、章句、音韵、诗乐、删次等。此书与朱熹《集传》，犹毛郑之有孔疏。明初御纂《诗经大全》，即以此为蓝本。

【诗广传】 清王夫之著。五卷。前二卷论《国风》，次二卷论二《雅》，卷五论三《颂》。共二百三十七篇。皆读后杂感。时引《周易》《老子》《庄子》及古事，发挥《诗经》各篇，表现一己之政治主张与哲学思想。如谓《蒹葭》乃刺秦不仁不义，逆取逆守；《六月》则论名实难兼。

【诗经通论】 清姚际恒著。十八卷。经文列于前，皆分章段，句末标明叶韵；注语置于后，先论篇义，后释章旨，不训文字，亦不释草木鸟兽之名，故名。成于康熙年间，其时汉学宋学之争方炽，考据之风渐起，《诗序》之讼已久。向来废《序》必宗朱，攻朱必遵《序》。此书既斥《小序》之误，又攻《朱传》之短，而自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旧说。不知则宁存疑而不妄断。着重章法，精析比兴之义，尤详于文学鉴赏。影响于方玉润之《诗经原始》者不小。然以男女恋诗为刺淫，则未免理学之腐论。卷首《诗经论旨》简论历代著作，揭示不信《小序》之意，《诗韵谱》则昌明古韵。

【毛诗稽古编】 清陈启源著。三十卷。正文二十四卷，依次解《诗》，而不载《诗》句，仅题篇名。凡前人论说已明，不作复述，篇目亦略。次为总括五卷，考证文字音义名物，皆义通全经，词连数篇者。末为附录一卷，则统论风雅颂之旨。取名“毛诗”，明其所宗；“稽古编”则标明尊奉唐以前之汉学。参酌旧注，不创新解，训诂准诸《尔雅》，篇义一依《小序》、《毛传》，而以《郑笺》佐之，名物则依陆德明《释文》，并多有辨正。康熙钦定《诗经传说汇编》附汉注于朱熹《诗集传》之后。此书始与宋学分流，致力于崇汉抑宋。

【读风偶识】 清崔述著。四卷。专论《国风》，阐述风诗之旨。通论《小序》、二南、十三国风。分论二南十风，至《陈风》而止，《桧风》以下从略。成于嘉庆年间。其时古文经学正盛，时论本《小序》而非朱熹。此书力攻《小序》美刺之说附会史事；及言《朱传》之非，不在其驳《序》之多，而在从《序》处不少。提倡即词以求其意。又谓“南”乃诗之一种体裁，二南不但非文王时诗，且亦不尽系成康时诗。最后通论读诗。显示独立思考的治诗特点。

【毛诗后笺】 清胡承珙著。三十卷。《泮水》以下未完，为陈奂所补。大旨申解毛氏《序》《传》，时驳郑笺孔疏，开后人舍郑用毛之渐。征引颇富，断制亦严，既详究训诂名物，亦深识词言文理。对于今文三家，则唯与毛氏合者取之，亦有吸收宋人见解处。为清代研究《诗经》的重要著作。

【毛诗传笺通释 】 清马瑞辰著。三十二卷。不录经文，有新解则条举之。以篇名为别，不标细目。并释传笺，以纠孔疏之误，兼正毛、郑之失。多从时代地理、训诂名物及音韵转变、文字引申假借之义疏释各篇，且引今文三家及宋人之说为证。不事穿凿，时有新义。卷一附论辩多篇，亦言世次地理，引申假借，合诸正文，如纲在目。所论诗皆入乐，足证宋人之说。清儒多同此说。其时朴学鼎盛，此书多所凭依，得失亦两承之。乾嘉考据学者成《诗经》三疏，此以宏博见长，谨严稍让陈奂。

【诗毛氏传疏】 清陈奂著。三十卷。《郑笺》后于《毛传》四百余年，不仅训诂名物有异，且兼三家，学者多以为疑，故此书舍《郑笺》而专疏《毛传》。多有强三家以牵合毛义者。书末附《毛诗音》四卷，《毛诗传义类》一卷，分别存汉以前之声韵训诂；《毛诗说》一文为作者治诗之条例，又附《郑氏笺考徵》一卷，指出郑氏用韩、鲁诗者。

【诗经原始】 清方玉润著。十八卷。不用旧《序》而寻绎篇旨，别拟一序，列于题下，使读者一览而得诗人之意。次录经文，全篇连属一气，而章段分疏明白。总论大旨于后，大抵论断于《小序》、朱熹《集传》之间。原本旁批，勾入经义句下，眉评移于集释之前。末乃集释物名，标明音韵。卷首二卷，附图九幅，及论诗旨。成于光绪初。其时学风，已由东汉古义，上溯西汉今文，宋学已稍复燃，而此书不入门户，唯循文按义，推原诗人始意。摒弃考据义理，而着眼于情感音节，布局笔法之开合变化，及字句研炼之法，作文学之研究，颇多精义。有清一代，能逾经学旧垒，不过姚（际恒）崔（述）数人，方氏最称翘楚。唯喜言诗教温柔敦厚，推求言外之意，有时未免牵强，名物训诂，亦多疏失。有《云南丛书初编》本、李先耕点校的中华书局排印本。

【诗三家义集疏】 清王先谦著。二十八卷。合《邶》《鄘》《卫》为一卷。收集齐、鲁、韩三家今文《诗》说为注，兼取秦汉以下各类古书中所载逸文遗说，条分缕析。次为疏，首列毛传郑笺，复征引自宋及清数十家之论，兼综并蓄，以次排比，且参己意。此书历时久长，用力尤勤。汇集清人诸家成果，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几全收录。凡文字音韵，名物地理，乾嘉考据家之说，多所征引。至于《毛诗》著作，亦折中异同，时有称述。包罗宏富，可称完备。治今文《诗》学者得所凭借。然亦有漏收误说。其于三家无说者，辄注三家无异义，或谓早逸，后世不可考，未免草率。不失为清人重要的《诗经》研究著作。

【楚辞】 ❶ 诗体名。战国时兴起于楚国。其名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是源于江淮流域的歌谣，受到北方《诗经》的影响。主要作者是屈原。他所作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奠定了该诗体的文学地位。汉代皇室大臣多为楚人，故这一文学样式在汉代得以勃兴。西汉末刘向编定《楚辞》，更使此诗体在中国文学史上流传广远。其特征大致如宋黄伯思云：“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校定楚辞序》）因《离骚》为其代表作品，后人亦以“骚”代指楚辞，如萧统《文选》中列“骚”一类，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篇》。与《诗经》并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两大渊源。其浓郁的情感、瑰丽的文辞、丰富的想象，对后世诗、赋、骈文产生了深远影响。❷ 诗总集。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收战国楚屈原、宋玉及汉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及王逸自作辞赋。共十七卷。《四库全书总目》云：“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刘向所编十六卷久佚，仅见新、旧《唐书》著录。今所传皆王逸十七卷本。

【离骚】 亦称《离骚经》《离骚赋》《骚》。《楚辞》篇名。战国楚屈原作。司马迁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班固认为“离，犹遭也；骚，忧也”（《离骚赞序》）。王逸认为“离，别也；骚，悲也”（《离骚经序》）。王夫之认为此篇作于怀王之世（《楚辞通释》）。今人游国恩则认为作于顷襄王朝再放江南之时（《屈原作品介绍》）。司马迁认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同上）。郭沫若称此篇为“以烦恼为主题的一部回旋曲”（《屈原赋今译》）。三百七十三句，近二千五百字，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前半篇回溯以往历史，叙述自己的家世、品质、修养、抱负以及政治上的遭遇，表达坚持理想、至死不屈的品格。后半篇是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先写因女媭劝责而向重华陈辞，进而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继写请灵氛占卜，巫咸降神以决去留，终不忍离去，决心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反映出热爱楚国的思想感情，表现了憎恶黑暗、疾恶如仇的精神。前半篇重在叙写现实，后半篇重在驰骋想象。全诗由诗人自己的理想、遭遇、热情、痛苦以至整个生命熔铸而成，集中表现了诗人个性。诗中驰骋想象，大量驱使各种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把历史、现实、天国、人间、幻境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奇特瑰丽、绚烂多彩的神话幻想世界，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生动形象地表现抽象的意识品性和复杂的现实关系，把《诗经》中单纯、片断的比兴发展成连贯、系统、整体的比兴，具有明显的象征性质。规模宏伟、结构雄阔，气势磅礴，感情奔放。语汇丰富，辞藻华美，大量使用方言词汇、双声叠韵词和虚词，带有浓厚的南国情调和地方色彩。句式整齐中有变化，错落中见整齐，又多用对偶，节奏和谐，音调抑扬。司马迁在屈原传中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按据班固《离骚序》，司马迁所引为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叙》中语）。明陈深评“《离骚》凡字二千四百七十六，可谓肆矣。然气如纤流，迅而不滞；词如繁露，贯而不糅”（《批点本楚辞集评》）。与《诗经》并称为中国文学的渊源。对后世的文学与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九歌】 《楚辞》的一组篇名。“九歌”本古乐曲名。“九”字概言其多，并非实指，亦有学者以为“九”乃吴语之“鬼”字。王逸、朱熹以为屈原放逐江南时仿民间祭歌加工而成。为一组祭祀鬼神的乐歌。共十一篇，依次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清陈本礼谓：“《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众巫和者。”（《楚辞精义》）内容多涉及男女恋情而富宗教色彩。

【九章】 《楚辞》的一组篇名。汉王逸以为屈原作。但后人多有不同意见。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共九篇。其名王逸训“章”为“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楚辞章句》），朱熹认为乃“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楚辞集注》）。一般认为此九篇诗歌非出于一时一地，故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多有不同。

【楚辞学】 对楚辞（包括屈原、宋玉的作品）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自汉代开始的楚辞研究，内容大体包括：楚辞的产生与楚国历史及社会背景，楚辞的命名及其构成，楚辞与楚风俗及神话，楚辞与先秦历史及诸子思想，楚辞与楚文化，楚辞与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屈原其人（身世、思想及成就等），屈原作品的篇章辨伪、背景介绍、史地考证、名物训诂、词语注释、题旨诠解、内容与艺术特色分析，宋玉其人及其作品辨析，楚辞其他作品及其作者研究，辞赋辨析，拟骚诗研究，以及版本、校勘、辑佚等；20世纪末期的研究还包括楚辞美学、楚辞文化学、楚辞比较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历代楚辞研究大约出现过四个高潮阶段：汉代、宋代（南宋）、清代及“五四”以后新时期。西汉司马迁首撰《屈原列传》，高度肯定屈原其人及其作品，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基本可信的传略史料；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作品首次结集，题名“楚辞”；东汉王逸推出第一部完整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确立篇章、介绍背景、发掘楚语、肯定屈原其人及其作品成就与风格，虽依经立论，毕竟树起了楚辞学史上第一个里程碑。魏晋至隋唐，评楚辞文字多为散见于各类诗文中的片言只语，其中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论述楚辞较为全面。宋代（南宋）出现洪兴祖《楚辞补注》，校异文、考方言、引文献，对王逸《章句》疏通证明，多所阐发，后世传本多以《章句》、《补注》合一行世。朱熹《楚辞集注》在汲取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基础上有所辩证，旨在阐发义理，多微言大义，然评驳旧注中亦间杂臆测；是一部有重大影响的楚辞注本。元明两代，汪瑗《楚辞集解》等颇值得注意，有一定参考价值。清代王夫之《楚辞通释》、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等，或阐发屈赋大义，或订正旧注谬误，或藉注骚明志，虽不免牵强误说，却各具特色，均显价值；其时，研究楚辞的学者之多、著述之丰，在楚辞学史上前所未有，达到鼎盛时期。到近代，梁启超突破前人格局，在时代与社会的广阔背景下考察屈原及其作品，使“知人论世”传统方法富有现代意义，打破了依经立论的旧框框。“五四”以后的楚辞研究开始出现新气象，郭沫若《屈原研究》从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角度评价屈原及其作品，考证翔实，征引宏富；其《屈赋今译》，熔铸了再创作的功力。闻一多从诠释词义、校正文字角度着重文字训诂与考辨，其《楚辞校补》《天问疏证》等显示了深湛的学问功底，不乏独创性见解。游国恩在1949年前后相继出版《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楚辞论文集》，并主编《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等，用历史的眼光、求实的态度研究楚辞，成果卓著。姜亮夫先后出版了《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楚辞学论文集》《楚辞今绎讲录》，及四大卷《楚辞通故》等。此外还有：陈子展《楚辞直解》，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汤炳正《屈赋新探》《楚辞类稿》，以及马茂元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等。80年代以后，又有萧兵《楚辞新探》、徐志啸《楚辞综论》、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等相继出版。并于1985年成立了中国屈原学会，举行学术研讨，定期出版会刊《中国楚辞学》。该时期楚辞研究的特点，是将楚辞学与文化学、神话学、民俗学学科建立联系，成为楚辞社会学蓬勃发展的开始，是楚辞学经历两千年后横向拓展的结果。另外，开展比较研究，也是楚辞学的新气象。进入新世纪后，楚辞研究在楚辞文献学、楚辞文艺学、楚辞社会学和楚辞学史方面的成果最为显著，论著数量庞大。其特征与趋势是利用考古成果，紧扣文学文本，传承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发展区域文化乃至服务地方经济。

【楚辞章句】 汉王逸著。十七卷。前十六卷注屈原至刘向作品，第十七卷注王逸自作《九思》。各篇前皆有序，《离骚》《天问》有后序，以揭示篇旨命意。厘定章句，逐句注释，详于训诂，言多有据。所注皆出己意，亦杂采众说，多传旧训，虽有曲说，然保存古文献不少。《九章·抽思》以下诸篇，注文隔句用韵，可资研究古韵。王氏为楚人，去古未远，能一一指明楚地方言，后人受惠不少。为传世最早的《楚辞》注本。李善注《文选》《离骚》诸篇，大抵照录此书。其时尊经，此书谓“《离骚》依托五经以立义”，未免牵强附会。《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此书“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

【楚辞补注】 宋洪兴祖著。十七卷。旨在补王逸《章句》之所未备。先列原注于前，补注于后，逐条疏通证明。先校订原文，及王逸注文。如《离骚》“曰黄昏以为期”二句，据王逸无注，且《九章·抽思》重出，定为衍文。《九章·抽思》“愿荪美之可完”，“完”一作“光”，“光”字协韵义长，皆为后世注家所信从。次为训诂名物，考证诠释，广征博引，力求详尽。如《九章·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博稽史传，颇为征实。凡驳正原注之误，别释原文之义，往往可见，且保存汉以来遗说不少。所引已佚《楚辞释文》七十七条，于研究《楚辞》古字古音，颇具参考价值。尤推崇屈原特立独行、舍生取义之大节，斥班固、颜之推之非议为“无异妾妇儿童之见”，是能识屈原之志。其失则原注之误仍而不改，甚至原注不误而为曲说，反而难解。如《九歌·湘夫人》，原注“帝子谓尧女也”，补注曰“帝子以喻贤臣”。然瑕不掩瑜。朱熹《楚辞集注》多取其说。《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为“于《楚辞》诸注中，特为善本”。

【楚辞集注】 宋朱熹著。八卷。前五卷收屈原所作二十五篇，统称“离骚”。后三卷录宋玉诸人所作十六篇，统称“续离骚”。篇前各立解题，多从王逸之说。正文各分章段，大抵四句为断。先校文字异同，音读是非，然后通解章旨，以《诗经》赋比兴三义为说。以为王逸、洪兴祖所注，详于训诂名物，而未能窥见大义，申明当年屈原之志，使见白于后世。故虽有取于王、洪二注，亦有所纠匡，尤多新解，往往在于推寻言外之意，且加发挥。如谓屈原操守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唯忠君爱国之忱，足以增重三纲五常，借以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巩固宋室统治。旧注只言屈原忠君，至此书始发扬屈原爱国大义，以斥其时宋金和议之非，以张战守之策。《天问》注中，多言理气，不失理学本色。凡不能入注而独立成篇，别为《楚辞辨证》二卷，详列旧注之失，皆加纠驳，列为专条。《楚辞后语》六卷，则选录荀子至北宋吕大临辞赋五十二篇，前十七篇有注，多理学家言，寡于文学意味。后三十五篇无注，盖未完之本。王（逸）、洪（兴祖）之后，此书流行最广，影响最大。

【楚辞通释】 清王夫之著。十四卷。前七卷录屈原之作，后七卷录宋玉诸人之作。篇目依王逸《章句》而删去《七谏》以下五篇，增入江淹《山中楚辞》《爱远山》和他本人的《九昭》，共四十四篇。篇前各有解题，稽考作者生平，阐述时地背景，发明微言大义，订正旧说之误。次为诠释字句原文分段作释。时据文义，推断篇旨，多拨正旧说之误。卷首列《史记》本传，序例五则。作者身遭家国之变，辗转流离，备极艰辛，尤感沦亡之痛，其身世之慨，与屈原一揆，故著此书，用达微言。

【楚辞灯】 一名《楚辞易读》。清林云铭著。四卷。只注屈原作品，续拟之作一概删除。逐段分疏，逐句诠释，且明叶音，旁加圈点，末以总论概括全文。引用典实，及花木鸟兽、玉石器物，酌采旧注。意义脉络，则必断以己意，所求大旨吻合，层次分明。多在首尾承接、段落转折、线索通贯处立言，每有会心之妙。略似评点时文之法，《四库全书总目》讥为“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为病。《九歌》《九章》原本篇名列于后，今移于前，别加总论。重订《九章》篇次，《涉江》以下不同旧本。卷前列自序、凡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末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以楚国大事为正文，下附屈原事迹及作品系年。

【山带阁注楚辞】 清蒋骥著。六卷。另附《楚辞余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卷首列《史记》本传，节录《楚世家》怀襄二王事迹，及《楚辞》地图五帧，以考屈原事迹经历，期于知人论世，不作空言。正文只录屈原作品，分段作释。皆据行事年月，道里远近，以定所作之时地，从而探求所处之境遇及其用心，以阐发文章义蕴，寻绎命意条理。如于《哀郢》，详考洞庭湖流域山川地理，以见与《涉江》路途不合；文气呜咽低回，亦与《涉江》浩然一往不侔。虽穿凿附会不能必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余论》二卷，通论《楚辞》，分论诸篇，驳正旧注得失，考证典故同异。其间诋诃旧说，亦有率尔之处。如以“少司命”为月下老人之类。至于汰其冗繁，以存精要，亦自瑕不掩瑜。《说韵》一卷，先列诸篇韵目于前，又博引古音异同，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清人诸注，王夫之发抉隐伏，戴震考证翔实，此书堪称鼎足而三。

【屈原赋注】 清戴震著。七卷，附《通释》二卷，《音义》三卷。正文释屈赋二十五篇，释义注音，且录异本。微言实旨，具见疏抉，时有胜义，其义原显者不复赘言，颇以简明见长。分《离骚》为十段，皆作评语，述其大意，不尚臆测空谈，而从训释章句，考订制度名物入手，探求大义微旨。卢文弨谓其“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屈原赋注》序）。为乾嘉学派《楚辞》研究的代表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后二卷《通释》，上卷释山川地名，下卷释草木鸟兽虫鱼。

【屈骚指掌】 清胡文英著。四卷。以王逸本次序收录屈原作品，又列入《招魂》《大招》。其基本特点是“于地理、名物考索最精，不为空言疏释，而骚之旨趣自出”（王鸣盛《屈骚指掌》序）。考求写作年代，作者经历，详于山川地理、禽兽草木。自称“两涉楚南，三留楚北，询之耆宿，按之众图”，不得然后参阅旧注，择采其善。亦有疏谬之处。如所指错简，皆凭臆定。

【屈赋微】 《楚辞》注本。清马其昶著。二卷。题目下皆系解语，韵字皆注音。诠释文字章句，遍采汉以来专注之书，及文集笔记中语，约四十六家。广集众长，取其大意，由博反约，锻炼而熔铸之，以己意为折中，且加发挥。言简意明，自立新说，则极审慎。旧注多言忠君，此书尤重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