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英日同盟

1911年英日条约奠定了远东条约体系的基石，完成了山县有朋-桂太郎政策的胜利。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的日俄协调论

66 寿终正寝，头山满和犬养毅的亚洲提携论 67 退入民间。这次路径选择斩断了日本效法俄罗斯，孕育欧亚主义认同的可能前景；重创了日本效法西魏北周隋唐，以华夏文明边界守卫者资格复古维新的隐秘期望。日本通向“亚细亚孤儿”的路径从此更难回头，但尚未形成天命共识。条约已经将东亚英格兰的使命交付给日本，但日本自身仍然缺乏与其使命相匹配的认知图景。它徘徊于“追随列强”和“武断诸夏”之间 68 ，两者都是缺乏良好现场感觉和深厚决断信念的表现。它此刻在前一条路线上浪费了比任何利益都更宝贵的时间和机会，从而酝酿和积累了日后戏剧性路径跃迁所需的格局扭曲。十九世纪的英国如果同样缺乏辨识节点的洞见和当机立断的坚定，就很难阻止启蒙主义士大夫主持的法语吏治国家统一欧洲大陆了。

1911年《英日同盟协约》授予日本人的行动自由，比1904年《英法协约》(Entente cordiale) 69 授予法国人的行动自由大得多。地缘形势和机会窗口授予日本人的行动自由，同样比一战前的法国人大得多。明治末年目光短浅的不作为政策对远东秩序的瓦解负有重大责任，仅次于昭和初年逆时而动的补偿性冒险政策；正如法兰西一战前的透支性复仇主义对欧洲秩序的瓦解负有重大责任，仅次于一战后逆时而动的补偿性绥靖政策。

《英法协约》只是英法两国之间的谅解，并不包括法俄同盟式的军事义务。英法两国在原先立场相左的问题上达成谅解，使双方都有可能腾出精力，应付其他各方面的事务，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英法谅解，英法根本不可能有反对德国的余力，然而即使存在英法联盟，仍然不能保证英法会联合起来反对德国。英国同样向德国人和俄国人提出建立类似的谅解协约，俄国人接受了，近东、内亚和远东的紧张局势随之结束 70 ，否则日本和俄罗斯是不可能站在同一方的。德国人不仅拒绝英德谅解，而且以威胁手段强迫英法解除协约，结果帮助法国人做到了后者本来想做，但是没有多少可能做到的事情。协约针对具体问题，例如埃及、摩洛哥、黑海海峡、南满铁路。德国人拒绝协约，意味着它没有具体和有限的目标，斗争必须以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结局，换句话说就是要推翻大英帝国的和平。

英国人的理想是光荣孤立，不肯直接介入欧洲大陆的纠纷。它宁愿看到德奥同盟和法俄同盟势均力敌，英国处在离岸平衡的最佳位置。参战取胜只是英国人的次优选择，实力均衡才是它的最优选择。法国人巧妙地利用德国人的愚蠢，成功地报复了滑铁卢和色当的一箭之仇。史学界通常称法俄同盟为“致命同盟” 71 ，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始作俑者的责任，因为同盟义务是刚性和确定的，协约谅解是柔性和不确定的。然而，法国的胜利比法国的失败更悲惨。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仍然是强国。一战胜利后，法国人口已经遭到长平式

72 的毁灭。名义战败国德国面对老龄化、青壮凋零的法国和支离破碎的东欧，地缘形势比法俄联盟包围的战前更加有利。

英日联盟不是协约，而是联盟。大英帝国保护日本的条约义务，比保护法兰西共和国的协约义务要强得多，然而日本人利用英国条约义务的能力，明显不如法国人利用英国协约义务的能力。英法协约主要是发挥了保护法国的作用，德奥同盟对法俄同盟的相对优势正在扩大。英日同盟主要是由日本人出力，维护英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世界霸主抽象的保护对新兴国家非常重要，但并不需要英国人付出多少实际上的成本。弱者在不平衡的同盟当中能够获得的最大利益，其实不在同盟条约规定的具体项目中。如果比尔·盖茨喜欢一家餐馆，愿意出十倍价格天天在那儿吃饭，老板的最大利益显然不在这位客户付给的十倍价钱，而在闻风慕名而来的无限多新客户。如果老板居然满足于比尔·盖茨按照合同付出的十倍价钱，把精力集中在只有极少数老客户才能品鉴的烹饪技术上，不用极少的烹饪成本和比尔·盖茨的名气吸引大批不懂品鉴的新客户，那他的做法就非常接近于日本的外交风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