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远东病室与拉美摇篮

大英帝国审慎而冷静地评估了十九世纪落日余晖下的世界格局，断定法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的觊觎目标都是具体和有限的，可以在现存体系内达成谅解。只有德国的野心不在具体利益，而在改变国际体系本身。英国人在1904年解决了上尼罗河和摩洛哥的悬案

82 ，1907年解决了内亚-印度的大竞技 83 ，1911年交割了远东的代理权。战争尚未爆发，德国已成釜底游鱼。民国尚未成立，条约体系已经为它制定了太上宪法。条约体系尊重所有各方的历史权利，实际上就是说任何一方都不会完全满意。大清既然是多元体系，民国就必须以维持现状为起点。国际社会本着相互尊重和自我克制的原则，耐心等待大清遗留体系的自然演变产生符合欧洲国际体系需要的政治共同体。各省依靠自己的军队和自己的税收，不断发动兼并邻省和抵抗邻省兼并的战争，只有它们才具备履行协议、偿还贷款的责任能力。袁世凯、段祺瑞和吴佩孚企图逆转解体的趋势，结果适得其反。

他们的失败并不比伊图尔维德和玻利瓦尔的同类失败更不正常，毋宁说反映了共同体构建难度阈值的固有规律。拉丁美洲最初的精英同样以西班牙帝国主义者和泛拉丁主义者为主，企图继承波旁副王行政区域，甚至扩大到界外拉丁亲邦，然而过高的成本和自然纽带的缺乏瓦解了墨西哥帝国和大哥伦比亚共和国，产生了土豪和民兵维持的一系列小邦。两者的差异不仅在领土大小，而在宪法秩序的根本不同。墨西哥和新格林纳达副王辖区的继承者不得不负担凡尔赛式的宫廷政治和塞维利亚式的官僚制度，为此必须像它们的法兰西和西班牙原型一样牺牲财产与自由的原则。解体发挥了自然甄别和降低阈值的作用，土豪共和国除了独立战争退伍军人抚恤金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开支。门罗主义设置了免疫隔离线，斩断了欧洲列强利用泛拉丁主义引进高烈度战争的企图，保护了这些幼弱的共同体度过最敏感的发育期，通过自然演化产生符合民情民德的宪制。

西班牙波旁王朝以总督制或副王制管辖美洲核心地区，副王领地在宪法制度上是一个完整的吏治国家。副王服从西班牙国王，但并不接受其他副王或领地的节制。副王领地的绅士习惯于将领地视为一个准邦国，将其他领地视为外邦。斯图亚特君主治下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大清皇帝治下的朝鲜人和蒙古人也是这样相互看待的。拿破仑推翻西班牙的正统王室，用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原则打击西班牙的天主教会，强迫西班牙人接受波拿巴家族的约瑟夫做他们的君主，导致了半岛战争和英国人的干涉。皇家海军切断了欧洲和西班牙美洲的交通线，西班牙美洲的绅士拒绝接受法国人支持的政府，导致了美洲各领地的独立。最初的独立政权直接继承了各领地的版图和制度，由教会、军队和绅士组成联合政府。墨西哥帝国继承了墨西哥领地，包括今天的墨西哥和中美洲各国。大哥伦比亚继承了新格拉纳达领地，包括今天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墨西哥各阶级推举伊图尔维德为墨西哥皇帝，新格拉纳达各议会推举玻利瓦尔为护国公，都含有尽可能保存旧秩序，避免共和主义和分离主义的意义。然而失去了西班牙的秩序输出以后，遗留的官僚机构超出了新帝国的负担能力。

这些国家最初像袁世凯一样，依靠欧洲贷款维持中央政府的门面和文武百官的开支，很快就在一系列军事政变当中瓦解。玻利瓦尔幸而主动引退，得以保全令誉，在计划前往欧洲的途中，得到了继承人苏克雷遇刺的消息。伊图尔维德不肯体面引退，死于军事政变。他们的国家落入地方军阀手中。军阀依靠土豪和英国人维持廉价统治，地方治安由庄园主和教会免费维持，国家开支由英国商人的关税维持，国家安全由皇家海军负责。英国人的仲裁保障了各军阀相互承认，维护了和平和自由贸易的利益。美国人的门罗主义保障了欧洲列强不能利用军阀战争为自己谋取利益，严厉制裁了拿破仑三世和马卡西米利安对美洲保护区的挑战 84 。否则胡亚雷斯 85 或卡列斯 86 在法国人或英国人面前的地位，比张作霖或陈炯明在日本人或俄国人面前的地位脆弱得多。哥斯达黎加或乌拉圭这样的分离主义政权需要几代人的安全环境，才能培养出新的民族认同和建国神话。割据政权建立初期，居民的认同比爱沙尼亚和波兰更加薄弱。

远东条约体系最初在理论上也存在同样的未成年人保护责任。在张作霖宣布满洲独立，毛泽东热爱湖南独立的时代，一度颇有可能产生谭延闿和陈炯明的土豪共和国，经过几代人的自发演化形成一系列类似韩国、新加坡、槟榔屿和缅甸的小邦。然而，远东的免疫隔离线只维持了二十年。土豪共同体尚未成熟到足以自卫的阶段，就遭到外来颠覆势力的扭曲和铲除。列强共同保护体系的政治道德和责任能力一开始就不及合众国在美洲行使的单边仲裁权，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尤其不可同日而语。美洲摇篮预示了未来威尔逊体系的东升旭日，远东病室只能仰仗十九世纪势力均衡体系的残余爝火。美国单边主义的政治逻辑蕴涵了罗马及其天命，欧洲国际体系的历史命运从属于混合宪制的“新陈代谢”

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