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东亚大陆的小邦竞逐时代

辛亥前后，东亚大陆的大多数政治势力同样不愿意维护大清的遗产。孙文和大多数革命党人长期坚持要把满蒙赶出长城，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日亲满疏”。武昌和昆明的中间派同样厌恶“朔方虏骑”，要求建立十八省的联盟。张作霖和肃王主张皇室退回关外，要求日本人提供保护，然而日本人在最有利的时机不肯同意，采取了消极等待列强达成一致的政策。只有袁世凯和庆亲王愿意调和南北，向北京的公使团索取援助。公使团愿意维持东亚现状的主要原因，跟联合国和北约愿意维持阿富汗现状的理由相去无几。这样脆弱和遥远的支持不足以抵抗某一个强邻坚定的破坏，辛亥以后几十年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东亚大陆在旧国会垮台以后，无法维持中华民国的门面，分裂为滇黔蜀联盟、滇桂联盟、粤桂联盟、粤闽联盟、（孙传芳）五省联盟、（吴佩孚）十四省联盟、两湖联盟、湘粤联盟、直鲁联盟、满洲等小邦和邦联。几个联省共和国和一系列小邦竞相追求日本的友谊，模仿日本的范例发明自己的民族国家。毛泽东受谭延闿和章士钊委托，为湖湘民族主义做舆论准备，就是在这个时代。

张作霖和谭延闿的目标如果实现，东亚大陆势必出现大批朝鲜式的小邦。苏联必然渗透颠覆这些根基不稳的小邦，激起其他各邦的恐惧，会促使冷战格局首先在远东成型。而残余的中国必然像李鸿章时代的大清，不肯停止对旧日属地的干涉。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夜援助朝鲜，反抗袁世凯（李鸿章北洋系驻朝鲜代表）的跋扈和俄罗斯威胁，获得美国人同情的历史很容易重演。美国的同情心转向遭到苏联和联省威胁的小邦，势必回到福久(George Clayton Foulk)和金玉均时代的组合，倾向于联合日本保护弱者的生存权。在这一系列可能的前景下，英国越想从远东脱身，就越需要强化日本的挡箭牌地位。

日本不可能胜任小庇特和威灵顿的任务 77 ，因为它新造的共同体不可能具备长期共生演化赋予罗马人和英国人的结构性契合。国际秩序是各行为主体宪法秩序的外溢，又反过来影响各行为主体的宪制。先来者以自己的宪制塑造国际秩序，后来者依靠国际秩序塑造自己的宪制。二者从来就不平等，而且不可能平等。罗马和古典世界的国际体系一起产生和成长，最终继承了体系。英格兰和封建世界的国际体系产生和成长，将其改造为近代国际体系。内部宪制和世界体系产生于同一个生态场，共同基因和共同演化自然形成的契合不是外来者能够学到的。老练的外交传统是契合的自然流溢，跟外交家的聪明才智关系不大。戴季陶后来一厢情愿地宣称：桂太郎其实是隐秘的泛亚主义者和孙文的知己，并不乐见英日同盟产生阻碍中日提携的障碍 78 。桂太郎素以柔韧著称，不肯轻易出言忤逆客人。弱者容易混淆希望和现实，将客套视为承诺，故而单方面的记录不足凭信。关键在于泛亚主义的理想并不取决于圆滑社交家桂氏，甚至孙文挚友内田良平个人的态度。新一代泛亚主义者久房信之助 79 、小矶国昭 80 和后藤隆之助

81 正在成长，决心实现孙文和宫岐滔天未竟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