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国民共同体的塑造

从长期历史的角度看，国族共同体想象乃是边缘文明加入欧洲国际体系的必由之路。泛亚主义在远东兴起，有其演化合理性。东欧的泛斯拉夫主义、近东的泛突厥主义和拿破仑三世的跨大西洋泛拉丁主义在各自的生态位上，扮演了泛亚主义在远东的类似历史角色。只有在奥斯曼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失败以后，小土耳其国族构建才能成功。梁启超发明的中华民族理念占据了奥斯曼主义的生态位，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和最轻的扰动实现东亚的欧洲化。远东各地的绅商改良派、立宪派偏袒奥斯曼主义，因为这种演化路径对他们的既得利益影响最小。列强外交官、日本外务省和大清外务部偏袒奥斯曼主义，因为他们都不愿意收拾条约体系瓦解造成的残局。泛亚主义者和众小民族发明家暂时只能停留在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在野党的生态位，直到欧洲体系的内溃和列宁主义的挑战给他们创造了绝地反攻的机会。

国民共同体或民族民主国家一方面沿着时间轴成长，取代了国内－国际没有明确边界的封建主义体系或各等级－多实体共治体系，这是世界秩序的动力源；另一方面沿着空间轴扩展，深化了欧洲对世界的征服，这是世界秩序的实现。国民共同体从莱茵河以西的狭义西方开始，第一波到达包括东欧和拉美在内的广义西方，第二波到达俄罗斯和近东，第三波到达印度次大陆，第四波到达远东，第五波到达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边缘地区产生国民共同体的塑造运动，标志着西方化冲动的产生和长期革命的开端。国民共同体塑造的成功就是西方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证书，标志着西方化或近代化的完成或长期革命的结束。尽管各边缘地区相互之间的差异甚至大于它们和狭义西方的差异，但它们事实上能够选择的共同体建构都非常相似，强烈暗示这些路径在数量上本来就是有限的，大体上没有超出泛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三种基本模式。

泛民族主义希望以共同文化或语系为基础，打破现有的各邦国边界，建立更大的共同体，例如拉丁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泛斯拉夫主义、泛突厥主义、泛图兰主义、泛蒙古主义、泛亚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国民党在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对南洋和全世界汉语系社区推行的泛华夏主义。大民族主义希望以现有的多元一体帝国为基础，将不同文化或语系的帝国各邦臣民整合为国民，同时放弃帝国边界外的共同文化或语系居民，例如哈布斯堡爱国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奥斯曼主义和梁启超为他希望的大清继承者－中华帝国设计的中华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希望以方言或地方民俗文化为基础，建立接近欧洲规模的国族，解散转型成本过高的帝国，升级转型成本不高的部落或小邦，例如哈布斯堡的捷克民族主义、俄罗斯的乌克兰民族主义、奥斯曼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大清帝国的满蒙藏民族主义和粤吴湘桂地方主义、日本帝国的韩国台湾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比泛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更接近亚稳态，也就是说前者不容易演化成后两者，而后两者很容易演化成前者。多元一君的大清帝国转型为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暂时实现了奥斯曼主义的模型，但泛亚主义、泛蒙古主义、泛图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和各种小民族主义的挑战并不因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