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日本的外交性格

日本人履行条约义务，极端拘谨、诚实、守信，倾向于牺牲条约文字不会写明的政治目标，维护每一个白纸黑字的细节。他们习惯于用同样或类似的标准对待其他各方，因此在坚持文本细枝末节的成本相当高，却并无明显利益的时候，不知道变通和豁免，二十一条交涉就属于这种情况，在条约政治影响的潜在利益明显大于文本界定利益的时候，不知道因利乘便、借力借势，英日同盟就属于这种情况。机会主义的邻居看待日本，大概会觉得他们就是俗语“活人不会让尿憋死”的反面教材，很难克制玩弄和利用的冲动。颠沛流离的流氓无产者看待珍惜信用的匠人，就是这样的感觉，造成的后果也差不多。高度成熟的政治民族善于运用条约背后流动的格局和趋势，仅以条约文本明示的义务和利益为帆索。成绩优秀而经验薄弱的新手不能及时摆脱优等生时代不负决断责任的积习，对明文规定的义务和利益斤斤计较，对载舟覆舟的暗流迟钝盲目，在错误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无产者没有审慎的智慧，却有破坏的本能，没有确定的利益，却有敏锐的感觉，犹如尘沙和碎屑的布朗运动，追随风向变化的速度高于任何有形态组织。霞关（外务省）的领导模式始终属于第二类，以吃力不讨好的奋斗和付出，谋求长期稳定的优等生地位，一旦付出和回报之间的直接反馈遭到破坏，就会立刻丧失照本宣科、按部就班的领导能力，像笑话中的医生，觉得病人不按久经考验的教科书生病，严重侵犯了优等生应得的权利。

袁世凯和唐绍仪领导的大清外务部明白日本人有机会做什么，清楚的程度虽然不及黑龙会及其保护的同盟会 73 ，但已经远在桂（太郎）圆（西园寺）内阁之上。袁世凯根据他在朝鲜的经验，觉得庚子后的大清已经像李鸿章时代的朝鲜一样岌岌可危，只有美国人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才能延缓清算。他的锦囊妙计构成了北京职业外交官团体的秘传心法：不惜一切代价将美国人拖进远东体系，制造远东属于拉丁美洲一部分的幻觉，利用弄假成真的疑阵打击优等生谨小慎微的心理弱点。袁世凯老谋深算，不可能不清楚“专使外交”的纯粹礼仪性质和“清德美联盟”的纯粹泡沫性质 74 ；但正因为他老谋深算，才清楚空城计对自己的重要性不逊于裱糊匠对李鸿章的重要性。唐绍仪和顾维钧的成功无法在短期内回馈袁世凯的庙算，却在长期后拯救了袁世凯的敌人 75 ，天命的可畏和人谋的渺小，没有比这更彰明昭著的证据。

日本在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放弃了促成亚洲大陆势力均衡体系的最佳机会，也就葬送了自己在一战以后推行离岸平衡的前景，而且正是因为它不能胜任东亚英格兰的使命，才使英国人丧失了继续维持英日联盟的动机。如果头山满、肃亲王、孙文和联省的沙文主义者在适当的机会窗口破坏了袁世凯的拖延政策，日本就会一战以后面临如下的格局：英日同盟的本质是日本负责执行英国的游戏规则，维护远东秩序。相对于条约的政治目标，条约的技术细节只是次要问题。日本人只要实现了英国人的目标，英国人不难事后追认既成事实。德国人和俄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多次制造这样的既成事实，只要没有直接违背条约文本，英国人大都没有反对。日本人在战前的外交风格偏于拘谨，在英国人奉行“条约没有明确禁止就不反对”的黄金时代，采取了“条约没有明确准许就不行动”的政策，没有充分开发英日同盟保护伞造成的机会

76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样的机会就消失了。日本人如果在辛亥前后分割满蒙，造成的后果不会比德国在青岛和英国在新界的类似行动更严重，甚至在凡尔赛会议以后，英国人最初仍然愿意追认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主要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才放弃，其中透露的信息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