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日本民主势力上升

原敬内阁以打破元老和藩阀的共治结构为宗旨，首次将政治经纪人分肥制度引进日本。立宪政友会

31 运用精算师的原则，巧妙地调节地方派系和选区划界，不断降低选民团的门槛，用积极财政和恩荫交易购买局部和临时的忠诚，消解了明治开国以来的武士精神和使命感。政友会热衷于扩大公共事业，重要原因就是公共职位最适合充当庸酬的资源。平民宰相原敬早在护宪运动以前，就以诚实的掮客著称，从不挑剔委托人的立场和原则。“经纪人政府”的力量在于敏锐准确地掌握政治消费市场的波动，对世界战略既不能理解也不感兴趣，乐于将政策决定权交给霞关（外務省）的专业官僚。

大正时代的国际协调主义在选民当中从来没有根基，仅仅反映了政党政治家的缺乏自信，与其说是一种有宗旨的政策，不如说是职业外交官的工作习惯填补了内阁不作为造成的真空。

政友会内阁的财政扩张主义和国际协调主义激怒了中小企业和英日同盟的支持者，促成了加藤高明和民政党（宪政会） 32 的崛起。民政党鼓吹财政保守主义和自主外交，谴责职业外交官盲目追随英美，损害了日本在亚洲大陆的利益。然而，加藤内阁的存在有赖于普选制的胜利和宪政三党（政友会、宪政会和革新俱乐部）的团结。结果，他的政府比原敬内阁更加彻底地贯彻了分肥制原则。民主主义作为理想，最终总会落实为经纪人统治的现实。加藤内阁的产生和存在，仿佛就是为了给“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提供证据。他鼓吹自主外交，却不得不将外务省分给币原

33 ；谴责原敬的软弱，结果扩大了不干涉政策；鼓吹财政保守主义，却促成了“官民一心”的凯恩斯主义产业政策。泛亚主义在每一次选举中都是票房春药，却在每一次政党分肥中都遭到出卖。三十年代的泛亚主义者对资产阶级民主绝望，转而乞灵于天皇和人民的反资本主义联盟，与其说是由于原敬的软弱，不如说是由于加藤的背叛。

高桥是清在原敬内阁出任藏相，历任藏相、首相、工商大臣和农林大臣。十五年来，计臣不是他本人就是他的朋友。无论民政党执政还是政友会执政，都只能在他搭好的舞台上举行歌舞伎表演。他的财政路线追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以积极财政造成人为的景气，弥补战争景气消退留下的空白，以牺牲帝国防务为代价增加国内福利，以牺牲预算平衡为代价改善国内就业，赢得了“日本凯恩斯”的绰号。“高桥三原则”仿佛出自凯恩斯本人的口授：“废除金本位制”，“用无需纳税人同意的国债代替纳税人同意的税收作为财政新基石”，“依靠通货膨胀制造有利于选举的经济繁荣”。财政对宪制演化的规范作用之大，没有任何其他因素能够相比。无产者赢得了阶级斗争的胜利，才能颠倒光荣革命的原则，强迫纳税人供养自己，使增加就业和收买选票变成同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