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大众民主与绥靖主义

凯恩斯主义能够盛行，本身反映了纳税人-有产者选民团和混合宪制的末日，既是大众民主制胜利的结果，又是大众民主制进一步侵蚀宪制平衡的原因。平民政治的经纪人需要政治红利，也就是用财政扩张造成的就业扩张收买无产者的选票。优秀的经纪人善于将全国有产者的税收集中到最敏感的几个摇摆选区，以最小的投资将最多的摇摆选区争取到自己的党派一方。整个游戏的规则就是牺牲比较有原则的阶级、地区和团体，收买比较机会主义的阶级、地区和团体。殖民帝国虽然集中了国民的精华，却不足以构成有效的摇摆选区，完全从政治精算师的收支表上消失了，构成政体退化最敏感的晴雨表。凯恩斯财政家需要无产阶级经纪人的提携，平民领袖依靠凯恩斯财政不亚于武士依赖刀剑。二者同样需要绥靖主义外交，不亚于绥靖主义外交家需要平民领袖的保护和凯恩斯财政家的支持。高桥-原敬-币原形成珠联璧合的三位一体，对国内宪制和国际秩序的侵蚀不亚于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和凯恩斯本人。

币原喜重郎在原敬内阁和华盛顿会议时代，即以驻美大使和全权委员身份执国柄，犹如十年前的西原（龟三）和十年后的石原（莞尔），反映了明治宪制的缺陷。他出任外交大臣以后，将国际协调主义总结为“币原三原则”：“英美协调主义”、“大陆不干涉主义”和“经济外交”。1924年6月，新任外相的演说给加藤外交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第一，维护和增进正当的权益，尊重各国正当的权益，以维持世界和平；第二，尊重外交政策的前后相承，以保持同外国的信任关系；第三，改善对美、对苏关系；第四，在对华政策上贯彻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34 他的箴言是：“外交不单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谋求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发展同样是外交的重要任务，特别是从我国目前情况看，更应把外交的重点放在国际关系的经济方面。目前最重要最紧急的任务是朝野一心，振兴对外贸易与本国人在海外的投资企业，以期改善国际信贷关系。” 35 胡适称他主导的十年为“霸权无害”时代，其实其主要效果就是将亚洲大陆让给了苏联资助的国共两党。日本以其特有的一丝不苟，履行了1927年条约的各项义务，置依赖合法途径的北洋诸将于绝境。如果说威尔逊总统和他的朋友通过九国公约，制造了远东的政治真空；高桥-原敬-币原就通过这项条约

36 ，亲手签署了日本帝国的死刑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