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西安事变无关大局

西安事变证实了日本人最坏的预见，他们有理由断定蒋政权已经变成了共产国际的白手套。陆军省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宣布：“日本依然坚持并希望实现既定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要以特别公正的态度对待此次事变，以期掌握中国的民心。但如果南京政府及其他地方政权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抗日、反日思潮，侵害日本侨民安全或在华权益，则须毫不犹豫地发动自卫之权。” 12 这份文件其实不是针对南京政府，而是为了打击外务省一天前的会议决定：“等待正确的消息，不应采取利用中国乱事而为日本图谋或易于招致误解之任何行动，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避免积极行动。” 13 外相有田八郎在会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时表示：“由于此次事件对于日本的影响甚大，日本政府当然予以重大的关心，并注视事态的发展……对于那些主张容共联苏者，无论其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日本都希望他们迅速消失。” 14 这次交涉像日本在一战以后的所有交涉一样，只收到促使事态向相反方向发展的效果。广田政府（1936年3月~1937年2月）成立后，日本外交重新回到了自说自话的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南京的“统一战线”政策由隐蔽转为公开。

1935年7月4日，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回答：苏联政府是否有意签订互助条约？ 15 1935年10月4日，日本外务省和海陆军提出“广田三原则”。广田三原则直截了当地要求南京政府放弃以夷（苏联）制夷（日本）政策，在国际反共联盟的基础上重构东亚体系。国民政府深感形势紧迫，加快了莫斯科-南京谅解的进度。1935年10月9日，孔祥熙进一步询问苏联大使：如果对日战争导致海路关闭，南京能否通过新疆陆路获得苏联的军需品？ 16 1935年10月19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委员长在会议中再次提出，莫斯科和南京都需要比互不侵犯条约更进一步的合作。蒋介石不仅指望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指望军事互助协定 17 。1935年底，陈立夫和张冲奉命根苏联人“商谈对日军事同盟” 18 。1935年11月15日，斯托莫尼亚科夫同意接受孔祥熙的要求 19 。如果蒋介石联苏抗日的庙算在1935年还是国民党高阶层的猜测，在此之后无疑已经变成了全党的公开话题。广州革命政府的时代又回来了，日本人只有在北洋旧势力当中寻找交涉对象。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和鲍格莫洛夫达成协议。莫斯科承诺用贷款和武器支持国民党抗日，国民党承诺不再进攻陕北的共产党残部 20 。张学良的西安事变除了断送自己未来的副总统资格以外，几乎没有影响到历史进程。

国民政府倾向于联苏反帝抗日，现实利益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兼而有之。满洲沃野千里，是远东唯一的“北美殖民地”。上海自由市虽然只有弹丸之地，财源却超过了历届北京和南京政府从内亚获得的全部收入。苏联侵入的土地虽然远为辽阔，显然要贫瘠得多。日本国际协调主义者的协调对象明确指向英美，并没有把南京放在眼里。日本泛亚主义者以英美大资本家和苏联大地主为假想敌，同样没有把国军放在眼里。蒋介石点兵西安，只准张学良做预备队，严重伤害了后者的面子，直接触发了西安事变。英国人和日本人对蒋介石的态度同样轻蔑，造成的后果也差不多。蒋介石甚至在抗战爆发以后，明显有求于英国人的时候，仍然对绅士的高冷做派耿耿于怀 21 。苏联人自己就是半个亚洲人，给蒋介石带来的心理压力小得多。结果应验了布罗代尔的格言：所有人在更穷的人眼里，都是值得觊觎的富翁；奥斯曼帝国咬住欧洲不放，波斯帝国又咬住奥斯曼帝国不放。日本人眼中只有苏联，蒋介石眼中只有日本。抗战虽然对国民政府极为不利，但至少可以教训日本人不要把蒋介石当做空气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