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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共抗日与国际统一战线
2. 西安事变无关大局
西安事变证实了日本人最坏的预见,他们有理由断定蒋政权已经变成了共产国际的白手套。陆军省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宣布:“日本依然坚持并希望实现既定的对华政策,与此同时,要以特别公正的态度对待此次事变,以期掌握中国的民心。但如果南京政府及其他地方政权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抗日、反日思潮,侵害日本侨民安全或在华权益,则须毫不犹豫地发动自卫之权。” 12 这份文件其实不是针对南京政府,而是为了打击外务省一天前的会议决定:“等待正确的消息,不应采取利用中国乱事而为日本图谋或易于招致误解之任何行动,目前应止于静观事态之演变,避免积极行动。” 13 外相有田八郎在会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时表示:“由于此次事件对于日本的影响甚大,日本政府当然予以重大的关心,并注视事态的发展……对于那些主张容共联苏者,无论其在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权,日本都希望他们迅速消失。” 14 这次交涉像日本在一战以后的所有交涉一样,只收到促使事态向相反方向发展的效果。广田政府(1936年3月~1937年2月)成立后,日本外交重新回到了自说自话的空转状态。与此同时,南京的“统一战线”政策由隐蔽转为公开。
1935年7月4日,财政部长孔祥熙要求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回答:苏联政府是否有意签订互助条约? 15 1935年10月4日,日本外务省和海陆军提出“广田三原则”。广田三原则直截了当地要求南京政府放弃以夷(苏联)制夷(日本)政策,在国际反共联盟的基础上重构东亚体系。国民政府深感形势紧迫,加快了莫斯科-南京谅解的进度。1935年10月9日,孔祥熙进一步询问苏联大使:如果对日战争导致海路关闭,南京能否通过新疆陆路获得苏联的军需品? 16 1935年10月19日,蒋介石会见鲍格莫洛夫。委员长在会议中再次提出,莫斯科和南京都需要比互不侵犯条约更进一步的合作。蒋介石不仅指望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指望军事互助协定 17 。1935年底,陈立夫和张冲奉命根苏联人“商谈对日军事同盟” 18 。1935年11月15日,斯托莫尼亚科夫同意接受孔祥熙的要求 19 。如果蒋介石联苏抗日的庙算在1935年还是国民党高阶层的猜测,在此之后无疑已经变成了全党的公开话题。广州革命政府的时代又回来了,日本人只有在北洋旧势力当中寻找交涉对象。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和鲍格莫洛夫达成协议。莫斯科承诺用贷款和武器支持国民党抗日,国民党承诺不再进攻陕北的共产党残部 20 。张学良的西安事变除了断送自己未来的副总统资格以外,几乎没有影响到历史进程。
国民政府倾向于联苏反帝抗日,现实利益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兼而有之。满洲沃野千里,是远东唯一的“北美殖民地”。上海自由市虽然只有弹丸之地,财源却超过了历届北京和南京政府从内亚获得的全部收入。苏联侵入的土地虽然远为辽阔,显然要贫瘠得多。日本国际协调主义者的协调对象明确指向英美,并没有把南京放在眼里。日本泛亚主义者以英美大资本家和苏联大地主为假想敌,同样没有把国军放在眼里。蒋介石点兵西安,只准张学良做预备队,严重伤害了后者的面子,直接触发了西安事变。英国人和日本人对蒋介石的态度同样轻蔑,造成的后果也差不多。蒋介石甚至在抗战爆发以后,明显有求于英国人的时候,仍然对绅士的高冷做派耿耿于怀 21 。苏联人自己就是半个亚洲人,给蒋介石带来的心理压力小得多。结果应验了布罗代尔的格言:所有人在更穷的人眼里,都是值得觊觎的富翁;奥斯曼帝国咬住欧洲不放,波斯帝国又咬住奥斯曼帝国不放。日本人眼中只有苏联,蒋介石眼中只有日本。抗战虽然对国民政府极为不利,但至少可以教训日本人不要把蒋介石当做空气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