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毛泽东改变生态位

此时，上海和瑞金的大多数共产际苦力还没有看清自己所在的生态位多么岌岌可危，毛泽东却依靠他从华夏古典文史作品学到的格局判断力凌驾于同侪之上，凭借超人的洞察力和隐忍功夫，熬过了夹缝偷生的惨淡岁月；蒋介石放弃了最好的机会，听任红军逃到陕北。1937年3月26日，蒋介石开始给陕北的红军发放军饷给养

36 。1936年，中共中央还相当依赖打土豪所得的652858元收入，到了1937年，莫斯科和南京的拨款就上升到延安总收入的77.2% 37 。国民党既然主动放弃追剿，毛泽东刚刚攫取的新中央也就不再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障碍。斯大林发现弃子居然生还，也就不再计较毛泽东窃取了弃子的领袖地位。蒋介石既然自己愿意用陕北的红军做见面礼，斯大林自然更不会介意用苏联的武器多换一点回报。

毛泽东直到赫鲁晓夫上台，才摆脱了随时可能遭到苏联遗弃和出卖的恐惧。他后半生对苏联和亲苏派班底的政策，深受《天方夜谭·瓶中魔鬼》式延迟性屈辱和报复反射的影响，并不完全符合他当时的利益。瓶中魔鬼在完全丧失得救希望以后，发誓要将仇恨发泄在第一个救他的人身上，仅仅是因为郁积的仇恨不能不释放，而害他的人早已死了。赫鲁晓夫不幸充当了第一个善待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领袖，自然免不了体验民间传说蕴涵的“诗意真实”。

列宁主义团体始于地下组织，因此苏维埃宪制的核心权力在情报组织。党的领袖如果不能主持情报系统，就不会比统战花瓶强多少。毛泽东知道自己不是共产国际钦定的候选人，经过了三四年“当家姨太太”的暧昧生活，才勉强摆脱了“妾身未分明”的痛苦。1939年2月，中共中央社会部成立 38 。研究调查委员会成立以后，毛泽东自为主任。情报部直属研究调查委员会，以康生为部长、叶剑英李克农为副部长 39 。即使在此之后，毛泽东在延安的地位仍然不能跟斯大林在莫斯科的地位相比。周恩来、李克农、康生、陈赓都是苏联训练出来的老特务首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绝非毛泽东这样的外围人士在短期内能够撼动的。毛泽东讨好叶剑英、培植刘少奇、重用任弼时的动机，跟摄政王提拔吴禄贞和袁世凯赏识蔡锷的动机非常相似，都是想给自己无力破坏的网络掺沙子。毛泽东当家以后，中国支部开始产生不同于莫斯科本部的风格。毛泽东同样需要通过清洗强化自己的地位，但他宁愿依靠群众运动和“治病救人”的手段，较少采取列宁、斯大林、张闻天、张国焘习惯的方式，由契卡、克格勃、政治保卫局批量屠杀，除了毛泽东个人的江湖气和落第秀才气以外，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缺少亲信的特务机构。群众运动和草莽将领多多少少能够分散，但始终不足以替代危险而有用的列宁主义组织。这是毛泽东政权自始至终无法摆脱的死结，也是他无法放弃领袖崇拜的难言之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