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斯大林和毛泽东斗法

抗战正式爆发，苏联就立于不败之地。斯大林不遗余力地鼓励蒋介石做苏联的人肉盾牌，同样不遗余力地鼓励延安做蒋介石的人肉盾牌。王明的《目前抗战形势和任务》折射出斯大林对日本的恐惧和尊重、对国民党真实力量的蔑视和担忧：

“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统一战线

──拥护国民党在中国政府及军队中的领导权力，共同纲领，共同负责，共同磋商，互相帮助，不是争取领导权

──承认孙先生革命三民主义为救中国的基本方针，而以民族解放为中心做起，直到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

──团结一切力量，朋友愈多愈好，敌人愈少愈孤立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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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远东局仍然存在，王明和张闻天肯定会将整个支部投入远东马德里（武汉）保卫战。只有毛泽东宁愿相信自己的切身经验，谨守活狗总是比死狮子更正确的教训。他善于体会鸿门宴精神，把握“阳奉”与“阴违”间不容发的边界，在避免触动两位领导底线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双方的资源。蒋介石只要坚持联苏抗日，就只能为了苏联而容忍延安的越轨行径。延安只要以撕破统一战线的面子为要挟，就能让蒋介石吃暗亏。斯大林只要坚持渗透同盟国的要害部门，就只能听任延安搭国际共运网络的便车。“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苏联本身也是千载难逢的宝贵机遇，全世界无产者的大元帅不可能因为梁山头目的小算盘而耽误大局的。师哲当时在毛泽东左右，非常清楚虎口掠食的危险性。“他们老是啃着一个死公式：国内要团结（指同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力量），党内要团结（不搞任何斗争），一致对外，抗击日寇。因此，无论是出现了反摩擦斗争，或党内斗争，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认为不利于抗战，使抗战力量削弱或相互抵消。毛主席除多次给远方发电解释外，同时还多次给苏方驻延安情报组的人员作过关于整风运动的介绍或解释。但这一切都是枉然的。因为他们内心里总是抱着自己主观上的看法，加上王明个人的认识和想法，往往使问题弄不清了。” 43

内向掠食的机智是没落文明的特长，也是他们自取灭亡的主因。强者难以在诡诈方面战胜弱者，因为既强大又诡诈在演化意义上意味着资源的浪费。毛泽东的智慧对西方人和共产国际而言都非常难以理解，却瞒不过浸淫《水浒》、《说唐》文化的游民英雄。他殚精竭力地培植彭德怀、许世友之流，居然暂时压制了训练有素的列宁主义者。费拉（斯宾格勒所言Fellah,文明灰烬）的智慧建立在解构残余秩序资源的基础上，专门研究怎样比竞争者更擅长降低底线，即使这些底线在蛮族和年轻时期的文明人看来，已经不比垃圾箱的鸡爪更值得啃咬了。费拉社会已经没有什么可供掠夺的秩序生产力，外来秩序扔下的残羹剩饭对他们而言就像一笔财富。如果巨人相互残杀，游民英雄的伟大就体现在第一时间掠劫失败者钱包和衬衫的果决，错误地判断胜负和掌握时间有偏差都会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游民懂得运用达尔文式敏锐嗅觉发现自己的英雄，抗战对他们就是一次达尔文选择，将游民英雄和命中注定的饿殍和食料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