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土改、镇反与朝鲜战争
格局决定路径，宪制适应环境。反蒋战争产生土改，反美战争推动镇反。每一次战争都为红色政权解除了原先的困难，扩充了原先的汲取范围。
抗日根据地大量发展党员，培养干部，收编各路武装。增加的开支一方面依靠公粮、公债、无偿劳役和土特产垄断，另一方面依靠逃亡富人的财产。抄没收入往往以“打击汉奸”的名义进行，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单纯。华北、华中各地无疑存在广泛的投日现象，但吴化文、孙铭九之流真正的汉奸几乎没有遭到制裁的可能。相反，他们的武装力量是各方竞相收编的对象（共产党的术语称为“开展敌伪军工作”） 55 。邓小平领导的太行根据地“以一切努力发展建设地方武装和人民武装，认真组织游击集团，”“深入敌人心脏地区开展工作……直接打入敌伪组织，特别是伪军、伪组织中……先后争取土匪头子、伪军排长王奎英和一个伪军大队起义。” 56
八路军和民兵以“维持会”和“伪自卫团”为主要作战对象，日本人伤亡的纪录极为罕见。太行根据地1942年5月至7月打垮了272个维持会，却没有跟任何日军发生冲突 57 。陈赓领导的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在1941年8月的四次战役中总共俘虏伪军3名，第三军分区在12月的攻势中总共争取23名伪军反正 58 。维持会及其附属民团大抵是农村有产阶级和良家子的组织，没有多少战斗力。他们的动机通常在于防范兵荒马乱之际必然四起的流氓无产者及其盗匪组织，愿意贿赂任何能够维持地方秩序的军事集团。除非组织者确有在任官员或退休官员的身份，明清双方和其他各方都不会将他们视为叛徒。国民政府将欧洲总体战的原则引入东亚，践踏了“有贰臣无贰民”的古老传统，但由于三民主义干部队伍不够充实，无法彻底兑现其革命理论。八路军官多兵多，替他们完成了社会革命的任务。这种作战方式既不像真正的战争那样危险而困难，又能卓有成效地通过抄没解决财政困难。汉奸的罪名同样可以方便地消灭其他派系的军队，因为灰色地带的军队很少有不脚踏两条船的。张荫梧的河北民军和八路军冲突时，就同样有理有据地指控对方私通北平。随着富裕阶级的破产、抄没和逃亡城市，日本统治区的经济优势不断扩大。1942年以后，华北各根据地重演了赣南苏区的破产内溃。残余的爱国地主、开明士绅和红色政权保护下成长起来的新富农构成抗日根据地能够控制的仅有财源，但统一战线的存在妨碍了共产党的进一步征敛。毛泽东迫切需要决裂，因为和平竞争只会扩大他的劣势。
解放军继承和发扬了八路军依靠“人民战争”和“军民鱼水情”的传统，实质上就是发挥列宁党对散沙群众的组织优势，顛覆“军人应该保护平民”的战争传统，强迫平民、妇女儿童为解放军充当人肉盾牌 59 ，既能消耗敌军的弹药，又能损害敌军的战斗意志 60 。老大哥化身为作威作福的村干部，化身为报复社会的无业游民，甚至化身为监视大人的儿童团，深入千家万户的炉灶和床头。私人生活和私有财产一起消失了，一切都必须奉献给党。严格的纪律不仅适用于劳动力和物资管理，而且适用于思想和感情。
反蒋战争解放了共产党的手脚，全方位释放了农村的财富和人力，排除了农村社会重新产生本土精英的可能性，保证了党组织长期垄断所有社会关系网络。
土改工作组发挥了投名状的作用，参加者不再有叛变或自诩中立的机会。前线的军事斗争和后方的思想改造同步。思想改造的目标是毁灭中间分子的存在基础，强迫他们选择一边倒。这就是土改为什么必须流血的原因，非如此不足以造成无法和解的仇恨。革命干部如果没有形成牢固的共犯心理，队伍就无法避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固有的涣散性 61 。革命群众如果没有形成牢固的共犯心理，干部就无法将他们置于过河卒子无路可退的地步 62 。
土改既是瓦解社会基础共同体的革命，又是战争财政的组成部分。 63 有产阶级在乡村体现为地主，在城市体现为商人。无产阶级得到解放，意味着旧社会的基础共同体瓦解为原子化的个人。乡绅和资本家领导的小共同体会阻碍，至少是分散党组织的权力。无产者的政党必须首先制造和释放无产者，然后才能保证新社会对党组织的绝对依附地位。有产阶级数百年的积累，在几年的战争开支当中消耗殆尽。资本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出于阶级本性，无法开发这种自杀性的利益。无产阶级和国际主义者在战争财政方面的短期优势和动员能力，确实要归功于他们没有这方面的顾忌。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逃出晋绥边区的山西商人，如来自陕西吴堡与山西隰县者，在土改时也被晋绥边区要回去，斗垮、斗死。” 64
“就在政府的刻意动员下……1947年晋绥边区的营业税收入呈现惊人的大跃进，不仅占了1942年以来历年营业税总收入的75%，而且还是1942年以来首次营业税超过出入口税（货物税）的一年。然而，用这种办法征收商业税，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也发动了由下而上的群众斗争，制止过去由大商人掌握之商会进行不公平的摊派，达成社会正义的政治目的，但商业也因此停滞了……针对晋绥边区九个代表性市镇的调查发现，因为土改斗争而停业者高达25%，缩小营业者则有5.5%，伤害不可谓不小。” 65
“随后的1947年，边区物价总平均涨达34倍。过去边区是靠输出鸦片、食盐来解决此一问题，但抗战结束后，潞盐西来，边盐市场缩小，「卖不动了」。” 66 “兼之三边盐池在国共内战时期为国军所占，所以现在边区只能依赖鸦片输出。原来边区在抗战结束之初，以为国内和平局势到来，没有必要再搞鸦片贸易了，故采取「低价旺销」政策，大量推销鸦片。然而，1946年以后，环境愈益严峻，物价日益高涨。中共只好再搞起鸦片贸易，只有靠输出鸦片换回物资，回笼市面上多余的钞票，财政才有办法，金融也才能稳定。因此，鸦片贸易成为当时「全部工作的基本关键」。” 67
“早自1946年始，边区即开始有组织地大量向外推销土产。主要是由贸易公司统一推销，或是由野战军随军销售，少部份允许小公组织群众出口(但是这一办法引起严重的走私现象，以致鸦片价格日益跌落，也减少了大公的销量)。” 68 “鸦片向西出口到国统区后，换成金子与法币，其中法币换回布匹与棉花，金子则拿到东边的晋察冀边区去换回布匹、棉花等必需品。这些换得的布匹与棉花则拿回边区投入市场，回笼本币，如此就稳定了金融。” 69
“但是，因战事的阻挠，鸦片的输出并不容易。1947年2月间，关中、陇东分区相继沦陷；3月，国军占领延安，共军撤至以绥德为中心的周围地区。边区主要对外口岸大部沦陷，鸦片卖不出去，边区物价飞涨。5月间，国军再占绥德，物价又一度飞涨。所幸中共从晋冀鲁豫、晋察冀与山东边区及时调来20万匹布、23万斤棉花，才渡过难关。” 70 “随后，国共两方在绥德与黄河沿岸形成拉锯战。解放军随军携带鸦片，采取过去红军「敌退我进，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乘占领口岸之际，抛售鸦片。如1947年3、4月间三边地区沦陷，解放军就带着鸦片等重要物资撤离；7月初解放军克复三边，中共乘机大量抛售鸦片，在短短二十多天内就销出「肥皂」（即鸦片）三千余箱，换回土布二千余匹，买入麻油五千余斤；随后国军再占三边，解放军带着他们的「战利品」凯旋撤退。” 71 “整体来说，1947年一年边区的「销皂数」即有十七万余箱，比战前总销皂数十二万余箱还多了近五万箱左右。” 72
反美战争并不需要新的脚本，上海商人不难套进晋绥商人在边区曾被中共勒索的角色。党组织一面切断资本家的社会关系，一面动员无产阶级斗争他们的老板。东亚贸易在帝国主义保护下，一百多年积累的民间财富，在高瞻远瞩的世界革命家手中迅速收割殆尽，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新剧本和旧剧本的唯一区别在于，美国人并不是蒋介石那样的纸老虎，但巩固政权才是最大的利益，损兵折将毕竟可以视为必要的成本。三反五反即使不能在前线获得满意的战果，至少足以推动后方的社会重组和财政丰收。共产党由此获得了以前任何政权都不能想象的社会控制权，没有理由不感到心满意足。“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得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很多事情不好办。” 73 “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 74 毛泽东满意地说：镇反运动“粉碎了神秘主义、小手小脚、畏首畏尾的作风，收获非常之大。” 75
工人团体自从省港大罢工以来一直是国民党的重要阵地，在清党运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而且具备一定的战斗力，自然构成主要的镇压对象。1951年4月27日前后，上海公私各厂逮捕了6077人，其中包括325个基层工会主席或委员，73个上海总工会和产业工会干部 76 。工人组织瓦解后，企业已成釜底游鱼。镇反运动自然延伸为三反五反，将孤立无援的企业家各个击破。
党委幕后操纵群众运动的模式并不是共产党首创的，英国人和日本人对国民党人的流氓外交早已深恶痛绝，但共产党不仅用阶级共同体取代了民族共同体，而且破坏社会基本细胞的决心绝非半心半意的国民党人所能望其项背。
薄一波的南下干部得意洋洋地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镇反心得 77 。他们根据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原则，逐层加压，迫使同行互相攻讦检举 78 。1952年4月2日到4月8日，自杀者已达67人，由于工作组扩大做家属工作，资本家夫妇一起自杀的情况越来越多 79 。党和群众团结起来，“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去。” 80
新社会必须在旧社会的废墟上才能建立，新人就是解除了一切社会性感情和纽带羁绊的物种。“人民获得解放“，意思就是生物人从“资产阶级塑造的虚假人性“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