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新中国的宪制

新中国的宪制产生于满洲-朝鲜战争，正如苏维埃俄罗斯的宪制产生于1914-1919战争。1950年11月，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财政工作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原则

81 。1951年7月17日，陈云告诉苏联代表，国防开支占了国家开支的63% 82 。金日成的军队在满洲为林彪作战，林彪的军队在朝鲜为金日成作战 83 。苏军一面在扬子江下游基地抵抗国民党 84 ，一面在南满基地抵抗联合国军。 85

在列宁的东方反帝革命战略和斯大林的抗日统一战线战略当中，国民党仅有的资本都是充当人肉盾牌。肉盾一方的主要期望，就是以过剩的人力换取稀缺的武器。毛泽东一旦夺取了蒋介石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代入了蒋介石的角色。这种角色与其说源于领导人的决策，不如说源于东亚社会自身的性质：内卷化社会和散沙社会的基层组织资源极为薄弱，无法稳定巨大的流民和潜在流民人口。流民的众多不仅是高生育率造成的问题，更是儒家小共同体缺乏涵育能力的证明——宗族组织对个体的保护和约束能力，都比欧洲的教区组织和中东的教团组织差得多。良民和流民、流民和叛军相互转化的门槛，也低于基督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编户齐民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内溃的危险性永远高于外患。

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内外配合，为社会基层的列宁化服务。前者在宗族的废墟上，建立了列宁主义的基础共同体。后者的组织能力相当于教团，却又不像教团那样构成抗拒中央和世俗权威的自治组织。汲取的难度和动乱的危险降低到宋明以来未有的程度，创造了饿死在家门口的奇迹社员。儒家士绅的统治如果处在同样的情况下，必然因为流民四起而灭亡。任何消灭社会负资产的战争都对新社会的建构有利，何况社会负资产还能卖出肉盾换武器的好价钱：“中国进入朝鲜的援朝部队，是为了改装自己。部队来后先改换自身的装备，然后送上前线，打一个时期的仗，然后撤回国去，又调来一批新的部队到朝鲜来。如此轮番进行，以便拿到新式武器改装自己。” 86 朝鲜战争将毛泽东的流民负资产转化为正资产，对“前三十年”的相对稳定功莫大焉，正如资本主义全球化将邓小平的流民负资产转化为正资产，构成了“后三十年”相对稳定的基础。

苏联的负担与日俱增，毛泽东索取的胃口却永无餍足之日 87 。满洲战争的胜利唤起了斯大林对朝鲜的虚假希望，将苏联境内的生产能力发挥到极致 88 ，不到一年时间就难以为继。

1951年6月2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关于装备60个师，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对您说，要在一年之内完成这些订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的厂家和军事专家们认为，在今年内提供10个师以上的武器装备已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只有在1951年、1952年、1953年和1954年上半年内，也就是3年内有可能完成60个师的订货，但仍有很大困难。” 89 事实上，这些资助的十分之一就足以打败蒋介石了，然而蒋介石失败仅仅两年以后，美国已经在朝鲜半岛抛弃了针对亚洲大陆的孤立主义政策。两年前足以横扫东亚大陆的火力，如今不足以坚守半岛战线的方寸之地。苏联－满洲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了国民党统治区，但在美国兵工厂面前不值一提。苏联的胜利总是发生在模糊地带，止步于明确的边界。朝鲜战争以后的美国接管了昭和帝国的遗产，设防边界随之固定。国际共产主义的生产能力这时已经接近枯竭，只能向尚未设防的东南亚转进。苏联为其胜利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失败，而且仅仅是开始。

远东冷战第一回合始于满洲、终于朝鲜，确定了东北亚大陆政治生态环境的卡萨布兰卡顺序 90 ：组织力量和决断意志以外，成败首先取决于军事工业。核心组织交了学费以后，迅速将教训落实到新社会的格式化操作当中。北京和平壤两大次级政权根据满洲-朝鲜战争的需要，增加了宪制的层次。它们的三层宪法结构包括：核心党-特务组织（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先锋队）；军事-工业共同体（斯大林主义的精髓）；外围党-行政管制体系（统战的内部界面）。三层同心圆以外的社会属于征服和捕食对象，猎物和外围社会的真实或假想凝结核列为阶级敌人。只要三层同心圆无懈可击，涣散的外部世界确实无异于纸老虎。次级政权的宪制更接近斯大林宪制，因为满洲-朝鲜战争实质上就是欧洲总体战向外围扩展的结果。斯大林宪制注定会产生技术官僚外围，分散了特务-恐怖核心团体的权力。

列宁主义的理想捕食对象既没有组织力量，又没有军事-工业支持。先锋党的渗透-分化-突袭就足以吞噬克伦斯基和孙文这些松散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却很容易遭到艾伯特国旗队和蒋介石蓝衣社的镇压。斯大林主义比纯粹的列宁主义更残暴，因为三层掠食者比核心团体的消耗更大；同时又比纯粹的列宁主义更温和，因为猎物的范围相应地缩小了。斯大林将组织力量和军事-工业共同体结合起来，用斯大林格勒和长春式的钢铁洪流取代了阿芙乐儿和中山舰的零星炮火 91 。即使中心地带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也必须牺牲十九世纪的自由概念，用战争动员体制和专业情报机构堵死入侵的门户。殖民主义遗留的真空地带尚未完成国家建构，通常只有美国的干涉才能阻止斯大林主义的入侵。

中国支部的核心党-特务组织早在毛泽东取得发言权以前就已经根深蒂固，五十年代的改组仍然维系了原有的班底。周恩来负责领导1949年以后的情报机构改革，将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调查部和中央军委联络部的班底整合为情报、公安两部 92 。邹大鹏、马次青和冯铉都是从中央军委联络部调到中调部的，但无论哪个部门都是周恩来的人马 93 。1949年10月11日，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改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 94 。莫斯科情报委员会在外交官身份的掩饰下 95 ，积极协助中央调查部的改组 96 。新华社习惯于充当情报部门的白手套，无论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吴冷西宣称：“在许多其他分社，新华社记者均接受调查部及使馆调查组指定的一定任务。几年来，这方面的任务是必要的，有成绩的，应当加以总结。” 97 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离不开苏联的上线，而梁山系的水准完全不能胜任列宁党的核心工作。毛泽东不得不生活在他们的包围中，难言之隐不可谓不深。

1949年10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应毛泽东的请求，兹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伊万诺夫和韦利卡诺夫等同志，以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身份，协助其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的工作。批准菲利波夫同志给毛泽东的如下电报草案：‘致毛泽东同志：应您关于派工作人员协助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工作的请求，兹派遣苏联国家安全部伊万诺夫和韦利卡诺夫等同志前往你们那里。’” 98 1950年11月6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责成苏联国家安全部（阿巴库莫夫同志），向中国派遣敌人地下电台探测专家----库列绍夫和叶夫多基莫夫等同志（携必要技术设备）、边境部门工作人员阿尔杰费耶娃同志和警察机关工作人员法季杨诺夫同志，以援助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 99

美国方面的情报从相反的观察角度，证实了苏联情报机构的纪录：

“作为中国共产党安全局的局长、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康生，与苏联的安全局局长紧密配合，甚至有一些事情连毛也不知道。推断的结论是，苏联为了自己的目的，正在通过康将安全局的所有机构模式化……仅根据大连分居就可以完全展示出苏联对安全局运作的控制情况。在这里，中国和苏联的安全警察‘在一起工作，几乎如同一个单位’。苏联的特务指导着大连社会部的工作，以至于大连的机构已经类似于苏联的同类组织了。当地的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官员鼓励中国人直接向他汇报。俄罗斯人对他们的中国同事进行在职训练，他们与哈尔滨的警察训练学校有着数不清楚的联系。俄罗斯人经常寻求在中国密探之间建立并维持某种团结精神，当社会部成员被派遣到海外时，他们主要为苏联国家安全部驻当地的代办处从事特殊的工作……结果是，大连社会部几乎全部是亲苏的。……大连分局有五个主要的部门：秘书处、教育办公室、情报办公室、审讯办公室和外国密探办公室……情报办公室的一个科，有693个全职密探，负责掌握关东外国人的活动，另一个科有500个全职密探，负责调查当地老百姓的活动；两个科的密探均有权拘捕可疑者。情报办公室还有一个11人组成的档案科。这个科有行动和分析的功能，陈说‘比其他科有更大的权力，可以派遣其他科的密探组成特遣队’。

审讯办公室对当地的法院工作有很大影响，但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政治清算。审讯科进行严刑逼供，监狱科负责看管政治犯，直到得到满意的招供，然后由判决科发落他们。外国密探办公室由大连分局局长直接负责，它与情报部的国际科联系密切。它是介于中国共产党总部与党的密探之间的联络处。许多从这个办公室出来的中国密探都是有影响的党员……‘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大连建成了一个向外国输送密探的中转站和基地。这是因为大连有通向世界的航运，有商业为密探作幌子，残留的朝鲜人和日本人可以提供与这些国家联系的方式，还有密探所需的装备以及苏联的积极援助。’……中国共产党派往国外的大部分密探都直接在社会部的领导之下工作。另外，还有一个‘联络部’，受林枫领导，并设法获得海外中国团体的支持 100 ……苏联影响下的伊犁和呼伦贝尔的警察组织是独立的，不受中国共产党的控制。”

101 这些部门精通开发和控制人体弱点的科学，正如爱德华·克兰克肖所说：“他们精神崩溃前，其身体就将死亡……被彻底的身心疲惫完全阉割，并转化为一种震颤性的条件反射，不是勉强而是急切地扑向无形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