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为什么在中国要选择“低危”职业

2013年7月25日的北京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工作简报（第3期）刊登著名科学家饶毅的励志报告《自然科学既“好玩”又“低危”》。自然科学的“低危”,想来是比较了某些其他知识活动的“危险”,甚至“高危”而言的。人害怕危险,不想做无谓的冒险,这本来是自我保护的生存本能。但是,仅仅依靠本能的害怕来躲避危险,并不能改变危险的境地。青年人在选择“低危”的同时,似乎也应该更多地了解“害怕”和人们为什么害怕。

社会学家施拉潘托克（Vladimir Shlapentokh）出生于1926年,在苏联长大并受教育,1979年移居美国,在大学任教,是公认的“苏联社会学”权威。他在《当代社会中的害怕》（Fear in Contemporary Society）一书里谈到了自己在苏联所经历过的害怕。他写道：“每当有人问我,什么是苏联社会最显著的特征,我都会回答‘害怕’。”所谓“害怕”,也就是人在觉察到某种实在的或想象的危险时感觉到的焦虑和恐惧。施拉潘托克12岁的时候就知道害怕国家政府和秘密警察了。他知道,有的话可以公开去说,有的话必须藏在心里,否则必然会祸从口出,自讨苦吃。像这样在“政治”上早熟,早早知道在政洽上“害怕”的儿童,在苏联这样的极权国家里肯定不止他一个。

在人类所能体验的各种害怕中——对死亡、对异类、对未知世界和未来、对精神痛苦和肉体折磨等的害怕,政治的害怕是一种可以比死亡恐惧更令人无法摆脱的特殊害怕。饶毅所说的危险恐怕便与此有关。这是一种由于不自由、无权利、无尊严而造成的恐惧,它可以带来其他一切令人害怕的事情——饥寒之苦、酷刑、孤独、绝望、被奴隶般地对待。而且,它是唯一无法以“一死了之”来消除的害怕。政治的害怕,害怕的是政治压迫、迫害及其后果,包括连累父母、子女及更多亲朋好友,因此成为一种更加令人难以承受的恐惧。

德国诗人歌德说：“即便已经陷入了最大的厄运,人也还是会害怕遭到更大的厄运,这便是人的奇怪命运。”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对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一书中的那些知识分子（其中也有学自然科学的）政治厄运的不详预言。书中《汤用形：五十年代的思想病》里的“思想病”就是文科知识分子被“高危职业”烙印在灵魂深处的“害怕”。

1954年初冬,批判胡适思想运动全面铺开,斗争意味越来越浓,北大的一些教授都害怕会牵连到自己身上,但除了在心里揣摩之外,完全处在黑暗之中。陈徒手叙述道：“汤用彤平日血压较高,但几年间无大妨碍。自从《人民日报》刊登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社论,汤用彤看后比较紧张,因为在过去三反运动时曾有人指责他与胡适关系密切,‘两人引为知己’,治学一直沿用胡适考据那一套。他自然比别人更多一层忧虑和戒备,不知道运动未来的底线在哪里。人们注意到,表情不安的汤老曾接连几天到哲学系资料室看旧日藏书《胡适文存》,翻阅时一言不发；参加中文系讨论《红楼梦》的座谈会,自始至终仔细地记下别人的发言。”

1956年11月13日下午,北师大教授马特在一次会议上批评《光明日报》的“哲学研究”版面。“该版主要编者均为北大哲学系教授,他们实际参与了审稿工作。马特的斗争语气让在场的北大汤用彤、金岳霖、任继愈等人感到有些慌乱,不知如何应对。”马特的发难加重了会场紧张的气氛。“金岳霖事后说：‘马特发言时我的心直跳。’一向沉稳的金岳霖尚且坐立不安,心事颇重的汤用彤当时心里的不快和不安也是可以想象到的。”

慌乱、紧张、焦虑,普遍的害怕情绪更使汤用彤受到惊吓,他“难以静下心来,纠结一团”。"回家后意犹未尽,对家人说：‘你们都有胡适的思想,都应该拿出来批判,你们都是大胆地假设我有高血压症,就小心地求证我有高血压老先生害怕到了语无伦次的程度,哪里还像是一个哲学教授在说话?当晚,他便中风脑出血了。其实,在他因害怕而病倒之前,他已经是一个因害怕而心力交瘁、孤独无助的人了。

与人的其他的情绪一样,害怕是本能的,是在理性之外的。害怕是统治权力的一种有效心理控制工具,控制的是那些只剩下动物本能的人类。19世纪英国思想家卡莱尔（Thomas Carlyle）说,“人的第一要务就是克服害怕,在他能够拔除害怕之前,他不可能有任何行动对青少年的励志来说,克服和拔除害怕应该比选择低危更为重要在他们知晓为什么有的职业会”高危",会令人害怕,在弄明白到底是在害怕什么和该不该害怕之前,他们是不可能克服和拔除那种莫名其妙、欲说又止的恐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