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臭毛病”不是反公知的理由

否定和咒骂“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犬儒主义的时尚。自己不愿为社会的公正和公义站出来说话,就把所有这么做的别人都猜度为吃里爬外、别有用心、作秀自肥。自己因懦弱和胆怯而无所行动,便由嫉妒而憎恨敢于有所行动的他人,这是一种典型的犬儒主义和懦夫的处世方式。

否定和咒骂“公知”,几乎总是以所谓的公知“臭毛病”为理由。韩寒在他的博文《就要做个臭公知》里,列说了不少这样的毛病：“有的迁腐,有的圆滑,有的好色,有的没谱,有的投机,有的唠叨,有的粗鲁,有的装X,有的故作高深,有的哗众取宠,有的拉帮结派,有的故作姿态,有的人品不端,有的言行不一,有的危言耸听,有的党同伐异。”公知又是知识分子里特别惹人注意的,如果有这些毛病,更是“会被一再放大……惹人厌烦”。但是韩寒说,这样的毛病在其他各行各业的人身上也都有,不能因此就把公知看成是全都臭掉的一群。

仅仅以“臭毛病”来否定公知的人们一般并不了解什么是公知,甚至也不了解什么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或公知都不是以身上有没有臭毛病来界定的。如果说一个人在某个专业领域中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是他成为知识分子的基本条件的话,那么,仅仅这样的条件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公知。公知需要公众,他要接触公众,与公众有知识的传递和沟通,就必须通过大众媒体。这必然是发生在他的专业圈子之外。

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里感叹知识分子正在美国消失,其实感叹的是公知的消失。在他那里,知识分子本来就负有公共的使命,非公共的知识分子是难以想象的。在这本以“知识分子”为题的书里,他说,“我关心的是把普通的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思想家。”

那么,在“公共知识分子”的反面是不是有私人知识分子呢?雅各比认为那是很荒唐的想法。他说,“有人认为,当公共文化衰退时,那些不被公众接受的知识分子——‘私人知识分子’——就会茁壮成长。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神话。‘私人的’和‘公共的’脑力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至少可以说：它们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那些伟大的人物,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他们并不满足于‘私人的’的发现；他们寻找并发现了公众。”

公共知识分子的反面既然不是“私人知识分子”,那么他们又是与哪些知识分子比较区分出来的呢?我们现在所说的公知,他们的对立面又是哪些知识人呢?眼下,对公知最常见,也似乎最理直气壮的指责就是他们“不够专业”,由此来看,公知的对立面是“专业知识分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那些存在于大学里,并在大学的体制化划分中获得了正当专业认可的知识分子。这在中国,在美国,似乎都差不多。雅各比对此写道,“在过去的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公知的作用不能只用某种专门的“学问”来衡量,而是必须放到他们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来考虑。社会需要公知,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生活世界中拒绝像许多其他人那样仅仅满足于当一个被动存在的客体,他要成为一个积极求变的主体。他对自己的生活世界应该有怎样的变化有自己的看法（看法是否总是正确,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且试图影响别人,与他一起去实现这些变化的目标。

一个专业知识分子只需要有他的专业同伴就够了,但一个公知却必须有“公众”,具体而言就是雅各比所说的那种作为知识听众的“普通的,有教养的”人们。面对这样的听众,公知讨论的是普通人关心的或应该关心的问题,而不只是某个专业内少数人关心的问题。除了选择讨论的问题,公知还需要根据普通听众的需要来调整和形成讨论具体问题的方式、角度、语言、程度等等。公知需要比较清楚地了解普通人对这些方面的要求,并且真心诚意地尊重这些要求。他既要有自己的知识标准,又要能放下身段；既要有自己的目标,又要能考虑到现实社会、政治条件的限制和大众能接受的程度,并作出灵活的应对与调整。而这恰恰是当今许多学院式专业知识分子所不愿意做,也做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