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名人对骂的犬儒效应
2014年11月,网上有一篇《崔永元赞赵本山“百年不遇人才”与清华教授掀骂战》的报道,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批评赵本山近年来文艺作品日趋低俗化,称赵本山没有真正履行二人转传承人应有的职责,而是把低俗迎合市场的“灰色二人秀”冒充“绿色二人转”来推销。随后,中央电视台智慧型文化栏目主持人崔永元在吉林大学演讲时力挺赵本山说：“从我对他的认识和了解,我觉得这个人特别棒,是个百年不遇的人才。”并称：“赵本山的‘绿色二人转’成没成功,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鉴定标准,只要我来东北,我也经常去刘老根大舞台,良莠不齐,但他在想办法提高,我是觉得这是给他人生价值加分的。”
他们评价赵本山喜剧艺术成就得失,观点、看法互有不同,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由于观点不同,他们却在微博上掀起一场以讥讽“脑残”或“智障人”来相互人身攻击的骂战：
【11月10日01：25】@崔永元：说本山二人转低俗的,估计是没看过乡间野生的二人转,其实本山在二人转从低俗向通俗的方向发展上可是費了不少心血。直到今天,二人转也比不上芭蕾那么高雅,但不能（因为）它比不上芭蕾,就永远不能肯定它尝试改变和进步的努力！
【11月11日17：06】@肖鹰：小崔啊,你今天已经残废到不造谣就不能证明自己脑子组织的生命体征的地步了。转基因你搞不懂,二人转你不懂搞,凡是需要普高智商的事,你都玩不转呢！
【11月12日09：27】@肖鹰：只知二人转低俗,就是看人只能看见下半身！人脑还能使,先看韩子平等真正二人转表演艺术家的《包公赔情》等经典,再谈越本山是提升二人转还是糟蹋二人转！
【11月12曰15：19】@崔永元：清华的肖鹰,拜托你能否不谈智商?你自己丢人就罢了,还丢清华的脸。好奇地问一句：你讲肖鹰美学有学生听吗?你的学生何时发现的你是脑残?
【11月12日22：24】@肖鹰：小崔,我们同龄,知道您有病,还是原央视有病的主持人,您的天问,我真不忍心与您交底呢！我就是在清华一个听课学生都没有,也是清华货真价实的12年教授,您在中国传媒大学混了两年（?）连一个教师证都没有混到,我跟您谈有多少学生听课,不是健康人欺悔智障人吗?您不仁,我不能不义！
【11月12曰22：30】@崔永元：清华肖鹰的回答多好！没有你我真不知道清华有多宽容,已藏污纳垢12年。当你“有病”“智障人”脱口拉出的时候,早把自己攻击二人转庸俗的观点置之腚后了。事实证明,论低俗,二人转远不是清华肖鹰的对手！
两位名人的意见交锋成了骂技比赛,看谁嘲笑、侮辱对方的本事更大,而原先的正题——赵本山的二人转和小品究竟该是怎样的雅谑表演——反而不谈了。赵本山雅谑表演中最为人垢病的是他拿人身体的自然缺陷当笑话的靶子,知识人彼此笑话脑子天生有缺陷,岂不是同样糟糕的“雅谑表演”?
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网民对骂、谩骂、乱骂,但是,这两位当事人都是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的公众人物。他们运用的不是带脏字的“粗骂”,而是挪揄嘲笑的“巧骂”,加上一些假客气的话,显得自己在气势上居高临下,压倒对方。文化人看似巧妙的“笑骂”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污言垢语,但却更加凶狠。攻击性的讽刺和挖苦是一种比粗话更具伤害力的语言行为,因此在公共话语中被视为“仇恨语言”,而不仅仅是“下流”。
有评论者认为,肖、崔对骂的问题是出在使用了“智障”和“脑残”这样明显侮辱和有敌意的用词,建议不妨把“脑残”说成“脑袋里比常人少点东西”,把“智障人”说成“经常把2说成3的人”。但是,这只是要求把原来已经包装过的骂包装得更精致一些罢了,原来“笑骂”中的伤害意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改变“笑骂”的办法是不说伤害别人的话,而不是把伤害的话说得更加巧妙。
在公共说理中,“对事不对人”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能够帮助讨论者避免在有不同意见时发生相互人身攻击的事情。就事论事地讨论喜剧表演及其评价标准,对认识赵本山的小品、二人转,或其他人别的形式的雅谑表演都有帮助。这样的讨论才更具有“美学”或“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同样,在评价肖鹰和崔永元的见解得失时,也应该关注他们各自对喜剧表演有什么具体的见解,而不是“肖鹰和崔永元,究竟谁病了”或者讥讽他们“狗咬狗一嘴毛”。讨论喜剧表演和评论者对喜剧表演的观点,这两种讨论都应该是对事不对人的。
“对事不对人”是理性思考的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具有一特别重要的意义,那就是抵制犬儒主义。犬儒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情绪性、非理智地执意否定,永远是对人不对事。犬儒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只要认准了谁是“弱智”“脑残”或“智障”,那么不管他说什么都一定是错误的、可笑的、不值一顾的。现在有不少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抱死活不相信,一说起来就讽刺嘲笑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就是这样性质的犬儒主义。“砖家”“叫兽”“臭公知”就是这样叫顺口,并被当成了不言而喻的“事实”。甚至还有这祥的笑话：“小时候老师教我们,动物都是分公母的。凤为公,凰为母,公凤配母凰；公为鸳,母为鸯,公鸳配母鸯;蜘为公,蛛为母,公蜘（公知）配母蛛！一般公知看不懂,只当这是个科普！”如果在名校任教的和在中央台当主播的高级知识分子在讨论公共问题时都不能自重,一开口就“脑残”“智障”地相互阴损,那么,又怎么能说服那些嘲笑“公知”的人们放弃他们的犬儒主义呢?
公共人物或知识分子在公共讨论中应该也可以为一般民众提供一些好的说理榜样。就拿讨论特定喜剧表演的好与不好来说,这里其实有一个说理中常见的“定义主张”方法问题——好的喜剧表演被定义为应然的喜剧表演,而不好的喜剧表演则被排除在外“定义主张”的说理结构一般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设立标准,例如,一个力社会责任心的好公司应该避免环境污染,应该善待员工,应该有益于客户而不是唯利是图。第二个部分是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定义主张“的对象（某某公司是不是一个好公司）。这是一个‘定义主张”说理的例子某某制鞋公司虽然没有污染环境,虽然生产了有益于社会的产品,但它并不是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公司,因为它没有能善待工人。"
在评价赵本山或任何其他人的喜剧表演时,也应该有这样的说理结构。只有这样,别人才能知道你为什么说“赵本山表演低俗”或者“赵本山是百年不遇的人才”。即便如此,不同的意见仍然会存在。就连世界级的表演家卓别林（Charles Chaplin）也不例外,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他一直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物,有的争议问题今天来看已经不重要了,但有的则仍然在许多对其他问题的讨论中被提起,例如,“笑”在对纳粹之恶的文学和文艺表现中有没有它的位置（是否太轻浮、消解了历史灾难的严肃和庄严）,旁观者卓别林那样的雅谑与犹太受难者自嘲和自我心理防护的黑色雅谑有什么不同（这让我们联想到“屌丝”或其他社会弱势者的自嘲与赵本山对他们的嘲笑的不同）。像这样的讨论具有深刻和长远的意义,也是知识分子在公共讨论中可以多多贡献自己观点和见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