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犬儒时代的对话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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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犬儒主义时,有必要区分犬儒的行为和犬儒的言论。虽然这样的行为和言论都与犬儒“心理倾向”（disposition）——思考方式、个人气质、表达习惯、情绪和性格（统称为“心理倾向”）有关,但在公共领域里的表现并不相同。有的行为虽然可能伴有一些言语,但主要是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例如,有的人以犬儒主义的态度对待民主和公民责任,会因为觉得民主无效或伪善而不去投票,对政治参与不感兴趣,冷漠地对待公共事务。他们虽然未必有犬儒的言论,但却有犬儒的行为。
但是,如果用言论来表达这种犬儒主义,就不能只是凭印象和直觉情绪,而是必须从道理上说明为什么民主是无效和伪善的。犬儒的言论经常是犬儒行为的合理辩白,例如,是不想捐款在先,反过来却说慈善机构中饱私囊；或者是见到乞丐不愿意施舍（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但却反过来说当乞丐能发财,所以不想助长乞讨欺骗的歪风。犬儒主义存在于人的头脑里的时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当它进入了公共言论空间的时候,它便成为可以分析,也值得关注的事情。分析公共领域里犬儒主义不是在某人的言语里“挑错”,而是把这样的犬儒主义看作每个人都有可能对文明话语造成的伤害。美国传媒学教授亚乃特（RonaW C. Arnett）和亚勒森（Pat Ameson）在他们合著的《犬儒时代的对话文明》（Dialogic Civility in A Cynical Age）一书中提出,公共领域的话语文明基础是人际交往必需的相互尊重,缺乏这种尊重的犬儒主义是对文明公共生活的一个严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