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何必忧虑北大办成哈佛第二

2014年5月有一篇《北大若办成哈佛第二很危险》的报道,说的是一位北大教授在回应习近平的北大讲话时称：“哈佛办得好,但那是为美国人而办的,北大是为中国人而办的,我们不能在办学上处处照抄美国名校。我想,北大如果办成哈佛第二,一定不是好事,而是很危险的”。

我先是以为,这只是媒体对这位教授讲话的一个不负责任的摘要,仅仅介绍了他的论点的结论部分,省略了他的论证部分,尤其是支持结论的理由。我在网上找来找去,想看看这位教授的高论究竟是因何而发,是针对谁说的“北大应该办成哈佛第二”的谬论,或是北大办成哈佛第二的“危险”究竟是指什么。我找了半天,发现所有对同一事情的媒体报道都是一样的说法。失望之余,我想打听一下,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这位教授完整的谈话原文,也想借此机会向这位教授本人请教,为何要忧虑北大办成哈佛第二?

单就这位教授的这个忧虑而言,我联想到的是,大跃进的时候,伟大领袖曾经忧虑过,粮食生产太多,吃不完怎么办?后来发现完全是杞人忧天。今天,或者在可以看得到的将来,北大有办成哈佛第二的可能吗?有必要为这个“危险”忧心忡忡吗?这些也许可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是,不管是“仁见”还是“智见”,都不应该是某一位教授在自说自话,而应该是话有所指。而且,结论的理由也应该说得清楚明白。这些是公共说理的基本的要求。

公共说理应该有的放矢,针对确实存在的,而不是凭空想象或幻想出来的问题。在说理论证中,这叫明确论题。早在公元前1世纪,希腊修辞学家赫尔玛格拉斯（Hermagoras）的“争议点理论”（stasis theory）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今天美国的中学和大学作文教学中也有这个要求（当然有所调正和补充）。所谓明确论题,就是在说话之前,先要知道自已为什么在说话,是要弄请一个事实呢（conjecture）,还是要说清某件事情的性质（definition）?是要建议或计划某种行动策略（policy）呢,还是驳斥某种谬论（rebuttal）?

从明确论题来看,这位教授担心和反对北大会变成哈佛第二,想来是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什么北大“哈佛化”的迹象,或是有人在竭力主张用哈佛为模本来办北大。如果真是如此,那就是需要具体地告诉别人已经有了哪些北大会变成哈佛第二的迹象或苗头。或者告诉别人到底是谁在主张把北大办成哈佛第二,他或他们的具体主张又是什么。这样驳斥,才会有针对性,也才能有的放矢。

这位教授说,哈佛办得好,但那是为美国人而办的,北大是为中国人而办的。这话是不错的。但是,有没有人主张,北大应该为美国人而办呢?好像并没有谁有过这个主张。如果这位教授提不出有此主张的人,那么,他“北大为中国人而办”的宏论便是无的放矢。在公共说理中,这叫“稻草人”战术。“稻草人”战术是一种非逻辑性的说理谬误,它先树起一个并不存在的假想论点,然后轻松地将它击倒。稻草人论述还可以是曲解对方的论点,针对曲解后的论点（替身稻草人）攻击,再宣称已推翻对方论点的论证。例如,哈佛大学在学界的口碑很好,是因为它学术自由,并不是因为它是为美国人而办的。北大有没有可以向哈佛学习的地方,关键并不在于一个学校是为美国人还是为中国人而办。

这位教授说,我们不能在办学上处处照抄美国名校,这也不错。但是,“照抄”指的是“不动脑筋地模仿”。这个说法明显带有抵制和对立的情绪色彩,它不仅含混,而且夸大其词。真的有谁在主张中国办学应该处处照抄美国学校吗?认真提出教育主张的人,谁也不会愚蠢到这个程度吧?在说理中,应当尽量避免有情绪色彩的用词,而改用比较中立、客观的用词。这位教授说,北大如果办成哈佛第二,一定不是好事,而是很危险的。也许他应该告诉我们,他所担忧的到底是什么“危险”。如果说不同大学之间有所影响,那么,办学理念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也经常是被视为有“危险”的那个部分。这位教授心里不会不明白,以美国大学的一些理念来办中国大学（如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学术人格独立）,这并不是中国大学目前所面临的什么“危险”。

如果说不同大学之间有所影响,那么,办学理念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也经常是被视为有“危险”的那个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曾批评中国高教的现状说,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中国大学这么多,林林总总,怎么会都是“教育部大学”的分院呢?姜耀东指的恐怕正是中国大学的办学理念。北大的这位教授心里不会不明白中国高教的现状,也不会不明白,以美国大学的一些理念来办中国大学,如教授治校、学术学术人格独立,这些并不是中国大学目前所面临的什么“危险”。

揣着明白装糊涂当然不只是在这位北大教授身上才有,这是在中国学界头面人物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知识分子犬儒主义。揣着明白装糊涂也就是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所说的“明白人的错误意识”（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错误意识”是从马克思那里借用来的。在马克思那里,错误意识指的是个人或群体所拥有的,对真实世界起掩盖和神秘化作用的信念和价值,工人阶级默认和接受资本主义,就是因为受到错误意识的支配。同样,教授也会默认和接受他本该看清和拒绝的东西。

斯洛特迪克用的是enlighten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启蒙”,指的是让人在精神、人格和知识上摆脱愚昧、迷信和偏见,变得明白过来。明白和启蒙都是理智的产物。但是,启蒙的理智有缺陷,也会走向它的反面,变成一种更精致、更顽固的愚昧、迷信和偏见,那就是统治形态。斯洛特迪克在对犬儒主义的分析中,提出的问题是,在本来应该起启蒙作用的理智蜕变为这样的意识形态,并逼迫所有人应声附和、众口—词的时候,怎么才能坚持当一个明人（Aufklarer）呢?

在犬儒时代当一个明白人,而不是当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犬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事情并不是凭个人愿望或意志就能做到的。但这不等于说,每个个人,尤其是受过很高教育,又在大学里教育学生的教授、学者,就真的什么都不能做了。不做犬儒,不妨从简单的公共说理做起。例如,在公共说理中,这位教授所说的“危险”其实是一种犬儒主义的“危言耸听”,因为他自己都未必相信那是真的。危言耸听又叫“恐吓战术”（scare tactics）,它诉诸人们的无知和非理性恐惧,用人们目前还不知道或根本无法证明一定会发生的未来结果,来论证自己现在的主张是正确的。同样,北大办得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北大自己的事,与哈佛无关。北大教授与其操这个闲心,还不如自己在理性思考和公共说理上以身作则,不至于乱发议论,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