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假设性的论证不是好的说理

2013年8月,一篇署名“王小石”的假设性论证文章《中国若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在网上非常火爆。它的假设是“如果中国动荡”,结论是“一定比苏联更惨”。其实,苏联的“惨”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苏联惨不惨,什么是“惨”或“不惨”,得由今天的俄罗斯人自己去说。日前有报道说,圣彼得堡（旧称列宁格勒、彼得格勒）火车站将移走列宁雕像,俄专家称此像已经没有历史价值,这是不是很惨,也得由俄罗斯人自己去确定。

中国人不喜欢外国人唱衰中国,想来俄罗斯人也不喜欢中国人唱惨他们。苏联转变成今天的俄罗斯,并不是“动乱”的结果,而是在苏联共产党最高领导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完成的。你可以认为他领导的方向错了（这当然也得由今天的俄罗斯人说了才算）,但你不能说那是“动乱”。所谓“动乱”是有定义的（“骚动叛乱”）,不是你不喜欢的事情,不希望发生的事情都成了“动乱”。

假设性论证最常见的毛病是词义含糊和轻率概括。词义含糊就是概念无定义,王小石说的“动乱”和“惨”就是这样。轻率概括（hasty generalization）又称不当概括（inappropriate generalization）,是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它没有充分考虑一般性的情形,只凭少数或个别的例子就推论出一般性的结论。王小石说：“微博上的天使、导师、公知们天天造谣传谣制造社会负面新闻,营造一种中国即将崩溃的末世景象,诋毁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宣扬欧美的资本主义宪政模式。在此过程中不断煽动民众怨恨现政权,并痛骂中国人奴性十足,赤裸裸地煽动民众当炮灰引发中国社会动乱。”这么一长溜的谴责到底是在指责哪些个,还是全部“天使”“导师”和“公知”呢?

且不说意义含糊的“天使”和“导师”,单就时下人们议论的“公知”而言,这么严重的罪行,总得有几个承担罪责的公知个人吧。这就像那些搜刮、侵吞民脂民膏千百万元的“官员”,反腐败要求的是治他们个人的罪行,而不是让所有的官员一起来背负骂名。如果就此把所有的官员都骂成坏蛋、蛀虫、吸血鬼,那可真的成了王小石说的造遥和诋毁了。

不造谣、不诋毁应该成为公共生活的一个原则,既然如此,它就应该既适用于官员,也适用于公知。“文革”中有人把知识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都骂成“臭老九”,那是造谣和诋毁。王小石用类似的说法来对待公共知识分子,耸人听闻、言无实据,同样也是造谣和诋毁。

关于苏联为何解体的许多理论中,确实有一种与知识分子有关。它认为,推动克里姆林宫决定政治改革的是一些持异见的知识分子。可是许多研究者指出,这个说法只是假设性推测,并无实际根据。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期,安德罗波夫的KGB就已经几乎完全消灭了苏联的异议活动,所有“有政治问题”的知识分子都已经要么被流放、关押,要么逃到了西方（不全是去“米国”）。据俄罗斯社会学家维克多·柳涅夫（Victor Luneev）的研究,8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开始“重建”（又称“改革”,政治改革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为“公开”）的前夕,持异见的知识分子人数是微乎其微的,据KGB的统计,1980年为35人,1981年为39人,1982年为26人,1983年为44人,1984年为25人。与独裁时期的智利、巴西政府逮捕的众多知识分子相比,知识分子在苏联的活动简直算不了什么。1985年,几乎所有的苏联知识分子都已经由于过去不断的政治打压,而对政治极为冷淡、漠然。他们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将信将疑、并无兴趣,反倒是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敦促他们加入到改革的行列里来。一直要到1987~1988年,当苏联时局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后,持异见的知识分子才成为苏联政治生活中的活跃分子。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突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但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苏联的僵化体制,就算戈尔巴乔夫再厉害,只要党内有强大的民主声音,他也还是掀不起大的风浪。然而,从斯大林时代开始,苏联就已经养成了总书记说了算的制度文化,体制内充斥着碌碌无为、毫无思想的庸人官僚,既不懂政治理论,又没有真正的信仰,全都是上面怎么说下面怎么附和,上面决定下面执行,这就给了戈尔巴乔夫可乘之机。所以说到底,毁掉苏联的既不是公知,也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苏联的僵化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