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六
来书云：“闻语学者乃谓‘即物穷理之说，亦是玩物丧志’［一］；又取其‘厌繁就约’、‘涵养本原’［二］数说标示学者，指为晚年定论，此亦恐非。”
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三］，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为二矣。夫求理于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于其亲之谓也。求孝之理于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于吾之心邪？抑果在于亲之身邪？假而果在于亲之身，则亲没之后，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是恻隐之理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在于吾心之良知欤？其或不可以从之于井欤？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欤？是皆所谓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欤？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欤？以是例之，万事万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与理为二之非矣。夫析心与理而为二，此告子义外之说，孟子之所深辟也。“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谓而然哉？谓之“玩物丧志”，尚犹以为不可欤？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四］。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合心与理而为一，则凡区区前之所云与朱子晚年之论，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注释】
［一］《王文成公全书》当中无“即物穷理之说，亦是玩物丧志”之言。阳明正德七年《答徐成之（二）》论及朱熹处或为顾东桥此语之所本。不然，阳明相关言论之作品恐已失传。详情有待进一步考证。又，“玩物丧志”，典出《尚书·旅獒》“玩人丧德，玩物丧志”。
［二］“厌繁就约”，语本朱熹《与刘子澄》；“涵养本原”，语见朱熹《答吕子约》。阳明将朱熹此两信收入其正德十年冬十一月辑成、十三年七月梓行的《朱子晚年定论》中。
［三］“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语本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补传”。
［四］致吾心之良知，即致良知，为阳明思想之宗旨。致，既有穷尽、推极、获得之意，又有给予、实行、扩充之义。良知，指天生的分辨是非善恶之能力，语出《孟子·尽心上》。阳明对于孟子之良知学说加以发挥，既认为“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又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传习录》中、下）阳明之致良知学说，有多方面涵义。其一，致良知是指良知作为分辨是非善恶能力得以充分呈现。阳明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传习录》上）其二，致良知是指良知作为天理得以扩充。阳明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传习录》中）其三，致良知是指依良知而行。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传习录》下）冯友兰甚至说，对于阳明，“‘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他所讲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致良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第215页）根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经过宸濠、忠、泰之变后，正德十六年（1521），阳明先生才提出致良知之教。阳明的致良知学说，是“从百死千难中得来”，是其人生经历、生命体验的结果，而不仅仅是学理的建构。
【翻译】
来信说：“听说您对学者说‘即物穷理之说，亦是玩物丧志’；又拿朱子的‘厌繁就约’、‘涵养本原’等说法来向学者标榜，将其说成朱子晚年定论，这也恐怕不对。”
朱子所说的“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从事事物物上探求其所谓的定理，这是用我们的心在事事物物之中探求定理，将心与理分析为二了。从事事物物上探求定理，就如同在父母身上探求孝顺之理的说法一样。在父母身上探求孝顺的理，那么孝顺的理到底是在我们的心中呢？还是在父母的身上呢？假如这孝顺的理果真是在父母的身上，那么父母过世之后，我们的心中就没有孝顺的理了吗？看见小孩落入井中，必定会有恻隐的理，这恻隐的理果真是在小孩身上呢？还是在我们心中的良知呢？或许不可以跟着小孩一起落入井里？或许可以伸手把小孩救出来？这些都是所谓的理。这些理到底是在小孩身上呢？还是出于我们心中的良知呢？以此类推，万事万物的定理，莫不如此。由此可知，把心与理分析为二是错误的。把心与理分析为二，这是告子的义外之说，孟子曾深加驳斥。“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你既然已经了解它，这到底是针对什么而这样说的呢？把它称为“玩物丧志”，你还以为不可以吗？至于我所说的致知格物，是把我们心中的良知扩充到事事物物。我们心中的良知，就是所谓的“天理”。把我们心中良知的“天理”扩充到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就都能得到其天理了。所谓扩充我们心中的良知，就是致知；事事物物都能得到其天理，就是格物。这就是心与理合而为一。心与理合而为一，那么凡是我以前之所说与朱子晚年之所论，都可以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