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〇
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一］、武之不葬而兴师［二］、养志养口［三］、小杖大杖［四］、割股庐墓等事［五］，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六］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七］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八］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注释】
［一］舜之不告而娶，语本《孟子·万章上》。
［二］武之不葬而兴师，事见《史记·伯夷列传》。
［三］养志养口，语本《孟子·离娄上》。
［四］小杖大杖，语本《孔子家语》。
［五］割股，即割股疗亲。股，大腿之肉。古代以割股疗亲为至孝。庐墓，古代遇父母、尊长之丧，在墓旁建筑小屋居住，称庐墓。
［六］“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语见《孟子·离娄上》。迩，近。
［七］“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语见《孟子·告子下》。
［八］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问”，原作“间”，据台北藏明刊本、德安府重刊本、孙应奎本、胡宗宪本、郭朝宾本等版本改。王畿本作“闻”。
【翻译】
来信说：“道理的主要方面易于明白，犹如您所说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都可以做得到。至于礼仪节目、时世变迁的详情，毫厘之差、千里之谬的教训，必须借助学习而后才能知道。现在从冬温夏凊、昏定晨省方面谈论孝道，谁不知道这些？至于像帝舜之不告而娶妻、武王之不葬而兴师、赡养父母是养其心志还是养其口体、被惩罚时应否小杖则受大杖则逃、割股疗亲或庐墓守丧等事件，对于处理常规与变故、过分与不及之间的分寸，则必须讨论其孰是孰非，来作为处理事情的根据，然后心体才能不受蒙蔽，遇事才能没有过失。”
所谓“道之大端易于明白”，这句话确实是对的。不过后来的学者，往往忽略那些易于明白的道理而不遵循，而去追求那些难以明白的道理作为学问，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会“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的原因。孟子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都是相同的。只是圣人能够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这是圣愚之所以区分的缘由。礼仪节目、时世变迁，圣人怎么会不知道？圣人只是不专门以此作为学问。而圣人所谓的学问，正是只致其良知，来精察这心中的天理，而与后世的学问不同。你没有闲暇去致良知，而急急忙忙为这些事情担忧，这正是追求其难以明白的道理作为学问的弊病。良知之与节目时变相比，犹如规矩尺度之与方圆长短相比一样；节目时变的不可预定，犹如方圆长短的不可穷尽一样。所以规矩真正确立，则不可用方圆来欺瞒，而天下的方圆就是怎么用，也不可用完；尺度真正陈列，则不可用长短来欺瞒，而天下的长短就是怎么用，也不可用完；良知真正扩充，则不可用节目时变来欺瞒，而天下的节目时变就是怎么应，也不可应完。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如果不是从我们心中良知一念的细微之处来精察，又将在什么地方运用学问呢？这是不依规矩而希望确定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而希望穷尽天下的长短，我所能见到的就是他的乖张谬戾、终日劳苦而无成。你说“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真正能致其知的人却很少。如果说粗略知道温凊定省的仪节，就可以称之为能致其孝之知，那么凡是知道君王应当仁惠的，都可以称之为能致其仁之知了；凡是知道臣属应当忠心的，都可以称之为能致其忠之知了，则天下谁不是致知的人呢？由此而言，可以知道致知一定在于践行，而不践行则不可以称为致知，这是很明白的。知行合一的本来状态，不是更加较然显明了吗？至于帝舜不告诉父母而娶妻，难道是舜之前已经有不告而娶妻的人作为准则，所以舜能够考证什么典籍、请教什么人物而做这样的事呢？抑或只是舜反求于其心中一念之良知，权衡轻重之宜，不得已而做这样的事呢？武王不安葬文王而兴师伐纣，难道是武王之前已经有不葬而兴师的人作为准则，所以武王能够考证什么典籍、请教什么人物而做这样的事呢？抑或只是武王反求于其心中一念之良知，权衡轻重之宜，不得已而做这样的事呢？假使帝舜的心中不是真的担心无后、武王的心中不是真的为了救民，则他们不告而娶妻与不葬而兴师，乃是最大的不孝、最大的不忠。然而后人不致力于致其良知，以在此心的感应酬酢之间来精察义理，只不过想凭空讨论这些不正常的事件，并且拿它来作为处理事情的根据，以求遇事没有过失，这也相差太远了。其余几件事，都可以类推，则古人致知的学问，由此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