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一
来书云：“谓《大学》‘格物’之说专求本心，犹可牵合；至于六经四书所载‘多闻多见’［一］、‘前言往行’［二］、‘好古敏求’［三］、‘博学审问’［四］、‘温故知新’［五］、‘博学详说’［六］、‘好问好察’［七］，是皆明白求于事为之际、资于论说之间者，用功节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义，前已详悉，牵合之疑，想已不俟复解矣。至于“多闻多见”，乃孔子因子张之务外好高，徒欲以多闻多见为学，而不能求诸其心以阙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于尤悔，而所谓见闻者，适以资其务外好高而已，盖所以救子张多闻多见之病，而非以是教之为学也。夫子尝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八］，是犹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义也［九］。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耳。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诸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见闻之知为次，则所谓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窥圣门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谓子贡曰：“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十］使诚在于“多学而识”，则夫子胡乃谬为是说以欺子贡者邪？“一以贯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为心，则凡多识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十一］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惟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其外者也。“博学审问”，前言已尽。“温故知新”［十二］，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十三］，德性岂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舜之“好问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谈说以为知者，分知行为两事，而果有节目先后之可言也。
【注释】
［一］“多闻多见”，语本《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二］“前言往行”，语本《周易·大畜·象传》：“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三］“好古敏求”，语本《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四］“博学审问”，语本《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五］“温故知新”，语本《论语·为政》：“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六］“博学详说”，语本《孟子·离娄下》：“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七］“好问好察”，语本《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
［八］孔子之言，见《论语·述而》：“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九］孟子之语，见《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十］“夫子谓子贡曰”云云，语见《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十一］“孟子云”云云，语见《孟子·告子上》。
［十二］“温故知新”：原作“温故新知”，据台北藏明刊本、德安府重刊本、王畿本、孙应奎本等版本改。
［十三］“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语本《朱子语类》：“‘温故’‘’‘’，只是存得这道理在，便是尊德性；敦厚，只是个朴实头亦是，‘尊德性’”。
【翻译】
来信说：“您说《大学》‘格物’的说法是专指反求本心，这还可以牵强凑合；至于六经四书所记载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这些都是明明白白要寻求于行为之际、而又有助于论说之间的事情，其用功的细节条目，固然不容紊乱。”
关于“格物”的含义，前面已经详尽说过，所谓牵强凑合的疑惑，想来已经不用再次解释了。至于“多闻阙疑、多见阙殆”，乃是因为子张致力于外物、好高骛远，只想以多闻多见作为学问，而不能反求于其心、将不明白的保留心中，所以他的言行不能避免怨尤懊悔，而所谓的多见多闻，正好助长他致力外物、好高骛远的毛病，孔子之所以对子张这么说，是用来挽救他多闻多见的弊病，而不是用这些来教他为学。孔夫子曾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这犹如孟子所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意思一样。这说法正说明了德性的良知不是从闻见而来。至于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门从见闻之末寻求，已经落在第二义了，所以孔子说是“知之次也”。既然以见闻之知为“知之次”，那么所谓的知之上，指的到底是什么呢？由此可以窥探到圣门关于致知的用力之所在了。孔夫子对子贡说：“赐也，汝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欤？非也。予一以贯之。”假使良知真的在于“多学而识”，那么孔夫子为什么要错误地提出这样的说法来欺骗子贡呢？“一以贯之”，不是致其良知又是什么呢？《易传》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既然以畜聚其德为心，则凡是多多记取前贤言论、往圣行事的做法，哪一样不是畜德的事？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所谓“好古敏求”，是指喜好古人的学问，而敏求这心中的天理。心即理。所谓学，就是学此心；所谓求，就是求此心。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是像后世那样一方面把广博地记诵古人的言词当做好古，一方面又迫不及待地只想从心外寻求获得功名利达的手段。所谓“博学审问”，前面说得已经比较详尽。所谓“温故知新”，朱子也把“温故”归属于“尊德性”，德性怎么可以向外寻求呢？然而“知新”必须经由“温故”，而“温故”又正是用来“知新”的，那么也可以证明知行不是分为两截的。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如果没有“反说约”的说法，那么所谓“博学而详说”，到底是指什么事情呢？帝舜的“好问好察”，只是以“允执其中”的态度来把“惟精惟一”的功夫扩充到道心上。所谓道心，就是良知的意思。君子的学问，何曾离开行为而废弃论说呢？只是他们从事于行为、论说，要旨都是知行合一的功夫，正是要用来致其本心的良知；而不是像当今社会上那些只把从事口耳谈说作为知的人那样，把知行区分为两件事，而果真以为它们是有节目、先后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