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八
来书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穷理，诚使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闻教告，遂能至于知致而德明乎？纵令静而有觉，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果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于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其曰‘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一］，语虽超悟独得、不踵陈见，抑恐于道未相吻合。”
区区论致知格物，正所以穷理，未尝戒人穷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无所事也。若谓即物穷理，如前所云“务外而遗内”者，则有所不可耳。昏暗之士，果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二］。大本立而达道行，“九经”之属［三］可一以贯之而无遗矣，尚何患其无致用之实乎？彼顽空虚静之徒，正惟不能随事随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遗弃伦理、寂灭虚无以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孰谓圣人穷理尽性之学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义，有以“至”字训者，如“格于文祖”［四］、“有苗来格”［五］，是以“至”训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纯孝诚敬，幽明之间无一不得其理，而后谓之“格”；有苗之顽，实以文德诞敷而后格，则亦兼有“正”字之义在其间，未可专以“至”字尽之也。如“格其非心”［六］、“大臣格君心之非”［七］之类，是则一皆“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义，而不可以“至”字为训矣。且《大学》“格物”之训，又安知其不以“正”字为训、而必以“至”字为义乎？如以“至”字为义者，必曰“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穷”、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八］，其可通乎？夫“穷理尽性”，圣人之成训，见于《系辞》者也［九］。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后世之弊邪？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故言“穷理”，则格致诚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则必兼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始备而密。今偏举“格物”而遂谓之“穷理”，此所以专以“穷理”属知，而谓“格物”未尝有行［十］，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穷理”之义而失之矣。此后世之学所以析知行为先后两截，日以支离决裂，而圣学益以残晦者，其端实始于此。吾子盖亦未免承沿积习，见则以为“于道未相吻合”，不为过矣。
【注释】
［一］“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云云，语见阳明《大学古本傍释》。
［二］“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语见《中庸》。
［三］“九经”之属，指《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四］“格于文祖”，语出《尚书·舜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格，至、到；文祖，指尧。意为：明年正月元日，舜来到文祖之庙。
［五］“有苗来格”，语本《尚书·大禹谟》“七旬有苗格”。意为：过了七十日，苗人不用讨伐就自己来臣服了。
［六］“格其非心”，语出《尚书·冏命》。后世多将格，解释为正、端正、纠正。据此，则“格其非心”之意为：端正其邪僻不正之心。
［七］“大臣格君心之非”，语本《孟子·离娄上》。
［八］而直曰“致知在至物”：“直”，原作“真”，据台北藏明刊本、德安府重刊本、王畿本、孙应奎本、胡宗宪本、郭朝宾本等版本改。
［九］佐藤一斋曰：“‘穷理尽性’，见于《说卦》。此引为《系辞》，偶误。”案：“穷理尽性”之言，语出《周易·说卦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下文“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之“穷理”，亦出自《说卦传》，而非出自《系辞传》，阳明记忆有差错。
［十］而谓“格物”未尝有行：“未尝”，原作“未常”，据台北藏明刊本、德安府重刊本、王畿本、孙应奎本、钱錞本等版本改。
【翻译】
来信说：“您教人以致知明德，而又禁止他们即物穷理，假使让昏暗之士深居端坐、不闻他人教诲，果真就能达到知致而德明吗？纵使他们静坐而有所觉悟，稍微能体悟本性，则也是佛教禅定智慧之类的无用见解，果真能知晓古今、通达事变而且致用于天下国家的实务吗？您说的‘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这些说法即使超悟独得、不踵陈见，也恐怕与圣人之道不相吻合。”
我所论述的致知格物，正是要用来穷理，未曾禁止别人穷理、让他深居端坐而完全无所事事。至于说即物穷理，如同前面所说的“务外而遗内”，就有所不可了。昏暗之士，果真能随事随物而精察这心中的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大本立而达道行，那么“九经”之类，就都能够一以贯之而没有遗漏，你又何必还要担心它没有致用的实务呢？那些讲求顽空、持守虚静的佛教道教之徒，正因为不能随事随物精察这心中的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将遗弃伦理、寂灭虚无视为正常，因此总的说来不能够治理家国天下。谁说圣人的穷理尽性之学也有这样的弊病呢？所谓心，就是身的主宰，而心的虚灵明觉，就是所谓的本然之良知。其虚灵明觉的良知，能够应感而动的称之为意。有知而后才有意，没有知则没有意。知不就是意的本体吗？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就是事。例如意用于事亲，则事亲就是一物；意用于治民，则治民就是一物；意用于读书，则读书就是一物；意用于听讼，则听讼就是一物。凡是意之用，没有不涉及物的，有这样的意就有这样的物，没有这样的意就没有这样的物了。物不就是意的运用吗？“格”字的含义，有以“至”字来解释的，譬如“格于文祖”、“有苗来格”，这是以“至”字来解释的。然而“格于文祖”，必须纯孝诚敬，使生死、幽明之间没有一事一物不符合天理，而后称之为“格”；有苗愚顽，实要先广布礼乐教化而后才能来格，那么也兼有“正”字的含义在其中，不可完全以“至”字的含义来解释。至于“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类，则完全是“纠正其不正以归于正”的含义，而不可以“至”字作为解释了。况且对于《大学》“格物”的解释，又怎么知道它不是以“正”字为其训释、而一定是以“至”字为其含义呢？如果是以“至”字为其含义，就必须说“穷至事物之理”，而后其说法才能解释得通。这就是说其用功的关键，完全在于一个“穷”字；用力的地方，完全在于一个“理”字。如果上面去掉一个“穷”字、下面去掉一个“理”字，而只说“致知在至物”，这可以解释得通吗？“穷理尽性”，是圣人的成训，见于《周易·说卦传》。假如“格物”的说法，果真就是“穷理”的意思，那么圣人为什么不直接就说“致知在穷理”，而一定要说这样转折不完整的言语，以引发后世的弊病呢？《大学》“格物”的说法，自与《周易·说卦传》“穷理”的要旨相同，然而也稍微有些分别。所谓“穷理”，同时具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用。所以说“穷理”的时候，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用都包括在其中；说“格物”的时候，则必须同时列举致知、诚意、正心而后其功用才算详备而缜密。现在单单提出“格物”就称之为“穷理”，所以朱子专门把“穷理”归属于知，而且说“格物”未尝有行，这不仅不能把握“格物”的要旨，连“穷理”的本义也失去了。这就是后世的学术之所以把知行分析为先后两截，使其一天天支离破碎，而圣学也日益残缺不明的原因，其造端实始于此。你大概也不免承续沿袭以往的积习，所见不过是以为我的说法“于道未相吻合”，我这样说，不算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