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二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一］，乡愿之乱忠信［二］，尧、舜、子之之禅让［三］，汤、武、楚项之放伐［四］，周公、莽、操之摄辅［五］，谩无印正，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六］、建辟雍［七］、制历律［八］、草封禅［九］，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十］。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以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十一］，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十二］。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十三］，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十四］，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十五］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十六］，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十七］。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十八］；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十九］。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遍物”［二十］，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二十一］。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二十二］之论也。
【注释】
［一］杨、墨之为仁义，语本《孟子·滕文公下》和《孟子·尽心上》。
［二］乡愿之乱忠信，“乱”，原作“辞”，据台北藏明刊本、德安府重刊本、王畿本、孙应奎本、胡宗宪本、郭朝宾本等版本改。语本《孟子·尽心下》。
［三］尧、舜、子之之禅让：尧、舜之禅让，事见《史记·五帝本纪》。子之之禅让，事见《史记·燕召公世家》。
［四］汤、武、楚项之放伐：汤、武之放伐，事见《史记·殷本纪》。楚项之放伐，事见《史记·项羽本纪》。
［五］周公、莽、操之摄辅：周公之摄辅，事见《史记·鲁周公世家》。王莽之摄辅，事见《汉书·王莽传》。曹操之摄辅，事见《三国志·魏书》。
［六］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之地。
［七］辟雍，古代所设之大学。
［八］历律，谓历数、律吕也。历数，所以推节气；律吕，所以定乐律。
［九］封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之典礼。
［十］“故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云云：“故释《论语》者曰”，原作“故《论语》曰”，据阳明回信“而释《论语》者曰”之说改。“‘生而知之’者，义理耳”云云，语本朱熹《论语集注》注“子曰我非生而知之”章引述尹焞之言。
［十一］“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语本《孟子·梁惠王下》。
［十二］救：阻止。
［十三］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疑“岂能”之“岂”，犹“其”，与“其”同义。“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语见《孟子·公孙丑上》。
［十四］武帝肇讲于汉，谓汉武帝命申公议明堂事。武后盛作于唐，谓武则天毁乾元宫作明堂事。
［十五］孔子之言，见《论语·八佾》。
［十六］声为律而身为度，典出《史记·夏本纪》。
［十七］曾子之语，本《论语·泰伯》。笾（biān），古代祭祀时盛果脯用的竹编食器；豆，古代的木制食器，多用于祭祀。笾豆，指祭祀用的礼器，后多代指祭祀。
［十八］“尧命羲和”云云，语本《尚书·尧典》。
［十九］“舜在璇玑玉衡”云云，语本《尚书·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在，观察。璇玑、玉衡，指北斗七星。齐，辨别；整治。七政，或说指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或说指七项政事（祭祀、班瑞、东巡、南巡、西巡、北巡、归格艺祖）。
［二十］“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意为：尧舜的智慧并不能够遍及所有的事物。语出《孟子·尽心上》。
［二十一］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史记·司马相如传》云，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相如未死时，“遗札书言封禅事”。
［二十二］“拔本塞源”，其典出《春秋左传》。韦政通认为，《左传》所说“拔本塞源”，乃遗弃本源之意；“阳明所谓‘拔本塞源’，是正本清源之意，‘拔本塞源之论’”，即良知之教也。（韦政通《中国哲学辞典》，第388页）
【翻译】
来信说：“杨朱、墨子的行仁义，乡愿的扰乱忠信，唐尧、虞舜、子之的禅让，商汤王、周武王、楚项的放伐，周公、王莽、曹操的摄辅，这样的事情太多以致无法一一加以印正，我们又何适何从呢？而且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都未曾考证辨识，假使国家打算兴立明堂、建筑辟雍、制定历律、草拟封禅，又将以什么来致其用呢？所以注释《论语》的人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这才可以称之为定论。”
你所说的关于杨朱、墨子、乡愿、唐尧、虞舜、子之、商汤王、周武王、楚项、周公、王莽、曹操的区别，与前面虞舜、周武王的讨论，大体上可以类推；关于古今事变的疑惑，前面在讨论良知的说法时，已经有规矩、尺度的比喻，应当无待多说。至于明堂、辟雍等事情，似乎还不能不略加论说，然而其论说相当冗长，姑且根据你的言论而略加申说以求教正，那么你的疑惑也就可以稍微得到解释了。关于明堂、辟雍的体制，最初见于吕不韦的《月令》、汉代儒生的注疏，而六经四书之中未曾详说。难道吕氏、汉儒的见识，比夏商周三代的圣贤更加贤能吗？齐宣王的时候，明堂还有未被毁掉的，那么周幽王、周厉王的时代，周朝的明堂都完好无缺。唐尧、虞舜时期住茅草房、行土台阶，明堂的体制未必完备，然而并不妨碍其为治世；周幽王、周厉王的明堂，固然还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旧观，然而无法阻止其为乱世。为什么呢？其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即使住茅草房、行土台阶，固然也是明堂；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即使是明堂，也是暴政产生的地方吧？汉代，武帝开始讨论兴建明堂；唐代，武后则大兴土木修筑明堂，然而他们的治乱情况又怎么样呢？天子兴建的学校叫辟雍，诸侯兴建的学校叫泮宫，都是取象地形来为它们命名的。然而三代的学校，其着眼点都是用来讲明人伦，而不是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须具备中和的德行，以其声为律则而以其身为尺度，然后才可以谈论这些。至于器物度数的具体细节，则是乐工的事情、祝史的职守。所以曾子说“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唐尧命令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他所看重的在于“敬授人时”；虞舜“在璇玑玉衡”，他所看重的在于“以齐七政”。这些都是急切地以仁民之心来推行其养民之政，他们制定历法、审明时令的根本，固然就在于此。羲和关于历数的学问，皋、契未必能做，禹、稷未必能做；“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即使尧、舜也未必能做。然而到了现在，遵循羲和的法则而世代修习，即使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也能推步占候而没有差错，难道说后世的曲知小慧之人，反而比禹、稷、尧、舜更加贤能吗？封禅的说法，尤其荒诞不经，这是后世的佞人谀士，为了求媚于他们的君主，因而倡为夸言侈论，以动荡君心而奢靡国费，属于欺天罔人、最为无耻的行径，是君子所不愿挂齿的，这也正是司马相如之所以被天下后世讥笑的原因。你却认为这是儒者所应该学习的，大概也是没有深思吧？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他是生而知之的。因而注释《论语》的人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如果礼乐名物之类的事情，果真与作圣的功夫有关，而圣人也必须经过学习而后才能知道，那么圣人也就不可以称之为生而知之了。如果说圣人属于生而知之，乃是专指义理而言，而不是由于礼乐名物之类的事情，那么礼乐名物之类的事情就与作圣的功夫无关。圣人之所以称之为生而知之，是专指义理而不是由于礼乐名物之类，那么学而知之者也只是应当学知这个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也只是应当困知这个义理而已。现在的学者之学习圣人，对于圣人所能够知道的，还不能学而知之，却急切地追求知道圣人所不能知道的来作为学问，这不是正好迷失了他希望成为圣人的方向吗？所有这些都是根据你所感到疑惑的问题稍微加以分析解释，还没有涉及我的“拔本塞源”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