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弃婴
法国传教士在黄埔锚地建起的小教堂门前，有一个圆形的石墩，大约两个手掌张开那么宽，本来是下雨天拿来垫脚用的。因为地势的缘故，教堂前面总是很容易积水，十分钟的大雨就能制造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泥泞鱼塘。
当地人叫这种石头“红咪石”，淡红色，易碎，神父不知道学名是什么，也无暇探究它的具体组成。这是一块没人要的便宜石头，就捡回来了。石墩中间有个浅浅的凹坑，也许曾是哪家宗祠的门柱基座，几乎所有弃婴都被放在这个凹坑里。深夜里抱着婴儿悄悄前来的父或母尚存一丝柔情，希望这些不受欢迎的婴儿能躺得舒服些。
这些凭空出现在红咪石墩上的孩子，十有八九是从花艇上来的。花艇和漂浮在珠江上的其他千百艘舢舨一样，围着外洋船做生意，别人贩卖蔬菜瓜果、鲜鱼、米酒和鸡蛋，花艇出售肉体的慰藉。经过了六个月的航行，水手和商人都需要这个。朱利安神父的孩子们，除了最小的那个，都是贸易季的遗留物。广州城的育婴堂不收华洋混血的小怪物，于是辗转送到这座摇摇欲坠的天主教远东哨站里去。
修女们手里有一份多年来拼凑而成的名单，按照首字母顺序给弃婴取名。朱利安神父抵达广州的时候，男孩轮到字母G，女孩的名字消耗得更快一些，已经来到字母M。继混血的“加布里埃”之后，下一个贸易季接连来了两个女孩，看起来应该是马来商人留在花艇上的孩子，分别取名玛嘉利和玛约利，都是“珍珠”的意思，把她们算作珠江的女儿。接着又来了一个男婴，先天残疾，双腿就像扭断的小树枝，受洗后不久就夭折了，按照广州海关的规定，外夷不得玷污帝国的土地，只能送到沙洲上，和无名的外国水手葬在一起。
1808年，十月初，台风侵袭珠江口，这是自夏天以来的第四个台风，黄埔还没从上一次暴风雨里缓过气来。教堂的屋顶恐怕受不住再一次大雨，朱利安神父花了两天，敲敲打打，加固窗户和房梁。加布里埃和妹妹们原本在圣水盆旁边玩耍，过了一会儿就不见了，但神父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应该就在门外不远处。雨已经下起来了，某个地方有块没固定好的窗板砰砰作响。神父笨拙地爬下梯子，把工具扔到地上，抓起提灯，跑到门外去找孩子们。
门前空无一人。红咪石墩孤零零地泡在积水里，被雨水打湿的地方变成棕红色。“加布里埃？”神父喊道，“玛嘉利？玛约利？孩子们，马上回来！”
在提灯闪烁不定的光线里，他看到泥地上的一串小脚印，从教堂门口一直延伸到用竹枝围起来的小花园。神父快步冲过去，叫着孩子们的名字。闪电割破了沉重的雨云，滚滚雷声从海的方向传来。上一次台风吹倒的棚架还没来得及修理，堵住了路，神父手脚并用从下面爬过去，不小心碰翻了提灯，顿时被雨点横飞的黑暗吞没。又一次闪电，眩目的白光照亮了整个园子，他终于看到了孩子们，全都蹲在垃圾堆旁边。几天前，修女们把断枝树叶和损坏的家具扫在一起，准备等晒干了全部烧掉。加布里埃看见了朱利安神父，起身走过来，女孩们跟在后面，都淋得透湿，头发一缕一缕粘在脸上。玛嘉利抱着什么东西，小小的，像只猫崽，只是没有毛，沾着血，几乎就像一大块新鲜切下来的鲫鱼肉。神父好不容易重新点燃提灯，举起，让光线落在孩子们身上。
那是个新生婴儿，连脐带都没有剪，布满黏液和血，也许在残枝败叶里哭了很久，现在已经没什么声音了。神父四下环顾，除了黑暗和大雨，什么也没看见，抛弃婴儿的人肯定早就走了，甚至没给孩子留下一块布片。朱利安神父脱下外袍，包起弃婴，和孩子们一起回到教堂里。
这个男婴排到字母L，修女们叫他吕西恩。
吕西恩也许是花艇的孩子，也许不是。不是的几率更高一些，往前推九个月，并不是贸易季节，外洋船早已离开黄埔，商行关门，还没走的外国人大部分去了澳门，第二年夏天才会返回到广州。花艇冬季不在这一带营业。
等这个年纪最小的弃婴长到两岁的时候，事情就很明显了。他脸上没有欧洲人、印度人或者马来人的痕迹，完完全全就是一个来错了地方的本地婴孩。也许是某个洗衣妇的私生子，或者来自无力抚养婴儿的疍家[1]少女。神父为吕西恩的母亲祈祷，她在台风来临的夜晚里生产，一定倍感恐惧和孤独。
资历最长的修女不同意神父收养这个孩子。吕西恩不像加布里埃，她理论道，广州城的育婴堂不会拒绝他的。
神父同意她的看法。不过婴儿一直很虚弱，所有人都认为必须等到情况好转再作打算。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看的婴儿，几撮黑色绒毛点缀着皱巴巴的脑袋，耳朵显得太大，手显得太小，哭起来没完没了。神父用本应该拿来做袍子的布料和附近的农家交换水牛奶，喂养小小的吕西恩，顺便打听弃婴父母的踪迹，没有人知道，就算知道，也没有人愿意告诉外国人，连半点流言蜚语也没有。玛嘉利和玛约利，两颗珍珠，每天都围在床边，以一种逗弄小动物的方式吸引婴儿的注意力，使劲晃动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偷来的牛铃。五岁的加布里埃在门口徘徊，又想探头进来看看情况，又想假装不感兴趣。送婴儿到广州城去的计划一拖再拖，总被各种各样的琐碎小事阻挠，最后完全搁置了下来。等吕西恩长到和哥哥一起爬上爬下四处捣乱的年纪，就再也没人提起育婴堂了。
加布里埃有一艘舢舨，是十五岁那年和吕西恩一起从河底的淤泥里拉上来的。这艘废弃已久的小船几乎完全腐烂了。兄弟俩清理了船身的寄生物，逐一更换在泥里泡得黑黝黝的木板。为了学造船的技巧，两个男孩厚着脸皮在修船棚附近游荡，偷窥工匠干活。修船工都觉得这两个孩子有意思极了，时常送他们煮熟的鸭蛋，教他们怎么往船身里敲钉，打磨木板，做防水处理。工匠们叫加布里埃“鬼仔”，意思是小外国人，而吕西恩的绰号是“奀仔”，意思是小瘦子。“鬼仔”和“奀仔”就这样跟造船工学会了广东话。但只要离开了修船棚，加布里埃就必须假装什么都不懂。朝廷律法禁止平民学习外文，同时也阻止他们教外夷中文，要是追究起来，这些造船工可能会被发配伊犁。但只要问题不闹到台面上，广州府懒得管这些小事。
舢舨修理完毕之后，朱利安神父的四个孩子都参与了下水仪式，在码头附近的浅水里打转，兴奋地尖叫。等加布里埃对自己的驾船技术更有信心之后，就带着吕西恩闯入稻田之间的狭窄水渠，追赶惊慌失措的鸭子，在农户举着长竹竿出来撵人之前飞快逃窜。
每逢贸易季节，两兄弟就从黄埔的小溪税关[2]出发，顺水往南漂，与山丘一样巨大的帆船擦肩而过，时常迷失在数百艘贩卖各式商品的舢舨之间。在珠江上，没有人们买不到的东西，稻米，成缸的石湾米酒，补漏用的沥青，沾着露水的荔枝和龙眼，剪纸和热乎乎的螺肉粥，甚至还有人把水牛和猪拉到沙洲上，只要有阔绰的外国大班愿意付钱，就当场宰杀。吕西恩最喜欢看的是养鹅人的小艇，一百多只活鹅栓在艇尾，浩浩荡荡地占据了一大片江面，别的舢舨都不得不给那些噪音震天的水禽让路。
神父最希望加布里埃进入修院，以后接管教堂，也许在黄埔，也许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但加布里埃对教会没有兴趣，他想当个商人，乘上那些多年来在他眼前来来去去的远洋船。十六岁那年他收拾行李去了澳门，朱利安神父认识一个葡萄牙翻译，愿意收这个混血男孩当学徒，帮忙做些文书工作。临走前，加布里埃把舢舨送给了弟弟，于是吕西恩时常闷闷不乐地躺在船底，漂浮在珠江某条细瘦平缓的支流上，听着岸边偶尔传来的狗吠。有时候他捡来几块拇指大小的木炭，在破破烂烂的圣歌集背面绘画不知道哪里来的白鹅，鸟儿在船舷上梳理尾羽，左顾右盼，突然展翅飞走，留下吕西恩凭记忆和想象补全蹼和尾羽的细节。
1822年，黄埔商行区大火，波及了教堂。巡夜人及时敲锣警告，所有人都逃出来了，只有一位行动不便的年长修女被热灰烫伤了背部。吕西恩和两个姐姐一起躲到码头，互相搂抱着，看着木制屋顶熊熊燃烧，最终随着刺耳的断裂声彻底垮塌，坠入炼狱般的火焰。在他们身边，朱利安神父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布满胡茬的脸在火光映照下显得疲惫而苍老。
火灾的消息没过多久就传到了澳门。一周之后，加布里埃搭上一艘返程的中国运米船回到黄埔。他看起来和吕西恩记忆中完全不一样了，蓄了胡子，穿着葡萄牙式样的衬衫，领口敞开着，并不像法国人或者荷兰人习惯那样用布巾绑起。他整个贸易季都待在黄埔锚地，和朱利安神父一起筹划重建教堂。法国商行象征性捐了一些钱，甚至不够做一扇新窗户。商行自己的仓库也烧毁了，上百匹昂贵的丝绸付之一炬。于是吕西恩还得背负一个不太令人羡慕的任务：逐一拜访新来的商船，向水手和行商收集善款。
大火过后的第二个周日，加布里埃早早叫醒弟弟，说要带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空闲时间不多，得快点出发。他们的舢舨拴在远离货仓的河边，躲过了火灾。越接近广州城，河道就越浅，到最后每一桨下去几乎都会触到沙子，两人合力划船，在初夏的热浪里流汗。加布里埃始终没有说去见谁，吕西恩问了两次，得到的唯一回答是微笑。
他们在拾翠洲[3]上岸。一艘中等大小的货船拴在榕树的阴影下，挂着孖鹰旗[4]——只有挂旗艇能毫无阻碍地驶到珠江上游，不受海关检查，有时候来自不同地方的散商会凑钱租一艘这样的挂旗艇，有人要买私人物品，有人单纯想随船观光，有人想逃税，广州海关并不是不知道，但一艘挂旗艇带不走多少东西，不值得为此和商会起冲突。今天这艘船前来护送的是比茶叶和大米更脆弱一些的商品：外销画，广绣和专门为欧洲顾客定制的曲颈瓶。三个外国商人站在码头石阶上，时不时抬头和坐在榕树树荫里的一个中国人谈笑。后者摇着扇子，看着货物上船，就像黑猫懒洋洋地盯着并不特别感兴趣，但放走了又很可惜的食物。腰带上挂着的木牌表明他是个通事，比买办高一档，比海关官员低一档，翻译，保姆，职业斡旋人，又或者，用加布里埃的话来说，夹在外面的世界与广州府之间的缓冲地带。
一看见加布里埃，穿着黑色衣服的通事露出微笑，折起扇子，插到腰带上，像个西方人那样伸出手，和加布里埃握了握。那几个外国人也从码头走到榕树下，其中一个缺了半只右耳，残余的部分好像褪色的寄生植物，吕西恩不由得盯着看。这群人开始用葡萄牙语聊天，吕西恩只能听懂一两个脱离上下文的单词，很快就失去兴趣，转身走开，想到水边去看挂旗船上的商品。加布里埃抓住他的手臂，把十四岁的弟弟拖到通事面前，好像在展示一头待售的小马驹。
“这是邵锦官，一位通事，他也认识朱利安神父。”加布里埃转向通事，“这就是我的弟弟，今年年初在澳门的时候，我向你提起过的。他叫吕西恩。”
通事往前俯身，审视吕西恩的脸，用葡萄牙语说了一句什么，除了加布里埃，大家都笑了起来。男孩困惑地皱眉，抬头看了一眼哥哥。
“他说他知道你，你就是朱利安神父手里那瓶‘灌在米酒缸里的葡萄酒’。”加布里埃转向通事，补充了一句：“吕西恩会讲广东话。”
通事挑起眉毛，站起来，摸了摸吕西恩的短发，换成了粤语：“会不会官话？”
“他能学。”
“英文？”
加布里埃看起来有些绝望了，“我弟弟学起东西来非常快。”
“你弟弟似乎不会自己说话。”
“我会。”吕西恩插嘴，通事和那几个外国商人都把目光转向他，好像在看一只会用头顶彩球的小狗，“我只是不知道你们想我做什么。”
“豆丁仔，”通事回答，笑意令他的眼角露出鸟爪般的细纹，“你哥哥正在出尽法宝向我推销你，他希望你在我手下当个翻译，一个不留神，你有朝一日可能会从我手上接过这个，”他拍了拍挂在腰带上的木牌，“你觉得怎么样？”
男孩抿起嘴唇，瞥了一眼泊在码头台阶旁边的挂旗艇，船工正在固定货物，像对待熟睡的新生婴儿那样轻手轻脚地把陶瓷制品放进塞满干稻草的木箱，瓶身画着吕西恩从未见过的风景，一个陌生的港口，在海洋的另一头。
“我会有很多机会登上商船吗？”他问。
“会。”通事说，态度庄重，并没有把男孩的问题当作笑谈，“不止那么简单。商船还会变成你的一半生命。”
“那我觉得我哥哥已经推销成功了。”
——
右舷炮声炸响，撼动了整艘船。尽管早有准备，吕西恩还是不由得抓紧栏杆，稳住自己。按照惯例，外洋商船向广州海关鸣炮致敬之后，前来检查的官船会敲锣回应，以示欢迎。他差不多该提醒船长和大班到甲板上来，拿着专门为此准备的红葡萄酒，迎接海关督查登船。督查一般会回赠新鲜蔬菜和猪牛肉，慰劳远道而来的水手。在黄埔和澳门来回了七年，吕西恩已经十分熟悉这套流程，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将会非常忙碌，作为通事秘书，他必须确保赠礼过程万无一失，没有人会因为可笑的翻译误会而动用武力。然后还要化解丈量船只时不可避免的矛盾，海关督查总喜欢多量一寸，以便多收税费，外国大班总会发现，马上提出抗议。从中斡旋的通事永远被迫在照顾督查的自尊心和照顾外国大班的钱包之间寻找微妙的平衡，同时还得留意自己的口碑，要是在外国商人心目中落下了过分偏袒海关的名声，下一个贸易季节就别想接到委托了。
而且，今天是邵锦官第一次允许吕西恩独自带船从虎门税关驶向黄埔，他不能出一点差错，每个步骤都必须完美无缺。
没什么会出错，他安慰自己。这是一艘丹麦商船，“海鸥”号，截至今年，已经在哥本哈根和广州之间往来四趟。丹麦商人总是准时交付税金和船牌费，很少像英国人或者法国人那样诸多抱怨。
“神父！他们来了。”一个裹着头巾的水手在左舷喊道。
我不是神父。他对着河水摇摇头，没有开口，懒得再去矫正错误的称谓。不知道哪艘船的哪个昏了头的大班首先想出这么一个绰号，迅速传播开来，在外商之间口耳相传，固化了这个谬误。吕西恩跨过一团几乎堆到膝盖那么高的麻绳，走到甲板另一边，看着官船驶近。
赠礼过程很顺利，检查货仓也是。唯一让吕西恩紧张的是海关督查对丹麦人携带的步枪产生了疑问，督查很熟悉老式火枪，但没见过这样的步枪，所有海关关员的本能都是一样的：如果出现不能理解的东西，就马上拦下来，最好销毁。
“这些都是对付海盗用的。”吕西恩把船长的解释翻译过去。
“你们在帝国海军的保护范围内，不需要这么多武器。”
“其他船都带武器。”
“任何船都不准带武器。”
“问问他自己知不知道珠江口有多少海盗。”丹麦船长变得不耐烦了。
“船长说‘当然不需要’。”吕西恩直接撒谎了，尽管他知道从珠江入海口到福建泉州海盗猖獗，吃皇粮的水兵根本无力覆盖这么大的范围，“船长的意思是，在帝国海军的巡查范围外，红海，印度，他们需要保护自己。”
督查狐疑地审视步枪枪柄，摸了摸扳机和长长的枪管，目光落在挂在舱壁的一把猎枪上，枪柄是用打磨光滑的樱桃木做的，雕着葡萄藤和百合花图案，多半是船长的私人收藏。吕西恩悄声和船长说了几句话，后者僵硬地点了点头，不悦地抿着嘴唇，看起来像是吃了一勺火药。
“船长希望将这把猎枪送给你，督查大人，作为友谊的证明。”吕西恩说。
督查看了一眼通事秘书，再看了一眼丹麦船长，转身从墙上取下猎枪，摩挲樱桃木枪柄，对着光欣赏木头的光泽，然后把枪交给副官，从腰带上的小布袋里取出印章，盖在准予通行的文件上。
“希望他打穿自己的脚。”船长说。
“船长认为您使用这把猎枪一定收获丰富。”吕西恩告诉督查。
直到确认海关官员带着红酒和新获得的猎枪回到官船上，吕西恩才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打了个手势，示意引水人出发。鼓声响起，十二艘租来的舢舨一同往前冲，拖拽着无法独力在浅水里航行的外洋帆船，缓缓驶向黄埔。
吕西恩原本希望在天黑之前回到黄埔港，但是水流的状况不如预期。途径东江和狮子洋交界处的时候，两艘舢舨被暗藏的急流拖住，额外花了半个小时才脱身。太阳下山了，水鸟在暮色中擦过灰蓝色的江面，消失在岸边的狗尾草丛里。水手点起风灯，挂到桅杆上。前方牵引的舢舨也纷纷点亮油灯，像一大群发光的浮游生物。“海鸥”号在夜色中驶入珠江，左舷是一片漆黑的长洲岛，右舷就是点缀着灯笼和火把的黄埔锚地。
通事秘书和水手一起下船，短暂考虑过到税关去办理剩余的手续，但他既累又饿，决定先回家去。身后某处有人在喊“神父！神父！”，也许他听错了，也许叫的是别的神父，吕西恩继续往前走，不想理会。脚步声逐渐接近，他转过身，看着两个人影走进法国商行的灯笼下，他认得缺了右耳的荷兰船医，从没见过船医旁边喘着气的年轻商人，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对方也在毫不避讳地打量他，眼睛一眨不眨。
“范德堡医生。”通事秘书首先移开视线，伸出手，和荷兰人握了握，听见他说法语的时候，年轻商人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我以为您在西江买茶叶。”
“耽搁了，过几天再去。”船医用力拍了一下旁边陌生人的后背，“让我向你介绍，菲利普·林诺特，一个星期前坐‘代尔夫特之星’号来的。菲利普，这是吕西恩，你需要他的帮助。”
“晚上好，林诺特先生。”
“晚上好，神父。叫我菲利普就可以。”
“不是神父，只是个通事秘书。”吕西恩瞪了船医一眼，“不要全盘相信范德堡医生告诉你的一切。”
“就像刚才医生所说的，我需要您帮忙——”
“而我很乐意提供帮助。”吕西恩打断了菲利普，语气温和，“但现在，您也看见了，天已经黑了，广州关了城门，我们做不了什么。明天一早再来谈这件事会更好。范德堡医生知道该到哪里去找我。晚安，先生们。”
“我没有住处，连半个法郎都没有。这就是，”菲利普清了清喉咙，“这就是我希望您能帮上忙的地方。”
吕西恩看着潦倒的法国人，目光短暂地停留在许多天没刮的胡子和没穿鞋的光脚上，这里应该有很多个问题，但吕西恩不想知道答案。他把目光转向船医，荷兰人耸耸肩。
“我明白了。范德堡医生显然很擅长利用教会的善意。”
“您刚刚才说您不是神职人员。”菲利普说。 “是一个略微复杂的故事，有空的时候问问范德堡医生，或者商行里任何一个人，他们都能告诉您，而且讲得比我精彩。请跟我来，林诺特先生。”
注：
[1] 疍(dan)家，也叫艇户，长居船上的渔民。广州的疍家人自1990年代开始逐渐上岸定居。
[2] 澳门和广州之间共设四个税关，小溪税关在黄埔锚地，是最后一个。
[3] 今天的沙面岛，在广州市西南。
[4] 奥地利的标志，孖读音mā。当时的奥地利商行叫“孖鹰行”（孖鹰的意思是“两只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