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云南三村

1938—1942年,抗战初、中期,我和张之毅同志在云南滇池周围调查了3个农村。这3个农村当时分别属于3个县:禄丰、易门、玉溪,因此我们分别称它们为禄村、易村、玉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土纸本,有我的《禄村农田》(1942)和张之毅的《易村手工业》(1943)。张之毅的《玉村农业和商业》只有油印本。1943年我初访美国,在访问期间把这几篇论文编译成Earthbound China(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一书。1987年张之毅同志去世后,由我汇编成《云南三村》一书,因出版困难,至今还没有问世。

《云南三村》编成后,我常想去云南追踪调查。估计所需时间较长,不易安排。直到今年5月底6月初,硬抽出了20天去云南和三村打了个照面。这样匆促地走马观花,谈不上调查研究。到了昆明才知道禄丰县现隶楚雄彝族自治州,易村已划归禄丰,而且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研究机关从1983年起已有钱成润、史岳灵、杜晋宏3位同志在禄村和易村进行了追踪调查,调查结果部分已在1984年《彝族文化》发表。他们听说我要重访三村,特地赶来做我的向导。本文中所引用有关40年代后的资料除这次访问所取得的之外都是由他们提供的。不敢掠美,深表感激。有了他们的帮助,我对禄村和易村半个世纪里的变化有了一些概括的认识,对当前的发展情况易于体会。

至于玉村,由于张之毅同志业已去世,我又记不起该村原来的名称,只能在玉溪郊区按我记得的方向找了一个乡进行访问。玉溪农村变化太大,旧的面貌几乎全都改观了。在当地问了一些老乡,都已不记得我们50年前来调查的这回事了。

下面把我这次重访三村做一简单的报道。

50年前我们去云南三村调查的目的,是想了解当时受现代工商业城市经济影响较浅的内地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而研究怎样提高内地农民的生活质量。

云南三村代表抗战前云南东部滇池周围坝子里三种不同模式的农村,给了我们比较研究的根据。

禄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农业之外,副业很少,根本没有手工业的自给自足的农村模式。它的特色是众多人口挤在狭小的坝子里,用着简单的技术,靠农业的生产维持生计。

内地这样的农村和沿海较发达地区的农村一样是人多地少。当时禄村有122户611人,人均占有耕地1.8亩。因为处在坝子中心,全部是保水田,可种水稻和蚕豆两熟,人均粮1538斤。如果分配均匀,全村人口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是禄村各户占有土地差别很大,无田和少田(6亩以下)户占66%,他们所有农田只占全部农田的1/4。这部分贫困户只有靠租田或卖工活命。依靠卖工维持生活的有250人,约占全村劳动力的60%。占有较多土地的男人自己不劳动,住在村子里指挥雇佣劳动,经营农事。我们称这种人为雇工自营的小土地所有者。

禄村这种情形和我1936年在江苏太湖附近调查的江村是不同的。江村靠近上海和苏州这样的大中城市,又有发达的传统手工业,在早年原是比较富裕的。但当时由于所产蚕丝丢失了国际市场,传统手工业一蹶不振,农民收入陡降,先是受高利贷的盘剥,而后最终出卖土地,成为佃户。这里放债和买田的人大多住在城镇上,所以对农村来说发生了土地权外流的现象。这里的土地所有者既不劳动,又不经营农事,根本不住在村里,所以我们称他们为“不在田地主”或“离地地主”。禄村和江村当时虽同属封建体制,但形式是不同的。

当我们把禄村和江村对比时,发生了一个问题:内地有没有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农村,它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从禄丰城骑马走了6天,在易门县境内的绿叶江畔找到了一个传统手工业比较发达的村子,我们叫它易村,张之毅同志住下进行了调查。这个村子就在江边上,绿叶江两岸长满了茂密的竹林。用竹子做原料,这个村子发展了两种手工业,一是编织篾器,一是制造土纸。

易村同样是人口密集的村子。全村有57户236人,212亩耕地,人均9分。一眼看去,易村比禄村更穷。几乎有2/3的人家耕种小块土地不足养家,需靠编篾器补贴。另外1/3的人家靠了土纸制造生活较好,其中少数积累了资金,在附近彝族地区买地收租。

在易村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手工业。一种是贫穷户利用多余劳动力编织篾器,借以贴补生活的副业。这种副业并不需要投资,江边可以自植竹林作为原料,工具也较简单,一把劈削竹子的扁刀就足够了。门前空场就是工作场所。技术是祖上传下的,一般人通过实习,不难熟练。产品是农家的日用品,箩箩筐筐类别也不多。因之这种副业性质的手工业比较普遍。

另一种手工业是制造土纸,实质是作坊工业。产品要经过一定的制作过程,先把竹子劈细,经过几番泡、晒之后碾成纸浆,然后用竹帘舀成湿纸,在灶壁上烘干。这套制造过程,除了舀纸和烘纸需要专门技术外,一般都无须特殊训练。但是需要一套泡井、烘灶等作坊设备。还要一笔资金:原料要购买,设备要建造,还要出工资请有技术的工人来劳动。据估计在当时建造一个纸坊的设备要1000多元,维持一个作坊全年开工的流动资金需5000多元,利润是8.8分。坊主一般按自己有多少资本造多少纸,闲下的作坊出租给别人去利用。易村一共有9个纸坊,没有一个是全年开工的。租坊造纸的户数每年不同,1939年有10户。这项手工业虽则规模不大,但已经属资本主义性质,只是在经营上还带着封建关系的尾巴,如亲戚关系、师徒关系等。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易村的作坊工业所集中的资本并不像江村一样引起土地权的集中,原因是全村一姓,户户都是宗亲,土地流动受到封建关系的约束。坊主挣得了钱自己消费不完,不能向村内买地,只有向附近彝族村子买地出租。对本村来说土地权没有向外流动,而是外村土地向内集中。结果却在村里出现了地主兼资本家的人物。

张之毅同志接着去跟踪农村发展的轨迹,更上一个层次,从易门来到玉溪。玉溪在当时已经是云南的一个工商业中心。它是滇缅交通大道上马帮运输的大站,而且在抗战时期发展了木机纺织的工业。他在玉溪市镇的附近找到一个受这类市镇影响较深的农村,用来与禄村、易村相比较。

玉村基本上还是以农业为主,家家户户种水稻。但已产生一部分菜农,种植蔬菜供应市镇。同时家家户户的妇女几乎都参与纺织,成为重要的家庭副业。木制织机是自备的,向玉溪的布商赊棉纱在家织布,然后用布换纱,差值就是她们的工资。在工农相辅这一点上和江村类似,但是经营方式各异。

在玉村还看到一种独特情况,就是有一些通过运输而起家致富的人家。当时内地的马帮中混杂着不少贩运鸦片的走私贩子。玉村处在马帮运输大站的附近,产生了一些从这种非法活动中暴发的人家。他们中大多发了财就从玉村搬到市镇上去住,把土地租给本村的人经营。本人脱离了土地也脱离了农村,是一种“离地地主”,但为数不多。

以上简单地回顾了一下云南三村50年前的基本情况,为我们观察它们在这半个世纪里的变化准备一些背景资料。

上面所述有关云南三村抗战初、中期的一些情况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调查摘录的。1942年调查结束后,我们并没有机会去追踪观察。下面要继续叙述的是根据上述钱、史、杜三位同志提供的他们在1983年调查的资料。由于他们的调查只限于现属楚雄彝族自治州境内的禄村和易村,没有到过玉村,所以我们对于玉村在这段期间的情形并没有可据的资料,只能留待以后补写。

从我们调查时到解放后实行土改这段时期,即1942—1952年这10年里,禄村和易村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说禄村。由于抗战和内战期间的通货膨胀、苛捐杂税和政治上的腐败,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贫穷的农民开始把土地卖给城镇里的富户。到1950年全村耕地已有20%属于“外籍地主”(即不住在本村的地主)所有。禄村过去这种“雇工自营”的特点逐渐丧失,而走上了和江村一般土地外流的道路。据土改时县委工作组调查,地主(不包括外籍地主)占人口的11.5%,占土地的51%。贫农占人口的38%,只占土地的1.8%。村内贫富分化已十分严重。土改时清算的一家恶霸地主每年吸食鸦片折合64800斤大米。

跟着农民贫困到来的是农业萎缩。粮食产量在这10年里下降了30%。在这期间,耕地面积只增加了18%,而人口却增加了44.5%。吸鸦片的人也成倍增长,据估计解放时全村已有2/5的人吸毒。禄村衰败的景象是很显然的。

禄村是1951年解放的,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1952年作为全县试点,进行土改,结束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土改中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人均1.8亩。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1953年粮食总产量比1949年增产83%。1954年实行合作化,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由于人民公社制不够完善,吃大锅饭,搞大呼隆,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大幅度下降。1958年粮食总产比1953年下降35%。其后经过多次反复,到1978年才恢复到1939年我们调查时的水平,但仍低于1953年的纪录,等到1980年实行了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农业徘徊不前的状况才扭转过来。1982年粮食产量才比1978年增长14%,人均占有粮食超过千斤。

禄村地处坝子中心,农业得天独厚。但是耕地有限,人口不断增长,70年代末全村已超过1000人,80年代后期达到了1200人。单靠农业,禄村是富不起来的。抗战期间全村农业之外的收入不及农业收入的1/10。解放后由于公路建设,运盐的路线有了改变,处在原来运输线上的禄村,依靠运输的服务业,如马店等,已无法继续。“文革”时期原来赶小街做小买卖的人也被视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停业。副业只剩下一些自给性的饲养,如养猪和鸡。

人多地少的农村怎样利用农业里的剩余劳动力来从事生产,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禄村在70年代“文革”后期已经不得不以集体名义在劳动输出和兴建如小砖瓦窑等建材企业上谋出路。据1978年估计,非农的集体收入占总收入的23.4%,家庭副业占15.4%,比40年前略有增长。

80年代初公社制改革后,禄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82年全村工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48.5%,比1978年增加了10%。1983年全村有130人参加了5个自愿组合的基建队。这对禄村来说是一件大事。当时全村一共有477个劳动力,而全村耕地只需要270个劳动力就足够经营了。多余的200多个劳动力中竟有130人进入劳动输出的队伍。原因是清楚的:80年代初正是小城镇高速发展的开始,大搞基本建设扩大了对建筑材料和基建劳动的需求。这两项都不需大量投资和复杂的技术,因此缺乏资金积累的农村也有条件提供砖瓦和建筑工人。禄村靠近禄丰县城的金山镇,近水楼台,抓住了这个机会。

30年代我们已看到像禄村一样的封闭经济中劳动力过剩的基本情况。公社制度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它不过以吃大锅饭的方式把这种现象掩盖了起来。土地承包到了家庭,各家各户都自觉地要为剩余的劳动力找出路了。这是80年代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内在的动力。禄村大量劳动力被吸收到建筑队去充分表明这个动力所起的作用。

农村经济结构也开始解冻。除了劳动输出外,留在村里的人也在农业之外寻找各式各样的活路。村子里工副业很快发展起来。1982年,除了原来的马匹运输、修理打铁、编织等之外,开始有加工豆腐、米线、卷粉、冰棍等家庭作坊和饭店、小百货店、冷饮店等服务业。总计一共有51人参加16种行业,加上其他从事家庭副业的共有171人,占劳动力的35.8%。这样成长起来的专业户和重点户,逐步改变了禄村几乎全部生活取自农业的传统特点。

禄村居民的生活相应地有了改善。1978年全村还有49个入不敷出的“超支户”,约占全村20%。4年后除了一个懒散的人之外,再没有人家叫不够吃的了。这4年总收入增长26%,人均从204元增加到333元。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家家户户有了自来水。全村246户中有99台缝纫机,150辆自行车,138部收音机,8台电视机。

我们这次重访禄村特别想了解1982年以后的情况。由于时间短,只能听村里负责人的汇报。从产业结构上说,农业和工副业的比例,1978年是7∶3,1985年是5.5∶4.5,1989年是4∶6。这些数字都没有经过考核,但也能帮助我们看到最近10年里禄村有较大发展的轮廓。

禄村经济的发展现场也是容易看到的。50年前我们从禄丰县城到禄村去要走近一里的石板道,道的两边全是稻田。路上行人少,人们还常劝我们晚上不要单独进城。现在禄丰县城已改称金山镇,镇上几乎全是新建的房屋,而且扩大了很多,和禄村村口连上了。这一大批建筑也具体告诉我们禄村为什么有100多人在这几年里变成了建筑工人。

但是走进禄村,除了石板路变成了水泥路,沿路有自来水管外,基本面貌却改变不大。大部分弄巷门面还是旧时相识。我可以找到调查时寄居的房屋。主人是早去世了,第5代的孩子都已经出生。但我到堂屋里一看,还是当年本色,甚至还认得我当年的铺位。不同的是当时的院子在我印象中还要宽敞得多。在这半个世纪里,已增建了几间小屋,空地就见得狭小了。出门来在街头转角上,一位老人还高兴地向我说,当时他还是个孩子,就在这里带我去找那位吹洞经的人。所以我的印象,禄村的外貌改变得不大。村子里新造的房子还不多。但当我闯进当年的中药铺里,才看见室内已经刷新。主人招待我坐沙发,房角里还有电视机。

由于老乡听说我提倡乡镇企业,所以兴冲冲地邀我去参观他们引以为骄傲的塑料厂。厂在村西的边缘上,新造了厂房,厂中场地上堆满了各处购来的破烂塑料,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塑料再生厂,把废品加工制成各种用具,也能翻造农用薄膜。我看了有点儿面熟,想起了1984年在江苏淮阴市的耿车乡曾经看到过这种厂,而耿车的厂后来听说已发展得相当大,成了苏北的一个废品利用业中心,相当有名。我因而想到这两个地方确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是从农业单一经济开始走上工业化最初的一步。它们都是从成本便宜的废品入手。从塑料鞋底做起,翻造出多种农民需要的日用品。既有原料又有市场,初生的企业容易站住脚。计算一下时间,苏北先于云南有五六年。这也给我找到了一个比较两地农村发展时差的指标。

第二天我把兴办这个塑料厂的农村企业家请了来面谈。他是我初次调查禄村时寄寓主人的侄孙,名字叫王兴国,现在有30多岁,初中毕业后在禄村种田。全家12口人,6个劳动力。1979年一次即向国家出售大米6000斤,一连3年,成为有名的大户,同时也积累了1万多元。他有了这点本钱,在村子里把多余的劳动力组织成基建队,到金山镇上去承包建筑工程,营业相当顺利。基建队后来发展到100多人。他说他原来不懂建筑,通过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后来已能设计、施工盖4层的楼房。他是个自学成才的人物。

基建队按劳动时间和强度发放工资。结余多了,他想如果分给大家,不是一下花完了么,不如用这笔钱组织一次外出参观,开开眼界。后来,他自己买回了一套制造冰棒的设备,在村口另建新屋,办起了一个冷饮店。他和妻子一起在晚上制造冰棒,第二天一早分发给小贩,到附近几个学校门口出售。这个厂由他的妻子经营,每年收入在万元以上。随后他自己找到了昆明塑料厂里的熟人,挂上了钩,购备机器,又开办了这个塑料厂,营业额一年有几十万元。

经过近10年的锻炼,他已经由一个农民变成了一个脱离农业的企业家。由于他新造的住宅里有烤箱、洗衣机等10多部“机器”,在禄村被称作“十机部长”,在农民里成了个惹眼的人物。因之他的心情不得安宁,既有扩大企业之心,又怕政策不稳。他出名之后就和父亲分了家,怕有一天“倒算”,拖累家人,又把基建队让给弟弟去经营,自己搞塑料厂。去年他看到金山镇处在川滇铁路和滇缅公路交叉点上,商业相当繁荣,所以又在镇上租房子办了个旅馆。他确有眼光,有魄力,既精于计算,又懂得拉拢关系,是个企业家人才。但是心头的矛盾至今未消。在和我谈话时,还是一再表示愿意把塑料厂归村里集体经营,他可以做个经理,不要当老板。他又说,他一家的生活有一个冰棒厂就够维持,其余的都愿意归公。这可能是农民企业家在发展初期多少带点普遍性的思想状态。实际上是表明他们对私人企业还是新手,社会四周的气氛还对走这条路子有怀疑。何况禄村基层干部又缺乏这类人才,集体企业没有发展起来。他这样的人是太突出了。

像王兴国这样的尖子在禄村是仅有的,但这10年家庭工、副业在禄村普遍有了发展,全村的总收入据报1982年是18万元,1985年是37万元,1989年是123万元,如果化成可比价值,5年里翻了一番以上是可信的。至于集体企业还有待创办,与苏南的江村相比时差总在10年以上。

我到了禄丰就提出要到已划归禄丰境内的易村去,而且钱、史、杜3位同志1983年已找到我们调查过的村子,进行了调查,1985年发表了调查报告。但问题是易村还没有通公路,离村最近的公路有3公里的山路,我这年纪已经不容易步行这点路程了,可是我还是在想办法,想亲自去看一看。到了我们打算起程的前几天,下了大雨。这3公里山路对我成了难于克服的障碍了。于是经过商量,我只能坐车到附近的一个名叫川街的小镇。同时到易村去请了几位认识我的老人在川街面谈,算是了却一番心意,连登门拜望也做不到了。

幸亏有钱、史、杜3位同志陪同前去,通过他们,易村在4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期的40年间的变化大体上可以了解到一些。下面主要是根据他们提供的资料写的。

在这40年里,易村在经济上的变化是一部有反复的历史,钱、史、杜三位同志归结为“三起三落”。我在上面所叙述的40年代初的情况在易村可以说是第一个兴盛时期。当时易村的土纸运销到姚安、楚雄、禄丰一带的街子上,在村子里出现了不少赖以发财的作坊主人,土改时划出的地主和富农即有14户,约占全村户数的30%,他们都是和纸坊工业有联系的。

第一次衰落是出于自然灾害。1942年发生了霍乱,几个月间死伤相藉,人口减少了。1939年有54户236人,经过10年,到1950年解放初,还只有48户241人。在这段时期里土地和竹林维持原状,土纸作坊还有所增加。所谓衰落,主要是指人口减少和劳动力不足。土改时土地重新分配。易村地主在村内的土地原来就不多,但他们占有大量村外土地,约占所有土地的2/3。所以土改时由于地少人多,把8户地主54人迁到外村,余下的人平均分得1.3亩。在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的情况下,人均收粮600多斤,口粮可以自给。土纸和织篾器等工、副业没有受到影响。农业加上工、副业使易村发展成了当时的富裕村。易村老人说,就数这两年好过。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村外抽调了四五十人到易村来“发展”编织业,吃住在易村,实际上增加了人口,而这些新手根本不懂得手艺,所编成的篾器质量下降,影响了销路。到了“大跃进”中,为了“放卫星”乱编乱织,又滥砍竹子,糟蹋原料。半年多时间砍掉易村五六年所需的竹料,而所编的篾器根本销不出去,废品堆积成山。易村篾器中最著名也最值钱的海簸,因为要推行打谷机,上边命令禁止使用,因而停止生产。这样易村经济进入了第二个衰落期。

1962年,中央政策改变后,易村分为两个生产队,生产得到了恢复。由于农村解散了集体食堂,家家户户都要补充厨房用品,篾器畅销。海簸的禁令也取消了,在市集上大受欢迎,价格从30元涨到70元。易村为此组织了三四十人专业从事篾器生产,质量有所提高,评比中名列第一。在调整生产过程中,许多乡村的土纸作坊停了业。1960—1964年土纸供不应求,价格也高涨。易村留下的两个土纸坊没有停,得到了好处。这是易村经济第三个兴盛期。1964年有63户246人,人均产粮500斤,收入132元,全村工、副业收入占全部收入的61.9%,超过了农业。这是自从公社化以来经济收入最好的一年。

好景不长,70年代初开始“以粮为纲”,退回到单一经济的路上,像易村这样靠工、副业支持的经济受到的影响特别严重,因而又进入衰落期。1980年易村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把田地包到了户,没有把竹林同时包到户。群众贪图当前的利益,趁着竹林还姓“公”不姓“包”的时候,一窝蜂地去砍竹子。会编篾器的砍了编篾器卖,不会编的抬了竹子到川街市上去卖,卖不掉用来编篱笆拦鸡和猪,甚至堆在门前当柴烧。男女老少齐动手,在一个多月里,祖上多年留下的竹林,连根都挖了起来。等到干部腾出手来干预时,易村原来在绿叶江两岸密密的竹林,所剩无几。竹林事实上是易村几度衰落后得以恢复的命根子,这是他们手工业的原料基地。这一下子摧毁掉,影响就深远了。土纸作坊从此倒闭,直到现在没有恢复。有编织技艺的老手只能到街子上去买原料编篾器,成本高了,挣不了多少钱。有些只能到有竹林的村子里去帮别人编篾器。这时后悔已来不及,要重新长出茂密的竹林来不是短时间办得到的。

我这次由于年迈天雨,到了川街再前进不了,没有能亲自去看一看易村当前的面貌。几位老人赶来川街和我会面,旧话讲得多,新话讲得少。据他们告诉我,易村人口现在是69户333人。人口比1984年的331人只多2人,原因不清。

我问他们,现在易村比我们当年去调查时有什么变化。他们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河边的“天车”已经没有了。天车是他们用来向河里提水灌溉的用竹木做成的大飞轮水车。红色的河水,碧绿的竹林,加上几十个圆形的天车,确是当年我们觉得十分动人的易村风情。大约在10年前,易村通了电,已可以用抽水机提水,天车被淘汰了。

我问他们的生活,他们起先都说靠党的政策好,现在已经好多了。接着说还有不到十几家人,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十几家就占了全村的1/7。从这几个老人的衣着上看,我感到这些人生活变化不大。我回到北京后,这几位老人中有一位还来信要我帮助他申请政府补助,大概就属于这十几家贫困户。

因为我记得我们去调查时,他们村子里住得很挤,所以问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说,最近10年来有30户人家盖了新房,大小有70多间。即是说,这村子里有超过一半人家居住的条件已有所改善。

谈起他们有什么要求时,他们说他们村里的小学房子已列入危房,所以现在只能在私人房屋里临时上课,希望能早些修盖新校舍。

听来,易村的农业有了发展,特别是这几年培植了烟草,卖得起价钱。但是绿叶江水质污染,本地的秧苗栽不活,要到外地去背秧苗回来栽种,有时要栽2—3次才活,玉米也很难出芽,因而要求修一个水库。更严重的是竹林似乎还没有恢复,土纸作坊至今没有重办,编织业还停留在当年的水平。经常编织的只有20多人,而所编织的还是老产品,技术没有变化。加上交通条件改进不大,公路至今没有通到村里。这是发展的主要障碍。

短短的半天相聚,对易村只有一些间接的印象。像易村这样的偏僻山村,在发挥它有竹林特产的优势时,农民曾经有过比较好的日子。后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们的原料基地被摧毁了,赖以提高生活质量的工、副业恢复不易。单靠土地显然是不容易使这样的村子富起来的。

易村父老的热情是感动人的。这几位老人在当年还是青少年,他们至今还记得我们当时在村子里的活动。有一位说,我曾给他一些“洋糖”,到家里还挨了父亲一顿骂,说“洋糖”是吃不得的。这样偏僻的一个小山村,半世纪后已经能利用水泵进行灌溉,有电灯照明,从这样的起点看,不能不说是有了极大的进步了。但和外界相比,未免差距拉大了。

云南三村由于所处的条件不同,显出了发展上的差距。易村最偏僻,至今未通公路,在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斫伤了自己的命根子,丧失了原料基地,不仅没有在原来工、副业的基础上向前迈进,在和其他农村对比下是落后了。禄村在这几十年里,虽则同样也丧失了一些原来的优势,如由于公路运输的发展,失去了成为运盐驿站的地位,但是它适应得较快,依托金山镇的发展,大量劳动力通过组成基建队而得到了利用,积累了资金和培养了人才,开始向个体办的小型加工业迈进,虽则还属于创办阶段,但毕竟已经起步。

变化最大的是玉村。我这次去访问没有能找到原来调查的村子,固然主要是因为我自己当时没有亲自去实地调查过,现在又忘记了这个村子的名称,而当时深入调查的张之毅同志不幸已经去世;但是从当地附近的许多村子里已经没有人再记得我们那次调查这一点上看,也能发现这地区农村的变化。它和禄村、易村显然不同,在禄村和易村我们都见到熟人,村子里的群众也大多记得我们的名字。玉溪却没有遇到这种人的机会了。玉溪这个地区变化太大,它四周的农村连古老的房屋留下来的也已经极少。外貌变了,人也不同了。用我的话来说,“乡土气息”已经大大地冲淡了。50年前的旧事,在滚滚的时流里已留不下多大印象了。

玉溪现在是全国卷烟业的中心之一。玉溪卷烟厂出产的红塔山牌香烟在国内名牌中居于前列。全市工农业总产值49.1亿元,其中工业产值37.2亿元(卷烟23.9亿元),工农业比例是8∶2。这在云南是突出的,在全国内地也是少有的。

玉溪市工业迅速成长必然影响到四周的农村。以农业说,烤烟成了重要的经济作物,1989年市郊农村产量已达5636万公斤,比1980年增加了5倍。大工业的兴起还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兴起。我们参观了一个制造水松纸的工厂。水松纸用来包在纸烟的过滤嘴上,是直接为卷烟厂配套的产品。1989年玉溪全市乡镇企业产值6.97亿元,如果把卷烟厂除外,占全市工业产值的一半。这些乡镇企业分布在玉溪市四周的农村里,正在改变农村的面貌。农村里从事工业的人有153000人。农民人均收入937元,比1980年增加了3.5倍。

从我们所举的这些数字足以看到这10年里玉溪农村变化之大。可惜我们访问的时间太短,又没有找到原来调查过的村子。我对玉村的变化不能多说了,只希望今后还有机会在玉溪市和它周围的农村里做一次调查,比较深入地了解内地工业的发展对农村的影响。现在我只能提出这个课题,即使我此生得不到这个调查的机会,相信会后继有人的。

1990年8月16日


江村50年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