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
这篇“书后”是我打算在第三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用的讲稿，也是我在三年前预定写作计划的一部分。我在接受这个研讨班邀请参与专题讲演之初，就想利用这个与国内外同行聚会对话的机会，把我早年踏进人类学这门学科时从几位老师学习所得的体会整理出几篇笔记，作为对自己学术经历的回忆和反思，提请班上讨论批评。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跟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了两个学年。第一个学年1936—1937年，我在他的席明纳里学的是他的文化论。在这个高级研讨班上，1995年我的第一讲就是讲对马老师文化论的体会。接着在第二个学年，即1937—1938年，我学到的是他的文化动态论。我和他是1938年暑假分手的。我回国后，就开始在云南进行抗战时期的内地农村调查。他去了美国，在耶鲁大学继续讲他的文化动态论，1942年因心脏病去世。马老师遗下有关这方面的文稿和笔记，由跟他去美国的一位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同学卡佰里（P．M．Kaberry）女士整理，编成《文化变迁的动力学：非洲种族关系探讨》（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一书，1945年4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时我正在昆明，兵荒马乱，讯息断绝，无缘接触此书，直到近年已是90年代，我才借到该书的复制本。为了起草这篇讲稿，腾出时间，又重读了一遍。读后感想丛集，陆续写出，编成此稿。
这一次讲课的题目，我并没有直接用那本遗著的书名。书名直译应当是《文化变迁的动力学——非洲种族关系的探讨》，我自作主张简称《文化动态论》，用意是想略去马老师对30年代非洲诸民族在殖民主义下受到摧残的土人生活的具体叙述和分析。因为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非洲民族情况已有很大的变动，对我们主要只有历史意义，其具体内容不必再作摘要和重述了。这里不妨直接从这段历史的教训入手来谈谈当今我们这些社会人类学者应当怎样去延伸和发展马老师所提出的有关文化动态论的一些重要观点，来开拓我们这门学科的前景。所以我在下面要讲的只是我重读这本书之后的一些感想，而我这次讲话的题目也只能是我重读该书的“书后”，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我学术回忆录的一部分，它的主观性较强，要让别人易于理解和参与评论，不能不夹杂一些现在已属于历史的追忆。
一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期间，我的学习机会主要是参与马老师主持的每星期五下午举行的席明纳。这个席明纳当时有个通行的名称叫Anthropology Today（今天的人类学），这个名称的意义各人可以有各人的体会，我喜欢用“人类学的前沿”来理解，也包含着“赶上时代的人类学”的意思，实际上是指马老师当时正在思考的有关社会人类学的问题，讨论的主题每个学年都不同。
我在这个高级研讨班第一届上讲的“文化论”中所提到的“文化表格”，就是马老师在1936—1937这个学年席明纳的主题。他说是要为人类学者准备下一张在田野工作时有指导性的参考表格。马老师在告别吴文藻老师时，曾送了他一份这张表格的打印稿，后来译成中文收入《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1)，配合这表格所做理论说明部分，即我1937年暑假在德国休息时翻译的《文化论》(2)。
当我翻译马老师的《文化论》时，听说马老师本人曾利用假期到非洲南部和东部的英国殖民地上去进行掠影性的访问。这可能并不是他初访非洲，但这次访问对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巨大冲击。1937年秋季回到他的席明纳里时，他不再提“文化表格”，而开始讲分析文化动态的“the three columns approach”，即“三项法”。“文化表格”和“三项法”都是马老师在席明纳里通用的术语或行话。“文化表格”是指解剖一个具体文化时所用的参考样本，是文化结构的静态分析，而“三项法”是马氏为分析文化动态时所采用的方法。
这次我重读马老师的《文化动态论》，温习了他所主张的“三项法”，对马老师的思想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我感觉他这次在席明纳里讨论主题的变化正表明了马老师学术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的变化。简单地说，是马老师从根据文化的静态分析而做出的功能主义的基本理论进入从不同文化的接触而引起的文化动态的分析。
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两个学年正逢马老师学术思想上发生上述变化，但是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这个变化，因为我才刚刚踏进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对这门学科的来龙去脉所知不深。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在我重读马老师关于文化动态论的遗稿时，才感到这是个人类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变化，对我来说固然表明了我自己思想滞后的实情，同时也给了我一种豁然贯通的喜悦心情。特别是我近来回头看到了一些我和马老师分手后这半个多世纪里国外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情况，引起了我许多由于与世隔绝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发生的不易理解的疑问，比如，为什么马老师在我们分手之前讲了一个学年的文化动态论，竟会有点像石沉大海一般，在国外社会人类学界成为一曲没有完成的交响曲？为什么在人类文化史上如此重要的殖民地上土人文化的动态和后果，各洲土人的文化这段时期里受到欧洲文化这样大规模的摧残，竟成了一桩不了了之的历史案件，今后这些地方文化的重建问题西方人类学者竟能洗手不问？为今后世界人类文化的前途，我觉得有责任把这些问题及时提出来，引起社会人类学界的注意和反思。
二
马老师从文化静态分析的“文化表格”转变到文化动态分析的“三项法”，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对他原有功能主义理论的修正和改写。因为在他初期提出的文化整体观和文化各方面的相互关联，一直到凡是为人们生活上发生作用的文化都是有用的，都是为人们生活所服务的，因之有它存在的价值，也可说都是合理的观点；由这些认识而推论出相关联的文化各方面所形成的文化体系，也是个相互和洽协调的整体的理论。这些观点和理论在马老师身后也成了众矢之的，许多批评颇中要害。然而，我觉得要理解马老师早期的“文化功能论”，应当从他最基本的学术态度上去理解。马老师是一位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创导人，他开始应用19世纪末西方学术上实证主义的新风气来改革旧一代人类学。
马老师自己给自己分配的一个任务是建立一门研究人的科学，就是他在缅怀詹姆斯·弗雷泽（Sir James Frazer）的纪念词所说的“这门伟大的研究人的科学”，它是一门“和其他比它年长的和表达得更确切的学科同样值得倾心的一门伟大的科学”。要建立这一门实证的科学，关键是在找到一套研究方法。他为现代社会人类学的这门学科确立了“参与观察”的实证主义的田野工作方法。他在席明纳里所提出的“文化表格”和“三项法”一再强调是给田野工作者准备下的参考工具，是为进行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服务的。他所写的《文化论》和《文化动态论》只是为这些指示方法的图表作说明。观察方法、图表和说明（即理论）三个层次表明了科学工作构成上的主次关系。所以可以说科学主要是认识和反映客观实际。通过观察方法和理论说明把看到的实际表达出来是学术的内容，它增加和丰富了人类对客观存在的认识。
马老师初期提出的理论，是根据他在1914—1918年间在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参与和观察当地土人的生活中见到的事实形成的。这些所谓功能学派的理论主要是通过具体的田野工作收集的资料来表述的，见于如他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32年出版的《野蛮人的性生活》和1935年出版的《珊瑚岛田园和巫术》等田野工作报告。其他理论性专论可以看作是对这些事实性叙述的申引和说明。他用了至少有13年的时间整理和分析他在西太平洋田野工作中所得到的参与观察的资料。这一系列著作，成书出版的一共包括上引诸书大约有七本，是马老师第一期学术生命的科学收获和贡献。这些著作具体反映了特罗布里恩德岛土人的文化面貌，提供了人类文化的一个科学标本。从这个标本里人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的实质和它的结构、作用。马老师也表述了他对这个文化标本的认识和体会，就是他总结出来的文化功能派的理论。
我说这段话的目的是在表明，马老师是一个严格的实证主义的科学工作者，他在研究人文世界的工作上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而且取得了科学的成果。我们也应在这个科学工作的范围内来要求他和肯定他。这一类实证主义的科学成果的有效性是以观察的对象作限度的。不应当把他从这个有限的范围里所总结出来的认识扩大到超出这个范围以外。
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他这一期科学的成果，我相信是可以经得起考核的。他这一期观察的对象是这个世纪初期居住在西太平洋一个岛上的土人的生活。从马老师在上述这些田野工作报告所描述的情况中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在人口稀少和外界相当隔绝的社会里，经营初期农业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情况。读了这些记载，我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很容易联想起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说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田园风光。马氏在他有关著作中进一步描写了他们生活各方面的活动和享受，更易令人感觉到一种和平而充满着人性的世俗生活气息。这对于当时从千里之外正在炮火连天相互厮杀的所谓文明世界中来的人们，怎能不发生强烈的直接感受？从这个气氛中表达出来的文化气息很符合马老师功能主义的文化论里所表达的那种和洽协调完整的文化情态。正是这些情态和反映出来的文化协调论，与现代文明社会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引起了后来学者对马老师这种论调的批评。
在30年代末期，马老师基本写完了他描述和分析西太平洋珊瑚岛土人的那几本巨著，之后他接触到了西欧列强统治的殖民地非洲土人的情况，和他亲身感受西太平洋岛民的文化情态差距太大，所以在他走访非洲东部和南部的若干英国殖民地时，看到了一个正在发生文化巨变的大陆。于是他以他直接的感受描绘出下面一段生动的画面：
“一个乘坐帝国航班向非洲内陆去的旅客在旅行途中几乎可以鸟瞰对这个的大陆文化形态。当你跟着作为世界最古文明之一的界石的尼罗河这条蓝色缎带向大陆的心脏前进时，你在尼罗河上游接触到黑非洲的最初一瞬时，看到了尚未受到欧洲丝毫影响的旧式圆形村落，土人穿着他们老式的衣服，或者光着身子，来往在以牛棚为中心的周围。每个聚居点明显的孤立状态，呈现出几乎与世隔绝的一片沼泽地带。这一切至少给人一种没有被惊动的非洲的表面印象。无疑在这里我们还能找到非洲原有文化的一个广阔的根据地。
“当飞机掠过尼罗人和班图人的边界，很明显，我们正进入一个变化中的非洲。在巴干达人（Baganda）中，一座座新造的方形的按欧洲式建筑的房屋，即使从天空向下看，也能见到土人们的服式和装饰品都带着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味道。道路和教堂，汽车和卡车，表明了我们已进入了一个变动中的世界，两个不同的因素正在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型的文化，分别属于欧洲和非洲，但并不是单纯地属于任何一方的复本。当飞机降落在基苏木（Kisumu），我们到达了一个产金的小镇。部分看来几乎是欧洲式的，有些街道使我们想起印度。但是整体来说，是由邻近的一些非洲部落和住在这地方的欧洲商人与印度移民所共同决定。这是一个输出和买卖金子的重要中心，因之必须和国际市场、海外工业中心和银行组织以及非洲劳动和资源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在内罗毕（Nairobi），我们进入了一个非洲的土人和物资处于既是主人又是无音配角地位的世界。受着欧洲式的行政大楼、银行、教堂和商店的控制。白种居民生活的这个表面上非洲没有染指的世界，实际上是建立在非洲基础上的。当地流行的把非洲东部的高原称作‘白种人的地方’，是一个不切合实际的说法。东非的欧洲文化虽然是从欧洲输入的，但已经适应了非洲当地的物质条件，依赖于非洲的人文环境。
“不论坐飞机、火车或汽车，我们在这里一路上遇到了这个三分法——传统的非洲文化、输入的欧洲文化和两者凑合在一起的文化。你进入土人的保留地，仍能听到非洲的音乐，看到非洲的舞蹈和仪式，遇见说非洲语言、穿着非洲服饰、不懂得任何欧洲语言、完全按古老的部落生活过日子的人们。
“离得不远，在一个外来定居者的平房里或是小小的欧洲人聚居区里，你就能在短波收音机里听到英国的音乐和享受像Alabama Baby和Coon等那样的纯粹欧洲曲调，你能读到最近出版的Tatler或Sketch杂志，享受关于当地或国外的体育或英国政党争论的议论。在这个世界里，非洲人只能像影子般出现，作为端送酒盘的侍者，从远处传来黑人农场上的歌唱者。不然，欧洲人完全可以忘记当地还有非洲人的生活。不时流传一些劳动纠纷、官场轶事、教堂流言，引起在职者的关注，但并不引起对土人生活本身的兴趣。
“即使仅从表面上看去，也能明白变动中的非洲文化不是一个完整一体的对象，而存在着三个方面。我们几乎可以用一支粉笔在非洲的地图上画出不同的区域来：占优势的欧洲人地区、真正的非洲人地区和正在变动的地区。”(3)
我把《文化动态论》第一章第二节“今天非洲的鸟瞰”大体上翻译如上，并发现马老师在这段印象记里画出了非洲文化动态的基本格局，说出了他采取三项法的思想来源。更打动我的，是这次生动地接触到的现实中引起了马老师对自己一生的人类学工作深切的反思。他在交出最后一部有关西太平洋岛上土人的著作《珊瑚岛田园和巫术》的底稿去付印前，在附录中写下这一句总结的话：
“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变动中的美拉尼西亚（也包括西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或非洲的土人。他们已成了全球社会的公民，正在和全球文明相接触。他们实质上正受着多种文化的支配。研究变动中的土人将使我们不必再用随意猜臆的方法去重构他们在欧洲人入侵前的文化，去追寻一项项基督教信仰和一件件怪异的欧洲人禁忌的来源，而可以直接去看这些事情实际上怎样正在活动，怎样和他们原有的文化相抵触和冲撞，或是怎样被吸收进入他们的生活。另一方面说，这种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文化传播的过程正是人类发展上极为重要的历史事件。忽略了这种研究一定会使人类学丧失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4)
他联系到自己在西太平洋岛上土人中的研究工作做出了出于内心的自我批评：“现时一个人类学者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面临的现实并不是没有受到欧洲影响的土人，而是在一程度上已被欧洲影响改造过的土人。”(5)他对照自己在过去十多年中已经发表的调查报告，看到了自己还是把这些土人视为保持着原有文化的“野蛮人”，而实际上他们当前已进入了应当称之为“殖民地文化”的时期了。他痛心地表白“这恐怕是我在美拉尼西亚人类学全部研究中最严重的缺点（most serious shortcoming）”。他所用自责之词是十分沉重的。亚当·库珀（Adam Kuper）在《人类学和人类学者——现代英国学派》一书中，引用了马老师这句自我批评的话，而称之为“remarkable admission”（非凡的自供），而且说马林诺斯基很可能在英国社会人类学者研究对象的认识上引起了一场革命，但是这种radical change of paradingm（激烈的定式变化）并没有成功(6)。库珀一方面承认从静态分析转入动态分析是以研究文化为任务的社会人类学学术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他同时对马老师关于文化变动的理论评论说，“这样的理论如此的不能令人满意，使他严重地损害了（gravely impaired）他想推动的对殖民地实质的研究”。
三
我同意库珀把马老师从文化的静态研究到文化的动态研究的转向看成是他社会人类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尽管我不能接受他对马老师文化动态论的评论。我在1937—1938年那一学年的席明纳里才听到他的“三项法”，但看来马老师本人20年代后期在与英国在非洲殖民地的实际接触中已经开始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动。他是个坚决主张理论必须联系实际的人，也可以说他一向是从实际中探索理论的人。他早期的文化功能观点是联系着特罗布里恩德岛土人的实际生活才形成的。当他接触到正在激烈变化的非洲殖民地土人的生活时，这种新的经验必然会引起他思想上的变化，因而产生了怎样去研究这种变动中的文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引导他重新考虑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可能在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引起了一场对传统定式的“革命”，就是从以分析文化结构为对象的静态研究，进入以文化变动为研究对象的动态研究。在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马老师个人和非洲殖民地发生接触的经过。
马老师于1927年登上了伦敦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这个讲席，他自觉有责任考虑怎样建立和发展这一门学科。他一方面继续发表他在西太平洋田野工作的著作，为这门学科奠定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已不断在考虑怎样为这门学科培养人才和开辟新的研究园地。1926年，在他的朋友欧德罕姆（J．H．Oldham）推动下，国际非洲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fric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得以建立。领导这个研究所的是Lord Prederick Lugard（卢嘉爵士）。这位伯爵是个在英国管理殖民地工作的政府部门里有势力的人物，而且以开明出名，倡导保护殖民地落后民族的主张，提倡英帝国对殖民地采取“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的政策，也是后来的所谓dual mandate（双重托管制）的倡议者。他号召“以非洲土著自己的制度和习俗为基础，发展新式的法制、秩序和权威”，这深得马老师的赞同，认为这正是社会人类学在当时发挥实际作用的机会。如果政府在殖民地实行间接统治，建立这种制度的前提就是要如实地了解土人原有的各项社会制度。这正是当时以研究“非白种人的文化”为内容的社会人类学责无旁贷的任务。马老师曾认为政府对殖民地实行间接统治是对社会人类学“功能观点”的投降，意思是说他在社会人类学里提倡的“功能观点”促进了英国殖民主义的改造，从破坏土人文化发展到以土人文化为今后殖民地文化发展的基础。
这种可能被现在的公众认为可笑的看法，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属于先进的思想，或称为开明的见解，因为那种见解是从对土人采取同情的立场出发的，而且反对当时欧洲各国政府在殖民地对土人的压迫和掠夺。对殖民主义采取改良的立场在当时可说是历史的进步。
马老师原籍波兰，波兰人在欧洲长期处于被异族统治和压迫的地位。他反对民族或种族压迫是出于他本人切身的感受。他一贯希望人类学能对建立一个民族平等的世界的事业出一份力量。这种希望也正符合19世纪后期欧洲盛行的理性主义的思潮，认为实事求是的科学知识可以改造社会和文化，使人类得到进步。因之我们可以说马老师和殖民主义改良派思想上一拍即合是符合时代发展规律的。
1929年马老师加入了国际非洲研究所，与欧姆罕德合力掀起了一场被称之为“实用人类学”的运动。由于马老师的学力和名声，他承担了为研究所培养研究人才的任务。当时英国政府的殖民部需要有人去实地调查殖民地土人的社会和文化，特别希望他们能对殖民地上日趋严重的土地和劳力问题提供改革的谋略。他为了使这个非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得到经费上的协助，说服了美国的洛氏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投资予以支援。
作为英国当时唯一的社会人类学教授，加上英国殖民部改良派在政治上的支持，还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经费上的支援，马老师的这一次“社会人类学的革命”是炙手可热的。他也自豪地说他所提倡的实用人类学将会纠正殖民者的“贪婪和无情的掠夺”（greed and ruthless rapacity）(7)。
马林诺斯基《文化动态论》一书，用大量的篇幅来探讨前殖民时代非洲的政治模式，以功能主义的观点对部落酋长制的现实意义加以推崇。他说人类学的使命无非是要帮助实现“没有痛苦的变迁”（painless change），而人类学本身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人类学（功能主义人类学）向来强调“生活在他们的制度之内的人民应该被给予更大的选择性和更多的机会”(8)。
为什么这样说？马老师在“非洲制度的功能”一章中论述得十分明确：
“从一个地位相对简单的非洲人转变为一个文明化的基督徒和欧洲公民，需要的是所有的实质性变化。图腾主义者可以依赖一点食品为生，畜牧的马塞人可以靠一个小牛群为生。然而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一个绅士，要成为教养好、干净、可敬、负责任、随时与其他文明人合作的人，无论对于白人还是对于黑人来说，首先需要经济的安稳感，需要享有完整的社会身份，当然也需要享有对自己的身体（包括身体的劳作）的完全权利，需要无数的行为规定。因而，文明加贫困，往往等于革命和不可信赖。无论在何地出现，‘贫困的白人’总是一个严重问题。而‘贫困的黑人’由于只给予文明的一半而成为问题，因为这一半文明提高了人们的野心，建立了人们的权利感，然而却无法满足这些需要。”
在说完这段话以后，马林诺斯基接着指出，成功的变迁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殖民政府只从非洲夺走东西，于是把非洲人变成文明人，把非洲文化改造为欧洲基督教文化，是绝对吃力不讨好的事。一项解决的办法是让非洲人运用他们的酋长、家庭和各种制度来实行自我管理，通过间接的影响来潜移默化地改造当地文化(9)。他说：
“……在长久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非洲制度，显示出对环境、对某些地方性需求、对文化层次的适应，因此难以一次性地或急速地被取代……因此，选择性的保护主义不可避免地是文化过程的自然结果。我们的论证绝对并不意味着转型（transformation）是不可能的。相反，它意味着变迁是困难的，但可以实行。然而，为了变迁的效果和变迁过程的平顺，我们首先需要开明的财政支持，其次需要对变迁加以极端良好的安排，使变迁的规划建立在对转型的起点和对转型在具体操作上的含义的全面了解的知识基础上。”(10)
我本身没有赶上马老师的火红时代，直到1937—1938年才接触到他分析文化动态的“三项法”。这个三项法是他在这学年的席明纳里提出来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正是在这期的席明纳里才有机会遇到不少从非洲田野工作里回来汇报的新的一代英国社会人类学者。这批学者正是当时国际非洲研究所委托马老师培养的那些人类学者。他们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人类学界出现的风云人物。
马老师对于非洲殖民地土人的社会文化研究应当说是从20年代后期开始到30年代上半期逐渐成熟。同时也必须看到他一生中并没有在非洲土人中进行过像他在西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岛上所做过的那样深入的参与观察的田野工作。实证主义的科学必须以联系实际的亲身经验为基础，凡是和实际联系愈深入的，从中取得的认识，即理论，也能愈深刻。这是科学工作的规律。马老师的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底子还是他前期在西太平洋岛屿上的田野工作，他的文化功能论和他的文化动态论相比较，在系统性上和深入程度上深浅自见。因之他的文化动态论在社会人类学这门学科中所起的影响显得相形见绌，那是难以避免的。
四
马老师对于非洲土人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兴趣可说是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30年代上半期的1934年才初次直接访问在非洲南部和东部英国殖民地从事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的研究人员(11)。这和他在西太平洋岛屿上的田野工作性质不同，严格说来不属于亲自进行的田野工作。但他这一年在南非开普敦向殖民地的教育工作者发表过一篇讲话《土著教育与文化接触》，很能表示他当时鲜明的主张。他在讲话中警告非洲殖民地的白人教育者，不要机械地用欧洲式的教育取代部落传统的教育方式。他指出，白种人实际上并没有通过所谓教育工作给予非洲土著人民任何有用的东西。他们真正在做的是在那里掠夺大量的经济资源。这样说等于揭露了殖民主义的实质。他提倡让会讲本地话的人授课，避免破坏非洲部落文化，表明他反对西方在殖民地的文化霸权。他又向当地黑人听众讲述社会人类学，并且承认以前的人类学确实有种族主义的倾向，但是极力声明这种倾向已经发生变化。他表明自己主张的人类学是一门尊重别的种族的学问，而且带着幽默的声调子说他自己的研究，已从研究“裸体的非洲人”转变为研究“穿着整齐的非洲人了”。这番话不仅表示他反对过去社会人类学把殖民地人民看成和白种人性质上不同的“野蛮人”，从而反思从这种以种族主义为背景出发的社会人类学理应加以改革。所以他在1937—1938年的席明纳里，提出了研究文化动态的三项分析法。
马老师针对殖民地的社会文化基本情况做出下面的论点。他认为非洲文化动态的实际情况，是“一个较高级的文化对一个较简单而且处于被动地位的文化的主动冲击的结果”（the result of an impact of a higer，active culture upon a simpler，more passive one）(12)。他从而指出，对这种地区的文化，应当着重注意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本土文化对这种冲击的反应(13)。因之，研究的对象应当包括三个方面：西方文化、本土文化和两者冲击着的变动中的殖民地文化。文化动态实际是发生在第三方面即前二方面发生冲击的结果。这也就是马老师所说过的在飞越非洲时所见到的鸟瞰中可以在非洲地图上画出的三个圈子：一是占优势的欧洲人地区，二是真正的非洲人地区，三是正在变动的地区。变化动态的主要空间恰恰是第三个地区。
如果把这三个地区放在一个时间维度上，从空中予以鸟瞰，很像一幅平面的文化分布图。这使人想起了早年社会人类学中“德奥文化传播论者”心目中的文化传播历程，某个文化特质从地理上的一个中心向着四周扩散和移动。但是如果飞机降落在第三个圈子里，就是文化正在变动的地区里，就会见到这里人们生活上表现出来的文化却不是第一或第二两个圈子里所见到的那些东西的重复。大多都是由于白人入侵的文化碰上了土人原来部落中带来的相应文化，在种族隔离的殖民地特有的条件下发生的变种。这个变种既带有它侵入时的原相，但已受了土人传统文化的抵触而发生了改变。这个变种又已不再是土人从原有传统带来的本相，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没有脱尽土气又没有全部洋化的变种。在这种白人和土人杂居的社区里，人们的行为实际上更因互相接触对象种族和身份的不同而发生多种多样的变化。如果作为一个生客进入这种社区里观察人和人对话时所用的语言，就能领会这种复杂性。一般说白人对白人或土人对土人之间可以用白人或土人原有的语言交谈，但也不尽然，不论白人或土人所用的语言，大多已和他们各自在本乡所用的语言有所差别。不仅可以听到各种程度的白土夹杂的语言，甚至在接触中创出了新的特殊语词和语调，有如早年在上海的“洋泾浜”，或假洋鬼子话。这种有点像万花筒里见到的既混乱又有秩序的文化上的拼凑、混杂物成了这个第三圈即白土文化撞碰地区的文化特色。马老师并没有机会深入到这个万花筒里边去体会这些文化变种，所以只能对这种千变万化的局面大体上指出来，要分析这个文化局面，必须追根寻底，进入到白人和土人相接触双方所带来的文化原样里去，要求弄清楚双方在没有接触前各自原来所有的传统文化。这就是三项法的大杠杠：A、B、C三项。A项指白人的影响、利益和意向；B项指白人和土人的文化接触和当地文化的变迁和发展；C项指土人文化的遗留。
通过席明纳里的讨论和启发，当时大家已感觉到这个三项格局似乎太简单化了，需要进一步诠释。多数人认为A项和C项不能简单地指白人或土人原来的文化。以A项说白人带进殖民地的文化与他们原来生活中的和移入殖民地后继续对他们发生影响的家乡文化，与他们在殖民地上生活中表示的文化是有区别的。殖民地的利益和社会风尚本身对白人在殖民地上的文化生活发生着它特有的影响和作用。以C项说殖民地上土人的实际生活和他们在本乡部落中生活时所表现的传统文化也是不断在变动。以B项说，就是土人和白人文化直接撞碰的殖民地社区的文化，既不是以洋代土，也不是以土加洋的简单过程，洋土文化双方变动的关键看来是取决于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态度，两者是合作还是抵触。如果双方处于合作的关系时，在土人和白人双方文化上都可能产生互相取长补短的融合取向。相反，如果双方处于抵触的关系时，就会招致冲突甚至仇杀和战争，在文化关系上说是分离、对立、破坏和取代。在三项法中发现动态取向的关键在于接触双方的利益是否有一致的基础。马老师在他的文化动态论里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决定动态取向的是他所谓“common measure of interest”（即“利益上的一致性”），也称之为“the common factor in cultural change”（即“文化变迁中的共同要素”）。
他的这个提法表明他接触到了殖民主义的实质问题。殖民主义就是列强对掠夺殖民地资源和劳力进行掠夺的政治制度。殖民者和殖民地人民是站在根本对立的立场上，在这种政治关系上要找利益上的一致性等于缘木求鱼或与虎谋皮。现在我们可以觉得马老师为什么会连这一点基本知识都没有？这是个历史过程中以今论昔的人们容易提出的而可能永远难于回答的问题。马老师的文化动态论里在提出利益一致是文化融合的前提时，他何尝不知道在殖民地上这是个不现实的前提呢？在他这本遗著里转弯抹角地表达这个意思。现在我们重读他遗著中这一节的论点，可以说他实质上已指出了在殖民地上，如果不消灭以西方掠夺当地土人的资源和劳力这个根本事实，文化接触和撞碰必然导致冲突和战乱，招致一个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马老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能说到这个程度，我想他实在已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殖民主义表明了不可能更鲜明的批判态度了。
马老师1938年在席明纳里明确提出了对他三项法的初稿要增加两项即D和E的修正方案。这两项都是补充C项的，C项原是指土人方面“传统的遗留”。增加的D项是指对土人部落文化的重构，E项是指土人自发的整合和反应的新力量。
D项和E项的补充，显示了马老师已感觉到在他的文化动态论的初步分析中，对土人的定位似乎是过于处于被动的地位。殖民地的文化接触把西方文化放在主动地位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事实上整个过程确是西方文化入侵引起的。但是处在被动地位的土人也有他们从长期的传统文化中培养出来的要求生存的愿望和在一定条件下积累着取得生存的办法，而且正在不断谋求与西方殖民者接触时继续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事实。土人的意愿和利益在文化接触中决定了他们对西方殖民者的态度和关系。所以当马老师提出文化接触中的共同利益一致的因素时，不能不感到必须加强他对土人方面传统文化的认识，这是他补上D项的一个原因。在把土人方面的因素从纯粹的被动地位上升到对立的地位时，席明纳里的田野工作者自然会想到当时正在欧洲殖民地发生的种种土人的反抗运动，而且非洲土人们也正在主动地吸收侵入的文化，把新引进的那些文化整合进生活中去，发生了一系列殖民地土人文化改革运动，不论这种运动是趋向于合作的或对抗的，这些运动也不能不承认是文化接触的产物，并不是单纯的传统的复旧或保守。这就促使马老师增加另一项表格来关注这方面的情况。于是，修正的表格又增加了E项(14)。
由于对非洲的文化动态并没有感性知识，我本人没有权利在这个三项或后来修正的五项表格上多作议论。我只在重读这本《文化动态论》时想起了1937—1938年“今天的人类学”的席明纳里一些至今还没有消失的回忆，并想联系马老师对这个新课题的思考和摸索历程，在这篇“书后”中记下来，增加一点对马老师不断面对事实开拓前进的为学精神和他的“文化动态论”不断修正和发展的认识。
五
马老师是1942年逝世的，距今已56年。现在他在社会人类学学科中已成历史性人物，而且经过他死后10多年的被冷落，在学术上的威信也已经不像他生前那样火热了。库珀记述现代英国社会学学派的那本流行较广的英国人类学小史里，还是把马老师放在首章，但讲到他1938年从伦敦经济学院退休，全章就结束了。紧接着英国这门学科的带头人就轮到原来和马老师并峙的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e-Brown）了，英国这门学科的中心也从伦敦经济学院移到了牛津大学。牛津大学是1937年设立社会人类学教授讲座的。被库珀说成在学科中可能起革命作用的马老师的文化动态论，正是在英国社会人类学这次交班之际开始出场的。也许可说是生不逢时，不久就夭折了。
马老师离开伦敦后在美国耶鲁大学落脚，以访问教授名义，还想把这个尚未成熟的文化动态论通过席明纳的方式，在新开辟的园地里继续加以培养。但是，他没有估计到的是，这次空间的转移，使他失去了耕耘了近30年的熟土，而新的园地却不具备栽培这株幼苗的条件。梅特劳克斯（R．Metraux）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Malinowski”人名条下用了stranger和in exile的字眼来形容马老师在耶鲁的处境(15)，说他在美国是个“陌生的外来客师”，而且带着“流亡者”的心情。原来这同一门学科在英美两国的传统各异，甚至在名称上英称社会人类学，在美称文化人类学。理论师承又各有所宗。在英国，当时尽管马老师已下岗，但接班的布朗教授还是公认的功能学派，和马老师是相同的，虽则两人所讲的理论内容已大有差异。而美国则另有自己不同的学派，和英国井水不犯河水。梅特劳克斯接着说，耶鲁大学的大部分学生似乎没有他在伦敦的那些学生那样成熟，他们不熟悉他的著作和他那种欧洲观点，师生相互间都有些格格不入。这位老教授不那么愿意重复讲解他理论的基础论点，而且还引了1944年出版的他那本别人整理成书的遗著《文化的科学理论》为例说，这书的行文不适合美国学生的口味。关于这一点我是有体会的，伦敦经济学院的席明纳确有它的特色，它的成员很多是马老师原来的学生，而且多数还在这门学科里做实地研究。席明纳里的发言切忌引经据典，而要列举在实地调查中得来的事实加以分析和阐述。在耶鲁一时要组织起这样的席明纳是不容易的。学术传统和传授方法的不同使得马老师成了一个陌生的外来客，和一般的学生们思想上接不上头。
马老师在耶鲁说是有点流亡者的神态。这或许是因为他到达美国时正值二战刚要爆发，不到一年他的祖国波兰又首遭纳粹毒手。他的学生费思在他死后纪念他的文章里也说到，马老师原来是个并不愿意过多过问政治的学者。但是自从二战开始后，即他到了美国，却积极地起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甚至出面担任美国波兰移民组织的主持人。那一个时期他对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要求十分同情，甚至在行动上也卷入了进去。他一生中亲自编写的最后一本书是《自由与文明》，可以表明他对当时政治的态度和激情(16)。他在美国的一系列行动，导致当时德国法西斯统治者下令禁止他的著作在德国势力范围里发行和传阅。看来马老师晚年受到当时法西斯的压迫是相当严重的，而且在他逝世之前美国尚未参战，他并没有看到二战的结束。尽管当初马教师还是想在耶鲁继续文化动态的研究，而且得到了终身教授的任命，但天年已尽，只能赍志而殁了。甚至他要写的《文化动态论》，也只能留下一些残章片记，让后人去整理出版了。
重读一些追忆马老师的文章，我看到马老师在1940—1941年暑假曾去墨西哥访问当地的农民，企图研究他们的贸易制度，在当地居留了8个月。这次旅行的目的和收获我未得其详，但使我发生了许多联想。首先是马老师是不是还想在美洲这个新大陆上寻找一个可以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田野再度发挥他的所长，并且继续深入“文化动态研究”这个课题？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殖民地土人中正发生着的文化变动和其他有农业传统的地方的人走上工业化道路的性质是类同的，那就是说20世纪后期世界各地古老的农村，在现代工业入侵的过程发生的社会文化的变动，实质上和19世纪以来在殖民地人民生活的变化有共同之处。他这点认识我去年在这个高级研讨班上讲到，他给我《江村经济》写的序言时已经提到过。他很赏识我在上述那本书里所写关于“蚕丝业”的一章。我记得这一章的底稿确曾在1938年的席明纳里宣读过，因之马老师对它有较深的印象。他在序言里说：“我个人认为或许有关蚕丝的这一章是本书最成功的一章。它向我们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它证明，社会学需要研究社会工程的有关实际问题。”现在重读这段话，再联系当时在席明纳里讨论《文化动态论》的经过，就更容易理解他当时赞赏这一章的由来。这一章实际上是我运用马老师的“三项法”的一次初步尝试。
联系上我自己的《江村经济》，我对马老师去墨西哥八个月的访问心里发生了一个推测，很可能他还是在为文化动态论寻找现实的标本，依旧用他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曾经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再一次用于研究新领域和新问题。何况他在西太平洋的研究原是从当地的贸易制度入手的，使他一举成名的那本《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里所描写和分析的不就是库拉（Kula）制度吗？时间上相去已有半个世纪，空间上相距何止万里，而马老师还是马老师。如果天假以年，谁敢断言不会又有一本能惊动社会人类学的名著以马老师的名义再次出现在历史上呢？请原谅我这个已进入耄耋之年的老人，一时浸沉在重重往事的憧憬里，做出一些富于感情的幻想。如果丢掉幻想，面对现实，只能说马老师的“文化动态论”已以它不成熟的状态，像一块石头落入水中沉入大海了。它并没有在社会人类学的学术世界里引起过太大影响。它在社会人类学的历史上似乎已是翻过去了的一页。
六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我重读马老师的《文化动态论》，有很多收益，总括起来，这些收益都与马老师晚年的追求所给予我的启发有密切的关系。马老师在晚年深切体会到当时日见突出的文化接触问题，体会到文化变动的激速和深入程度，他认为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学科必须跟上形势的发展，把文化动态作为“现代人类学的新的任务”（The new task of modern anthropology）。他在《文化动态论》里开宗明义指明了社会人类学今后发展的趋向。他说：“社会变动是社会存在的状况，包括社会精神和物质的文化，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转变的过程。……这种过程不论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在人类文化中经常发生。……由于西方文化正在大规模地扩散，非洲所见到的文化变动和欧洲的那些比较不发达的还按着传统方式生活的农村，转变成和英、美、法等国工业发达地区相近的形式的过程，实质上并没有深刻的不同。”(17)
他在二战初期所说的话到现在看来更显得正确了。但是回头看二战以后西方社会人类学是不是沿着马老师期望的取向开拓，还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使我们遗憾的是马老师没有机会完成他逝世之前的计划，在他生前亲自写出有关文化动态的这本著作。现在我们能读到的只是他的学生从他遗留下来的残篇和杂记中编缀而成的文集。正如他的另一位学生露西·梅尔（Lucy Mair）在纪念这位老师的文章中说的，马老师如果看到现在这本书，一定会按他过去的习惯那样大加修改和补充的。梅尔女士要说的就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马老师的文化动态论并不够理想和完善。(18)我本人也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评论不应该削弱马老师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这个研究方向的重要性。事实上，他不但为社会人类学提出了发展的方向和新的研究领域，而且以非洲殖民地的文化动态的实际情况揭露这个地区原有“土著文化”受到的破坏，预言这种文化变动会导致当地的民族矛盾、冲突和战争。他凭着一个人类学者的职业道德感，为当地研究的对象——受奴役的“非洲土人”——说了“公道话和真心话”。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对马老师为社会人类学者树立了模范表示衷心的敬意。
后人对马老师这本《文化动态论》感觉到不够完善，是因为他在这本书里只讲了非洲殖民地的文化动态，并没有说明这个研究范围里所见到的只是人类文化动态中的一个特殊例子。其实，马老师并非不自觉他这个例子并不能概括文化变动的全面情况，所以这本书还有一个副题“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对非洲种族关系的一个探索）。
他也说明了他在非洲种族关系中看到的是一种在不平等地位上的种族间的文化接触，他还进一步说这样引起的文化变动是“一个较高的文化对一个较简单而被动的文化产生的主动冲击性的影响的结果”。如果允许我用我们现在通行的话来说就是“西方文化凭借其政治和经济优势用入侵的手段强加于无力抗拒的非洲土人所习惯的传统文化而引起的文化变动”。这也就是19世纪开始西方工业化先进国家用武力推动西方文化扩散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人类历史长河里是昙花一现的在一定范围内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变动，是文化变动的一种特殊模式。马老师及时地对这种模式在其消亡前不久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做了科学的分析，其结果自应有其很重要的历史价值。
我认为这种对殖民地文化变动模式的分析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一是因为在非洲这个地方居住的人民，经过了这段殖民地时代，还是要生存下去，而且发展起来的。如果社会人类学者有机会继续对在新条件下生活的非洲人民进行调查研究，确实能见到他们重建文化的另一个文化变动的模式，对此两个时期文化变动的比较研究可以提供很宝贵的知识。二是因为我们虽说殖民主义时代在人类历史中已经过去了，但继之而来的一段时期里，这种文化上的殖民地模式是不是会用另一种面貌再度出现在人类历史上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从马老师的《文化动态论》里面我们可以取得的教训。我们应当牢记不忘这项有现实意义的教训，使社会人类学真正能成为马老师所希望的一门为人民谋福利的应用科学。
1998年3月3日初稿于北京
(1) 吴文藻：《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90—253页。
(2) 此书1940年初版，1987年重版。关于翻译经过，我在第一讲中已有了叙述，这里不重复了。
(3) Bronislow Malinowski，1945，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pp．9-11．
(4) Bronilsow Malinowski，1935，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Kegan Paul，后记部分。
(5) Bronilsow Malinowski，1935，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Kegan Paul，后记部分。
(6) Adam Kuper，1983，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y：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Routledge，p．34．
(7) Malinowski：“The Rationaliz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Administration”，Africa，1930（3），pp．405-429．
(8) Bronislow Malinowski，1945，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52．
(9) Bronislow Malinowski，1945，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pp．55-56．
(10) Bronislow Malinowski，1945，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in Af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p．26．马林诺斯基在《文化变迁的共同因素》一章中讨论了如何可以更好地实现平顺的变迁。这里强调的是“common factor”这个概念，他在第67页中说：“无论在何时，当欧洲人和非洲人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利益认同（identity of interests），当白种人拥有实施规划良好的政策的能力和知识时，这个共同因素也就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种族双方之间在观念、情感以及总体面貌上的合作和共识。”此外，他把白人强制造成的对黑人权利的剥夺及宗教文化殖民化看成是强迫型的“共同因素”，是“负面的共同因素”。这里民族平等的观念十分明确。为了引导殖民政府和传教士尊重非洲文化，马林诺斯基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了一些非洲文化形式的合理性。他说非洲人的祖先崇拜在基督教传教团体和殖民政府的压力下走向了地下。但这种文化的压迫对于变迁的设计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从来祖先崇拜有其整体的制度功能，是非洲人的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宗教表现，如果消灭这种东西，也就会消灭非洲社会稳定的机制，造成不稳定。所以，应当对这种文化形式采用比较中和的态度，不要急于消灭，而要尊重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这一点，马林诺斯基在早期论著《巫术、科学与宗教》一书中早已提出。从这一点来看，马林诺斯基的文化动态并没有完全脱离功能论的基调，他仍然坚持认为文化有它满足人们个人和社会需要的功能。
(11) 他的访问从6月到10月共延续4个月。
(12) Bronislow Malinowski，1945，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p．15．
(13) Ibid．，p．17．
(14) Bronislow Malinowski，1945，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pp．75-76．这里，马林诺斯基列出供文化分析用的表格为：
他的原文对D、E两项作了如下解释：“为了更明确我们的论点，有必要（在三项基础上）加上D这一项，其中包含的是对前欧洲（殖民主义入侵前非洲）状况的重构。”“最后……我们用E项来记录非洲人自发的再整合或反应的新生力量。这里出现的是诸如非洲种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以及部落爱国主义的重新解释。”
(15) 该百科全书为1968年版。
(16) 这种观点进一步体现在Lucy Mair论述马林诺斯基和社会变迁的论文中，见：Lucy Mair，“Malinowski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in Raymond Firth ed．1957，Man and Culture：An Evoluation of the Work of Bronislow Malinowski，et．，Routledge and Kegan Paul，pp．229-245。
(17) Bronislow Malinowski，1945，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in Af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pp．16-17．
(18) 这种观点进一步体现在Lucy Mair论述马林诺斯基和社会变迁的论文中，见：Lucy Mair，“Malinowski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in Raymond Firth ed．1957，Man and Culture：An Evoluation of the Work of Bronislow Malinowski，et．，Routledge and Kegan Paul，pp．229-245。